驻京办主任iv-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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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迎来送往、“跑部钱进”、招商引资、搜集信息、“截访维稳”等工作再熟悉不过了。
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丁能通经常在我面前哭穷，求我在贾朝轩面前溜缝，希望贾朝轩给驻京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批几块好地，丁能通常说，驻京办这个地方，有多少钱都不够花。我问他为什么？他摇着头说，那么多京城大员的夫人孩子都来驻京办报销，再加上省市领导的老婆孩子，财政那点钱根本不够。在驻京办，最肥的差事就是接待处处长，一天到晚不知要安排领导吃多少顿饭，如果接待处处长不检点，光靠报销饭票子就可以赚个盆满钵盈，后来黄梦然东窗事发，有相当一部分贪污款是多报饭票子。在驻京办人人都有一个关系网，主任、处长们不用说，就连车队队长由于经常为领导以及领导的老婆、孩子开车、派车，而成为心腹的也不乏其人。有一次我和能通开了一辆挂部长级车牌子的奥迪车，去中央党校接贾朝轩，奥迪车驶出中央党校大门不远，就被一名上访妇女给拦住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身。在车上，我跟丁能通开玩笑说：“能通，你应该将每天经历的事用日记记下来，将来驻京办主任不干了，就以驻京办为题材写小说，再把小说拍成电视剧，一定会火遍大江南北。”丁能通不以为然地说：“只可惜我对文学一窍不通，怀远，你不是一直都有个文学梦吗？什么时候想写小说了，我给你提供素材，不过发了财，可别忘了挖井人。”当时只是戏言，不承想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经过“肖贾大案”炼狱般的心灵洗礼，我通过文学重新找同了自己。当年和能通的戏言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越来越让我寝食难安。我的头脑中不停地构思着《驻京办主任》这部K篇小说，其实从当年与能通戏言开始，我的头脑中就没有停止过对驻京办这个特殊政治平台的思考。终于以昌山市驻京办撤离北京为契机，我的灵感被激发了，我下决心完成《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当然我没有忘记丁能通当年对我的承诺（尽管是戏言），要想让这部作品生动起来，丁能通是一口深井，即使他不情愿，我也不能放过他。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能通听了我的想法后，竟将就任驻京办主任以来的日记借给了我，整整三大本，在我看来，这三大本日记不用修改，起名为《驻京办日记》，直按给出版社出版，就会成为中国最火的一本书。丁能通的这份真诚，让我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我深知，只有写一部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才不至于辜负能通对我的希望。这也是我之所以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能通”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暗含着一种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警示、提醒和嘱咐。众所周知，驻京办是个大染缸，有一个别名叫“蛀京办”，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要想做到出污泥差而不染，谈何容易啊！从“肖贾大案”算起，东州市仅副市级以上领导就倒了三批了，这期间东州市驻京办也有两名副主任腐败掉了，这就是钱学礼和黄梦然，我不希望再有第三个，更不希望丁能通重蹈覆辙。毫无疑问，小小的驻京办好比百慕大三角，北京城有很多驻京办，如果每一个都好比百慕大三角，那么北京城就成了一艘闯入百慕大三角的船，说办句心里话，在我心灵深处不情愿将驻京办比做百慕大三角，姑且比做一座座迷宫，驻京办主任都是些身陷迷宫的人，我希望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能成为阿里阿德涅线团上的线头，每个驻京办主任手里都牵着这个线头，像忒修斯杀死牛头人身怪物一样，成功走出迷宫。因此，我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能通”，其实就是献给了所有驻京办主任。
但是我拿到能通给我的日记后，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东州市监狱局的朋友请我吃饭（当然他也是我的书迷），告诉我原东州市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在监狱里一直不安心改任造，始终企图通过申诉为自己减刑，目前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可以出一本书了，我才突然顿悟，何不以一位刚刚被双规的驻京办主任作为叙述者，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写一份自白书。我一直在创作上有一个改造、革新小说形式的抱负，应该以《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也就是《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为契机，大胆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为此，不惜破坏掉传统的所有模式，正所谓不破不立。好在我是学理的，不受文学固有的思维之狱的限制。
