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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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首席检察官格拉索在电视上汇报说，迄今为止，450名普罗文扎诺的支持者被捕，数亿欧元的财产被没收，“‘我们的事业’在普罗文扎诺躲藏期间付出了代价”。
因此，六个月之后“拖拉机”被捕，格拉索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据他说，这主要是耐心的旧式警察工作作风所取得的成果。许多参与其中的年轻警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抱有热情和坚定的信念，而且他们还做了大量的无偿加班。
2006年4月11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流言工厂制造更多的谣言。在普罗文扎诺被捕的几个小时内，他说出的几句话被人们当做秘密信息来仔细研究。“你无法想象你正做出的伤害”，据报道，臀察突然冲进他那问简陋的藏匿地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某一个秘密协议被撕毁了吗？他是在暗示若没有他的话，“我们的事业”将回到战争状态，再一次谋杀法官并在意大利城市里放置炸弹吗？一个权威的黑手党历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普罗文扎诺的责备只不过是黑手党分子经常以社会的和平缔造者自居而说出的冠冕堂皇之词。黑手党分子门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就重复着这一套说辞。
接下来还有埘普罗文扎诺的诬蔑称号：坏警察。据说，当普罗文扎诺第一次走进监狱时，“矮子”雷依纳的儿子就冲着他这样喊。你还会经常听到黑手党观察家们说，普罗文扎诺实际上是宪兵的情报员。1993年1月，普罗文扎诺为了夺取“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最高权力而将“矮子”出卖给了警方当局。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宪兵队推迟了18天才搜查了雷依纳的藏身处所，18天使得黑手党有足够的时问将威胁其他“君子”的信息清理掉。据“小手”杰弗瑞所言，“我们的事业”中有许多人对普罗文扎诺抱有这种怀疑。
支持这一怀疑的证据还很缺乏。但现在众所周知的是，雷依纳的儿子没有向普罗文扎诺叫嚷过。此外，在2006年2月，于1993年负责抓捕雷依纳行动的秘密特工和宪兵上尉因为没有任何过失而被宣布无罪。法官裁定，未能对雷依纳位于尤迪托的别墅进行及时的搜查是失误而不是犯罪。但是“拖拉机”与宪兵内部有其他线人的说法仍然是他被捕之后在巴勒莫流传的众多谣言中最可信的一个。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简单的饭食：乳清奶酪和菊苣；一张有毯子但没铺床单的床；几件与农夫生活相搭配的物品：一本圣经、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总之，这位“我们的事业”的最高老板在藏匿期间确实过着简朴的生活。当然，我们从他众多的代理人被没收的巨额财富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也可以生活得极度奢华，如果他有自由这么做的话。但是首席检察官格拉索认为他的“贫穷”也是他在策略上的一种选择，这种做法符合“黑手党伦理”。通过简朴的生活作风，“拖拉机”为其他黑手党分子树立了自我牺牲的榜样。鉴于许多黑手党老板在监狱里过着艰苦的生活，作为黑手党最高领袖，普罗文扎诺有必要摆出这种姿态。
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在其当老板的岁月里充当了“我们的事业”的调解员、战略家和道德模范。2006年6月20日，人们明白了足普罗文扎诺阻止黑手党陷入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内战。结果证明，黑手党也受历史问题的困扰。
2006年6月20日上午，警察义展开了一次精彩的抓捕行动，抓获了45名黑手党嫌疑犯，他们中有许多人至少位列家族老板一级。有些人经历过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负责的大审判。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普罗文扎诺信任的是老一代的黑手党老板们。
当普罗文扎诺的笔记被解密后，逮捕背后的许多信息被揭露出来。其他的信息来自于一个窃听器，窃听器放置在了米开朗琪罗大街上一个不起眼的铁锈斑斑的车库里，大街从黑手党控制的一个区一直贯穿到巴勒莫市中心以两。调查官从这些信息来源中得知，普罗文扎诺将其在巴勒莫“我们的事业”内的权力授权给了两个人，这两人为了继承普罗文扎诺的位子而处于战争的边缘。
