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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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我独行……”（老实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歌名）也变成了出殡送葬一定会演奏的曲目。
后来许多台湾艺人群起抗议港剧的侵略，说是造成工作机会受到威胁。而政府也开始讨论这些社会现象，甚至规定港剧只能播四个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经那么轰动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没有了，社会上恐怕会暴动吧！就因为这条例的限制，中视在播到一半之后，只好继续将《楚留香》版权转移给华视，真是太便宜华视了。
同时，因为港产武侠剧实在太轰动，因此当局又把它给禁掉。但当时，VHS规格及BETA规格的录影带开始流行起来，许多出租店也开始出租盗版的港剧，因此大家纷纷到出租店租港剧了。台湾有个年代电视台，当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剧录影带而起家的。
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顺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说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还是怎样，在检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检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现在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说，当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民心里噤声，并被逼着要自我检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应该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因此精英们只能选择医科。到国民党统治，“二二八”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本省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台南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为甚，台南人喜欢子弟当医师，喜欢女儿嫁医师。
而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所谓的地方士绅，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员，或者是一些考过科举的秀才及比较有学问的人，让他们来带领地方的发展。一直到了日据时代，因没有科举考试，所以地方士绅就变成了由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担任，如医生、老师、农改人员之类的。早期台湾受尊敬的职业，除了医生之外，还有老师。在比较早以前，如果你是男的，或者你是理科，你会被期待往医生方向努力；如果你是女的，或是你是文科，你会被期待往老师方向发展。当然，老师及医生的组合那简直就是金童玉女了，这也符合过去家庭的价值观。
所以，从这个历史因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后来民进党，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赞助者都是南部的医界人士。
另一方面，传统台湾人对法律、司法之类的职业就比较有负面态度了，因为台湾人传统上多数不信任司法是够客观公正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而律师则被视为是一种不太有道德的职业，只会耍嘴皮子，为了混口饭吃，黑的也要讲成是白的。就算你很有正义感，也有可能被对方在法庭外报复，因此老一辈的人会认为当律师有损阴德，不算是好职业。这些观念其实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原因。
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这种问题，妈妈总是支吾其词。有一次被我问烦了，她就答“爸爸给妈妈打针就有你了”，嗯……现在想想这样的回答充满了禅机，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还算美满，生活一切还都过得去，就跟许多台湾20世纪70年代组成的家庭一样。父母都是中南部来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间对话以及跟朋友们对话几乎都是讲闽南语。但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跟他们对话反而都是用国语，爸爸到现在还一直很后悔，说是他没逼我好好学闽南语。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会，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移入，主要有四个族群，闽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与少数民族（1。7％）。
闽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几百年来陆续迁入，这两个族群几百年来也是嫌隙不断，过去还常有一些族群及村庄间“械斗”的事情发生。不仅闽客之间会械斗，闽南间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械斗，惨烈的情况也令人发指。早期台湾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拳头师”，就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师，因为在械斗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这些武师练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鹤拳之类实战性攻击性较强的拳法。他们还要负责带领一些乡勇练武保卫乡里，所以现在台湾民间常有一些如宋江阵之类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从过去械斗中的作战阵形中演化出来的活动。台湾乡间还有许多的“有应公庙”，其实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斗而亡的无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实他们本来是住在平地的，但汉人来了之后他们被赶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汉人之间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又常械斗，客家人因人口较少处于劣势，也被赶离平地，所以在台湾的客家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区为多。
自从日据时代后，闽客之间的冲突有意被压制下来，到了现在，虽然相安无事，但一些习惯或经验，仍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小情结，比如说传统上认为嫁女儿千万不要嫁给客家人，或者娶媳妇就要娶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客家女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对的，女儿如果嫁到客家人家里，客家婆婆常认为闽南女人爱漂亮又懒，一定不会做很多家事，不会吃很多苦之类的。当然，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越来越淡了。
1949年前后，约两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来台，除了少数高官高级将领外，大部分都是乘船来台，而后国民党当局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到了现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们长期掌控了台北从上到下的资源，因此，也许可以说，跟我同一辈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县市，闽南语说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在台湾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设施，有点儿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他们，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但也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着有趣的昵称：“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当初许多孤身随军来台的官兵，国民党承诺等未来“反攻大陆”之时，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田耕作，配发了证件叫“战士授田证”，但后来反攻无望，这根本也变成废纸一张。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起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附近喊着卖大馒头之类的话；或者，他们也只当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之类的基层工作。而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红烧牛肉面”，这种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在思乡情的驱使下，凑合着台湾现有的食物材料做出来的。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当然，这些“老芋仔”们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悲剧其实更多，这是时代造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许多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要说的“李师科银行抢劫案”，不仅是震惊全台的台湾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更因为主角就是这么一个老兵而令人瞩目。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件事现在都一直被人当做案例提起。
李师科案
当年的另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一样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钱，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坏人，可他居然干下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持枪抢银行时留下一句名言：“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万！”
这句话被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玩警察抓小偷时争相模仿，然后当警察的小朋友一定会说：“李师科！看你往哪里跑！”不过如果在家自己乱喊，反而会被妈妈敲一下头。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动机也不断被大家当做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般民众才去关心外省老兵的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李师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李师科抢银行真的是件轰动的新闻。在后来几年，社会上还常常有种说法：从李师科那时候开始……搞得好像台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李师科前”和“李师科后”两个时代似的，让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称“人类的历史可分为尼采前及尼采后”，原来李师科在民间的历史地位已经那么高了啊！
李师科案后来被拍成电影，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两部我都看过了，最后都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还有话要说！”他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连瞧都不会瞧的人一样。在过去的台湾，很习惯用“忠党爱国”、“绝对服从”等符号来定义这群老兵。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相结合。但在背后，有多少渺小的个体在时代中呼喊着无奈。原本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忠诚部队所以才来台，后来随着时代的慢慢开放，才知道有相当的部分并非真正有着“为国牺牲”的想法，只是被国民党强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开始散布到民间各个角落。有些原“青年军”，因加入部队失学，退伍后继续苦读，等到四五十岁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横公路有一个长春祠，即是纪念这些殉职人员的。中横公路最险峻的景点太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