《驻京办主任》写的是腐败分子丁则成在被双规时对犯罪过程的回忆。为了准确把握丁则成的心理，我求监狱局的朋友帮我借阅了钱学礼在狱中的申诉材料，通过阅读，我大受启发，钱学礼的申诉材料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充满了含糊性和矛盾性，他申诉的主要理由，就是竭力辩白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由于丁能通的陷害，称自己是“肖贾大案”的受害者，称贪官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或者某一些人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的过错，整个社会的过错，凭什么整个体制和社会的过错要由个人来承受惩罚？同时他又以忏悔的口吻坦言自己的罪行，讲述事情的原委，并细细描述自己贪污受贿的心理，在罪与非罪之问拷问自己的灵魂，使读到这份申诉材料的人感到：钱学礼的罪行虽然违反了党纪国法，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又因为他处在一种逼良为娟的环境中，这种含糊性和矛盾性恰恰反映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残酷性。为此我在《驻京办主任》中设计了一个美若天仙的杨妮儿，表面上她是替父报仇的侠女，通过美人计一步一步逼丁则成掉进了桃色陷阱，但更深层次的隐喻是，杨妮儿犹如现实当中的机制充满了诱惑，杨妮儿恰恰是运用机制上的缺陷诱惑丁则成掉进桃色陷阱的，丁则成实际上是一个颇有警觉性的驻京办主任，但是人性在强大的机制面前是十分弱小的，丁则成的就范不是他个人的就范，而是官场人在体制面前的集体就范，我恰恰想通过《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揭示官场人面临的整体困境。旧的机制正如美丽的杨妮儿一样，诱惑着官场人，一个一个地掉进陷阱。尽管有对机制深刻的思考，但是我并未使小说陷入粗俗的色情和传统的道德说教之中，而是始终向灵魂付出美感，我一向认为使文学作品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也只能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力图使《驻京办主任》成为一部探讨艺术和审美的小说。丁则成在自白中对犯罪心理普鲁斯特式的剖析，充满了碎片和梦幻。驻京办的现实是残酷的，但丁则成的头脑中却是迷幻的，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人物都像章鱼一样生机勃勃。
从这个意义上讲，《驻京办主任》这部作品大大超出了自传体的范畴，而成为一个浩渺的、诗意的存在。这部小说全篇采用了典型的倒叙，但在叙述中间不时插入丁则成在“双规”中的情况。这种叙述方式完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思维之狱，在表现悲剧冲突时没有渲染毁灭和悲情，而是突出了与传统悲剧不符的戏剧性效果和荒诞风格。《驻京办主任》描写的是丁则成自作自受的悲剧，却极富戏剧色彩，充满了黑色幽默的魅力。本来丁则成迷恋杨妮儿的美貌，费尽心机想把杨妮儿搞到手，杨妮儿却将计就计诱惑了丁则成，以至于丁则成向专案组领导喊冤：“在驻京办主任的岗位上，我一干就是十年，直到我遇上杨妮儿，这个勾人魂魄的小婊子。请原谅，专案组领导，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是被桃色陷阱陷害的，我是冤枉的。”之所以这么写，就是想造成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艺术效果。但是在哭笑不得之后，人们不得不绕到小说的背后，去寻找更加深刻的存在，这就是我的写作意意图。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陷害与反陷害的故事，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滑稽与模仿，目的是想告诉读者，小说的荒诞完全是由于现实生活的荒诞使然。
顾怀远
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十六时整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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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恍如一梦
