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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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普罗文扎诺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在一段时间里，有人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被人误解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绰号叫作“拖拉机”。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证词让世界都知道了这个绰号，他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主要的黑手党悔罪者，来自东部遥远的卡塔尼亚家族。在他看来，普罗文扎诺只不过是一个无情的杀手，没有“矮子”雷依纳狡猾多了。了解内情的黑手党反叛者现在已经推翻了他的这种形象。科莱奥内家族更习惯称呼“拖拉机”为“会计师”或者“伯尼叔叔”。他们说，普罗文扎诺的商业和政治头脑要比雷依纳更为精明。身兼医生、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君子的焦阿基诺·彭尼诺1991年成为污点证人，他说普罗文扎诺是“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政治事业上的主要参谋。彭尼诺在1981年曾经有一次自言自语说要把钱奇米诺集团从巴勒莫市议会里驱逐出去。他被传唤与伯尼叔叔会面，还没等他解释，伯尼叔叔就明确告知他闭上嘴巴并待在原地不动。
许多年来，普罗文扎诺都在雷依纳幕后进行操作。当雷依纳忙于与政府交战时，普罗文扎诺悄悄地在发展商业和政治脉络，以便能为西西里黑手党带来大量固定收入。普罗文扎诺的商业生涯起始于卢西阿诺·莱焦建立的一家清洗毒品赃款的贷款公司，他是一名收债员，并且从此对医疗卫生业、建筑业和废物处理业颇有研究。如同西西里大部分的经济行业一样，这些行业也被公共部门所控制，因而也就是被由那些与政治家有良好关系的公司所控制。
当然，“伯尼叔叔”绝不是一个温和的角色。作为黑手党委员会的长期委员，他已经多次缺席被判处终身监禁，原因是他下令暗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等杰出人士并策划了1993年对意大利大陆发起的爆炸运动。普罗文扎诺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负责发动了一起在“我们的事业”与一个黑帮新联盟之间展开的战争，这个联盟以西西里南部和东部为基地，最初是被驱逐出黑手党的君子们组成，他们称自己为“斯蒂达”（Stidda），寓意“光明之星”和“坏运气”。普罗文扎诺运动的许多受害者——仅仅一个阿格里琴托省在三年内就有三百人——都是被斯蒂达便宜收买来的少年枪手。
自从莱奥卢卡·巴加里拉于1995年被捕之后，接任“老板们的老板”的普罗文扎诺就改变了“我们的事业”的战略。法官们将他的伎俩称为“潜伏”，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我们的事业”置于公共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因此，自从普罗文扎诺接管黑手党以来，针对国家知名人士的谋杀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杀的人几乎都是商人，都死于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在普罗文扎诺的领导下，甚至巴勒莫和卡塔尼亚的轻微犯罪也大幅减少。一个专门研究有组织犯罪、商业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法官罗伯托·斯卡皮纳托认为“伯尼叔叔”已经掌握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在媒体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中也不存在。”
了解普罗文扎诺的前黑手党分子们都说普罗文扎诺的管理风格比雷依纳的管理风格更加温和，更倾向于利益的分享。在黑手党内部，他经常与一句话联系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从这位“老板们的老板”这里截获的一些商业信函使我们对他的管理方法有了一些了解：“在信的末尾我要对您说，我完全听从您的派遣。我祝愿您万事如意并将我最深情的祝福献给您和您的父亲。愿上帝保佑您。”“我们的事业”仍然是集权式统治，但却不再是“矮子”雷依纳手下的独裁统治。内部和平是普罗文扎诺的首要考虑因素。
“伯尼叔叔”领导下的“我们的事业”还恢复了收取勒索保护费这项核心业务。在过去的几年里，合法企业支付保护费的压力明显增大。勒索保护费有利于实行“潜伏”战略，因为他们不需要实施极端明显的谋杀作为惩罚措施，通常一把火、一顿打或者持续不断地对攻击目标实施抢劫就足以让那些不愿把手放进口袋里的人乖乖听话。
保护费也是黑手党获得公共工程合同的传统基本手段。2002年7月，全国公共工程管理局发布的证据表明，为预防腐败而建立的黑箱式投标制度在西西里遭到系统性的颠覆。据巴勒莫首席检察官估计，96％的政府合同都事先被人操纵。
目前，两西里的大部分公共开支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而不是来自罗马的意大利政府。“2000年议程”是欧盟为了促进欧洲大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制定的计划。针对西西里地区的发展计划在2000年至2006年的六年中预计开支将会超过75860亿欧元，目的就是“持续显著地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因素，提高长期竞争力，创建以环境价值和机会平等为基础的充分而义自由的工作准入条件”。当然，这个新的颠覆性的“我们的事业”并不打算分享这个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西西里岛的设想，至少下面这段2000年夏天窃听到的谈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们得把整个‘2000年议程’计划拿到手，因此他们建议大家不要弄出动静以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萨尔沃·利马被枪杀时已经当了12年的欧洲议会议员。
西西里不再有任何海洛因提炼厂。最近的趋势是毒品在罂粟种植地被加工。但西两里仍然是进入北美市场的一个主要渠道。在1981…1982年大屠杀中将大部分毒品贩子除掉之后，科莱奥内家族立即将所谓的“许可证”给予剩余的毒品贩子，让他们代表该家族做毒品生意。有证据表明，西西里黑手党和新兴的东欧犯罪组织之间在毒品业务上有联系。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听说两西里的高级“君子”们和俄罗斯的黑手党早在1992年就在布拉格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他们似乎还在瑞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美国的黑手党分子也出席了会议，讨论的还是毒品和军火贸易问题。
现在从所有这些非法活动获得的利润比斯特凡诺·邦塔纳、托托·雷依纳和“上帝的银行家”所处的时代更容易隐瞒、清洗、转移和投资。无论是从事柑橘水果生意或是国际金融，黑手党始终能召集到专业的人才。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黑手党的子女们现在得到的教育足以使他们成为律师、银行家和地产经销商。