警方当局对萨尔瓦多·罗·皮考乐和安东尼诺·罗托乐这两个人都有所了解。罗·皮考乐已在逃二十多年，并一直被吹捧为普罗文扎诺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罗托乐早在卢两阿诺·莱焦掌权时期就是科莱奥内家族的一个盟友。他被捕的时候正在服无期徒刑，但是他伪装患有心脏病而被获准在家服刑。警方将窃听器安装在离罗托乐别墅的花园围墙不远的生锈的车库里。车库离花园非常近，罗托乐可以翻过花园的墙进入车库，在车库召开会议并向他的副官们大声宣读普罗文扎诺的笔记。调查机关宣称，出入车库的人中有两个常客据说一直负责罗托乐的日常事务。两人的犯罪记录都与黑手党有关，而且他们的职业背景让那些仍然相信黑手党世界是由一群暴徒组成的人感到大吃一惊：他们俩一个是建筑企业家，一个是神经科医生。
根据对车库会议的公开窃听记录来看，罗托乐萌生杀死罗·皮考乐的想法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据说，他对他的神经科医生朋友说：“罗·皮考乐想把我们都杀死……他很愚蠢……我们首先得给他的脖子勒上绞索。”当普罗文扎诺被捕的时候，他似乎仍然在考虑是否批准罗托乐提出的将罗·皮考乐除掉的正式请求。显然，罗托乐也很自信地认为他的请求一定能得到批准：他已经购买了好几桶硫酸。
调查人员查看黑手党的历史就是想解释清楚为什么罗托乐及其团伙对罗·皮考乐那么紧张，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他“愚蠢”。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名字：因泽里洛。
纽约的卡罗·甘比诺老板的表弟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20世纪70年代跨大西洋海洛因繁荣时期黑手党最大的毒贩之一。1981年5月，因泽里洛刚刚搞到手一辆阿尔法·罗密欧防弹车就被谋杀。科莱奥内家族正是通过杀害因泽里洛和“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纳而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大规模屠杀“君子”们使他们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力。当时，“矮子”雷依纳下令消灭掉因泽里洛庞大的亲属网络。他们之中有14人死亡，其余的人则逃往了美国。但现在，大屠杀过去25年之后，普罗文扎诺的“和平黑手党”掌握大权，逃亡者开始返回。他们得到了萨尔瓦多·罗，皮考乐的热烈欢迎。
在实施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之中，安东尼诺·罗托乐是最后几个仍然能够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充分行使权力的人之一。因此，他觉得自己很容易受到因泽里洛家族的报复就不难理解了。警察秘密放置在他车库的麦克风透露出了他的担忧：“如果他们开枪射击的话，我将会是第一个倒下去的人。”正如意大利一位对黑手党事务发表评论的顶级评论员所说，“逃亡者在科莱奥内家族看来如同幽灵一般”。而这些幽灵似乎已经在暗中监视罗托乐的行动。
最近几个月里，警方在打击“我们的事业”的巴勒莫领导阶层的行动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即使是在全球媒体汇聚到西西里岛报道普罗文扎诺被捕之前，一些法官们就开始担心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普罗文扎诺和“我们的事业”的军事领导阶层中的其他人员的身上。正如其中一位所说，对普罗文扎诺产生兴趣“就像是一盏灯将耀眼的光芒投射到了黑手党星球的一面，从而使得另一面变得更加黑暗”。就“黑手党”的黑暗面来说，他指的是在“矮子”雷依纳对意大利政府发动战争期间秘密逃窜的那些腐败的律师、企业家、医生、金融家、公务员和政治家。这样的人物自黑手党成立以来就是黑手党体系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又回来继续对“我们的事业”的内部事务行使他们旧有的影响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追捕普罗文扎诺期间获得的秘密笔记提供了一些最明显的证据来证明这位法官对“黑手党星球”黑暗面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普罗文扎诺写下了一页页潦草的代理交易记录，这些记录表明“拖拉机”几乎不需威胁就能获得保护费。人们常常去接近他，请求得到他的帮助。在人们接近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残酷的商业逻辑。“我们的事业”的客户公司可以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可以走捷径拿到公共工程合约并迅速取得资金。同样，“我们的事业”的政治家客户发现自己更容易被政党机器选中。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事实，在西西里社会的某些领域里对黑手党有一种需求或欲望。