王晓方一向认为，顾怀远的小说是一面镜子，凡是镜子都有点可怕，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然而王晓方有个习惯，他喜欢在睡觉前躲在床上读几页书。近来他读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发现他了解的顾怀远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甚至几个。正如他在《驻京办主任》中读到了不止一个丁则成，而是一批丁则成一样。通过读这本书，王晓方判定他脑海中的顾怀远与现实当中的顾怀远不是一个人。之所以有这种判断，是因为这本新出版的《驻京办主任》与顾怀远以前创作的其它作品截然不同，如果不是“顾怀远著”几个字赫然封面，王晓方几乎猜不到这是顾怀远的作品，不光王晓方猜不到，估计顾怀远的书迷也无人能猜得到。王晓方记得博尔赫斯曾经讲过：“我想尝试写一本非常好的书，谁都猜不到会是我写的。那就是我的目标。”或许是记忆出现了偏差，恍如在梦中顾怀远也对王晓方说过，以至于让王晓方混淆了回忆与幻想之间的界限。
在《驻京办丰任》中，丁则成的自白采用了回忆录的形式，难道回忆中就没有幻想？或许整部小说都是顾怀远幻想的结果亦未可知，但是细节太真实，以至于又让王晓方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驻京办主任》读起来明明是一部悲剧，却常常让人忍俊不禁，像是一部喜剧，看上去顾怀远像是在与读者开玩笑，但是掩卷之后，才发现玩笑原来是梦魇。这种写法是王晓方最近刚想尝试的，却被顾怀远抢了先。
在文学创作上，王晓方发现自己总是步顾怀远的后尘，他始终没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当他读了顾怀远刚刚出版的这部《驻京办主任》后，他恍然大悟：自己太喜欢顾怀远了，以至于一直都在模仿他。他记得齐白石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当时他的学生模仿齐白石的对虾，画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人一般不能分辨真假，为此他的学生飘飘然了。王晓方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和齐白石的学生一样的毛病。正如齐白石的学生想成为齐白石一样，作为顾怀远的崇拜者，王晓方很想成为顾怀远。正因为如此，他脑海中也有一个丁则成，正当他构思过程中，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出版了，王晓方发现他想写的丁则成恰恰是和顾怀远描述的一模一样，为什么会如此巧合？王晓方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他发现自己的脑海仿佛是一个中了魔的花园，丁则成不是个游园者，而是牛头人身怪。他太喜欢自己设计的丁则成这个人物了，但是被顾怀远占了先机，写进了《驻京办主任》中，自己怎么办？自己设计的丁则成就因为与顾怀远书中的主人公重复而放弃吗？绝不能，经过苦苦思考，他决定将自己的书名定为《驻京办》，《驻京办》与《驻京办主任》完全是两本书，根本不重复，就像《吉诃德》与《堂·吉诃德》完全是两本书一样，没有任何舆论认为《吉诃德》是《堂·吉诃德》的跟风书，当然就更不存在重复和模仿了。
其实，走进书店，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堂·吉诃德》只有一本，而《吉诃僖》却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无不靠丰富多彩的《吉诃德》支撑着，如果出版社只出版《堂·吉诃德》这种书，书店只卖《堂·吉诃德》这种书，那么出版社、书店都无法生存。这么一想，王晓方甚至有些沾沾自喜。看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并不是靠《驻京办主任》这种书生存，读者真正喜欢的应该是《驻京办》这种书，不然为什么书店到处是《吉诃德》这类作品？
为了写好《驻京办》，王晓方反复阅读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为了使两部书迥然不同，王晓方想放弃《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这种同忆录式的写法，他想尝试在形式或心理上的变体，但是他很快放弃了这种伤脑筋的想法，他觉得既然现在的长篇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长篇小说的抄袭，那么模仿就是一种高明的创造。何况他囿于《驻京办主任》的原文而只好放弃变体。原文太精彩了，他情不自禁地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王晓方坚信克隆是最前沿的科学，他对超越顾恍怀远信心十足。甚至不止一次地梦到《驻京办》出版了，评论家好评如潮，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驻京办》丰富多彩的程度几乎让《驻京办主任》望尘莫及。
其实他梦想超越顾怀远的梦从来就没有醒过。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顽强地用笔写，连手指都磨出了茧子。他之所以坚持用笔写，而不用电脑打，是因为他坚信像《驻京办》这种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