普罗文扎诺的主要成就是堵住了“我们的事业”中的反叛趋势。清除悔罪者及他们家人的政策已经停止执行，目的是鼓励那些污点证人撤回证词并重新回到组织。与此同时，普罗文扎诺还将对犯人的关心重新看作“我们的事业”优先考虑的事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混乱中，许多被羁押的“君子”并没有得到工资。被捕的布兰卡乔老板在狱中写给助手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老板们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的一些想法，摘录如下：
我们有20人因为这些审判而破产。他们没有办法来应对这种局面。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每人提供三到四套公寓，那样他们自己及家人的经济前途才能有保障。
在我被捕之后，监狱里的人总是问我为什么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停掉了……我的意思是一个月两百万里拉（六百英镑）算不了什么……我以前支付五百万里拉（一千五百英镑）……我催促你付给他们的钱至少要和我付给他们的钱同样多……当我逃亡时，我们在银行一年存了将近两亿里拉（六万六千英镑）的基本工资外加10亿到10。5亿之间（33万英镑－50万英镑）的额外工资……我们的建筑工们必须得为坐牢的狱友及家属建设公寓……如果有任何人延误的话，我们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任何利用我们牢中狱友的家伙都是让人蒙羞的败类。
在普罗文扎诺的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为囚犯准备的共同基金重新启动，基金来源于整个组织的收入所得税。结果，正如圭多·罗·福特法官所说，“在政府提供的好处与黑手党保障的福利之间，囚犯们现在还是选择后者”。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危机中，当“我们的事业”似乎处于失败边缘时，黑手党成员不愿意让他们的儿子加入这个组织。现在恢复了入会仪式，尽管在招纳成员时更加挑剔。为了防止成员背叛组织，黑手党在招纳成员时更愿意接受那些来自与黑手党历史渊源较深的家族的年轻人。正如斯卡皮纳托所说，“家族纽带是抵抗黑手党成员与政府合作的抗体”。
普罗文扎诺已经网罗了一批老板们，他们要比那些同雷依纳亲近的年轻杀手年龄大得多。“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调查法官们有时将普罗文扎诺现在统治的巴勒莫委员会称为“元老院”，因为大部分成员都在五六十岁左右。担心黑手党委员会中会出现悔罪者也是推动这一变革的原因。年长的黑手党分子通常考虑得比较长远：他们得为孩子考虑，并且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孩子们。
黑手党家族和辖区内部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隐秘，只有少数几个“君子”被选中来充当交流的沟通渠道。现在看来，“君子”向其他黑手党分子隐瞒身份也成了普遍的做法。
普罗文扎诺为应对组织中的反叛者挑起的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自1997年以来，只有一位重要的“君子”成为污点证人，与此同时，立法者也试图对如何使用悔罪者进行严格控制。“利用悔罪者作证”的现象一直是法官们使用的一件有争议的武器。第一次审判安德莱奥蒂时所作的判决强化了悔罪者不可靠的论点。这个案件的争议之处是一个受警方保护的关键悔罪者将另一名歹徒杀死。法官们为了回报所得到的信息而为黑手党反叛者提供好处的做法从此被取消。一位悔罪者在被捕六个月之后所提供的任何证据现在也被视为无效，问题是六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不足以使一名“君子”将其一生中每天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交待出详细的信息。
当普罗文扎诺的组织将毁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支持网络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普罗文扎诺已经缔造了一种“黑帮和平”。由于“我们的事业”的枪声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问，有人甚至听到一些评论家评论说黑手党正在走向灭亡，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新世界对于普罗文扎诺这个半文盲暴徒来说过于现代化而使他无法理解。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黑手党应对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巨大挑战：资本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产生、民主、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重要意识形态的起起伏伏、全球战争、工业化以及去工业化。19和20世纪所采取的任何反对西西里黑手党的措施都没能阻止它的继续存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事业”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如果听任它继续发展的话。“我们的事业”不会自然消亡。斯卡皮纳托法官将其描述为“一种集体智慧，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能够适应并抵制那些用来反对它的不同手段”。
这种“集体大脑”的命运仍未可知。意大利执法部门针对“我们的事业”所采取的行动也比以往更加协调、更有效率了。例如，在2002年7月，警察通过在犯罪嫌疑人的汽车上放置微型全球定位系统信标而逮捕了据说是整个阿格里琴托省的“我们的事业”的委员会成员。共有15个人，其中一人身兼医生、贵族和省议会的议员。据说，这些老板们聚集起来是为了选举一位新的老板。
但是，正如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西西里黑手党的命运与其说取决于执法部门不如说是取决于政治，即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及其与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之间的关系。伯纳多·普罗文扎诺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仍然逍遥法外的老板们和科莱奥内历史上的领导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像雷依纳和巴加里拉这样没有变成污点证人而在恶劣的监狱制度下被判处终身监禁将近十年的人。监狱外面的老板们需要和平和“潜伏”来实施长期的重建战略。监狱里面的老板们则迫切需要改变立法：首先是改善监狱条件，特别是著名的第41条法律附加条款禁止他们在关押期间继续管理黑手党事务；还有改变没收黑手党财产的法律，甚至推翻大审判所建立起来的先例，或许可以通过追溯法来削弱悔罪者提供的证据的价值。黑手党为了向政府提出要求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动了袭击，但是这些要求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足。
现在，在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去世以及意大利大陆爆炸案爆发十年后，一些观察家担心“我们的事业”已经在政府中找到了人，愿意提供给它想要的东西。
总管家和广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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