西西里报纸的刑事案件版块讲述的都是在熟悉的地方发生的熟悉的犯罪故事。如同在“黑手党和平时期”的其他月份一样，2006年1月，“我们的事业”继续实施其“潜伏”策略。不过，就像在其他月份一样，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小型暴力和恐吓案件反映出一股神秘的犯罪力量，它的作案手法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一个半世纪里都没有改变。新年那一天，在巴勒莫的莫拉拉镇，也就是以前的康卡德尔镇（黑手党就诞生在这里的柑橘林里），一位神父兼社会活动家发现他的车胎被割破，旁边还放有几个子弹壳。1月28日，一个擅自索取保护费的男子在卡卡莫被枪杀，身上有多处枪伤。卡卡莫曾经是1890年诺塔巴托洛的主要嫌疑人拉法莱·帕里佐罗的选区。同日，在科莱奥内（在这个地方，伯纳迪诺·韦罗曾在一战前与黑手党展开过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一位工会会员的车在另一次警告性袭击中被烧毁。
这些事件都无法像普罗文扎诺的被捕一样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但是它们放在一起却构成了一则最令人不安的新闻报道：“我们的事业”依然强硬地控制着它的地盘。西西里岛的影子政府确保这块土地无法摆脱它的过去。
司法系统在最近三年里也一直关注着过去。不安的魂灵们不断地被召唤进审判室。魂灵“上帝的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于1982年夏天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他的案件于2003年在英国和意大利被重新审理，黑手党老板皮波·卡罗被认为是主要嫌疑人之一。还有两位勇敢记者的魂灵：一位是1970年消失的毛罗·德·毛罗，另一位是1977年在巴勒莫被谋杀的马里奥·弗朗西斯。“矮子”托托·雷依纳现在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德·毛罗，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弗朗西斯。还有“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的魂灵。法官们仍然在努力追查钱奇米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勒莫建筑热潮时期开始积累的财富。最后还有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的魂灵。司法机关正在调查“我们的事业”在谋杀这两位英勇的法官之前是否与商界和政界的高级神秘人物有过协商——一些黑手党反叛者一直坚持这样认为，但是调查结果却一直悬而未决。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热衷于唤起过去的幽灵。如果有个人能代表战后意大利政治历史中的不确定因素的话，那个人一定是七次担任总理的朱利奥·安德莱奥蒂“叔叔”。2004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维持了前两次审判的判决结果，从而使得意大利的司法系统对安德莱奥蒂和西阿里黑手党的关系作出的意见有了盖棺定论。1980年之前，安德莱奥蒂一直自觉地协助黑手党犯罪组织。但是在1980年，一位身居高位的基督教民主党同事遭到谋杀，从而使安德莱奥蒂与黑手党断绝了关系。出于意大利实行时效法，安德莱奥蒂参与黑手党的罪行因超过法律追诉期限而被免于定罪。大多数意大利人似乎认为这一判决并没有玷污这位老人的声誉。2006年春天，一脸微笑的安德莱奥蒂主演了一部手机广告片。接着，好像要完全重塑声誉一样，安德莱奥蒂以少数票的优势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这也难怪，鉴于公众乐意忘记过去，最近的司法判决读起来就像历史课本。以印有“2004年12月11日”日期以及“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名字的文件为例。德尔·乌特里是传媒巨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总理的广告助理。在1771页严密的论证中，德尔·乌特里一案的法官们解释道，“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如何为了筹集毒品生意的资金而在意大利大陆实行一系列的绑架活动；它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贩卖海洛因的巨额利润进行投资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莱奥内家族是如何在大屠杀中消灭了黑手党的根据地。当意大利政府终于开始回击“我们的事业”逐步升级的暴行时，科莱奥内家族又是如何试图寻找新的政治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