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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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利克·摩迪阿诺　　　　　　　　5％
　　　　未读任何作家作品　　　　　　　　　　5％
　　　　　
　　　　注：此表系根据向读过一本书以上读者调查制做的。
　　　　　
　　　　①　　这篇文章发表在法国《快报》周刊第1426期（1978年11月11日出版）上，这期封面以红色勾边大字标题醒目刊出《法国在读书》，并发表一帧一法国男子手捧书籍的大幅彩色照片。
　　　　②　　意即电视节目由电视台决定，尚不能由电视观众自行选定。
　　　　③　　Henri　Troyat：（1911—　　）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主要作品为《蜘蛛》（1938）、《播种与收获》（1955）、《未来的继承人》（1968）。于1959年入法兰西学院。
　　　　④　　Guy　des　Cars（1911－　　），法国小说家，主要作品为《没有姓名的官员》（1940）、《暴徒》、《作弊的女人》、《该死的女人》、《上流社会》（1961）、《施与者》（1973）等。
　　　　⑤　　Audré　Malraux（1910—1976），法国作家，主要作品为《征服者》、《人类的命运》和《希望》等。曾于1959年任法国文化部长。

肖曼
英国的汉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英国对东方语言的学习，开办了现役军人的特别训练班，主要设在伦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院”。1944年，指定了斯卡布勒委员会调查对东方、非洲、斯拉夫以及东欧语言的研究情况。这个委员会1947年发表的调查报告建议一个较全面的作法，历史、经济、宗教、哲学、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都要研究。政府为这些研究项目提供较多的资金，有六个大学得到扩大东方系教学的特殊拨款。1952年这些拨款停止了，因而只有伦敦大学支持的“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得以继续扩大这方面的研究。
　　　　1960年成立了以威廉·海特爵士为主席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海特要求为扩大少数几个特殊研究中心拨给较多的资金。1962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发起在英国大学里开展研究东方的十年规划，重新恢复特定的拨款制度，指定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检查。1971年“大学拨款委员会”报告说东方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因此到1972年停止特殊拨款，给地区研究中心的拨款改入各大学拨款总额。
　　　　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在日益增加。1968年伦敦建立“近代中国研究院”，负责研究工作和联系工作。


“八重洲书籍中心”及其他
日本出版界一瞥

　　　　去年九月，在东京车站南口的八重洲，新建了一家日本最大的书店——“八重洲书籍中心”。它的规模仅次于伦敦的“福伊尔书店”和莫斯科的“图书之家”而居于世界第三位。门市部上架的图书共二十万种，包括库存共达一百万册。它的最大特点是经售日本出版的所有书籍，甚至包括个人自费出版的书刊。每天约有一万五千至二万顾客，日销量约为二万册。
　　　　这家书店，是根据已故国会议员、鹿岛建设公司的总负责人鹿岛守之助的遗嘱建立的。在筹建过程中，曾受到中、小书店的强烈反对，终以不出售那些销路较好的周刊、袖珍本和连环画等为条件，达成妥协，并把原计划的建筑面积缩小一半。它由于鹿岛守之助的关系，得到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人士的支持。
　　　　“八重洲书籍中心”的成立，受到一般读者和中、小出版社的欢迎，因为对于读者来说，到一般书店购买想买的书，特别是那些滞销书，常常不能如愿，“八重洲书籍中心”却基本上可满足这一要求，而中、小出版社出版的书多数是非畅销书或滞销书，不受小书店欢迎，大书店则没有这个问题。
　　　　近年日本书店增加，大小共约有三万家，买书比较方便。人们到了东京，常常愿意到千代田区神保町一带逛，这里以书店集中而闻名。著名的三省堂门市部、东京堂、书泉等书店，以及代销《人民中国》、《北京周报》、《中国画报》的东方书店、内山书店、满江红书店等也在这一带。
　　　　就日本全国来说，多数书店是规模较小的，但资本雄厚的大型书店正在增加。例如，纪伊国屋书店几年前在大阪的梅田车站大楼内建立的分店，是东京“八重洲书籍中心”建立之前的最大书店。纪伊国屋书店和旭屋书店等都相继扩大了它们在北海道等地的门市部。
　　　　　　日本是个出版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全国约有出版社三千家，一年出书二万五千多种（1977年统计），即每天平均有新书七十种摆到书店门市部。走进日本的书店，会看到店内空间利用得很好，四周的书架伸至天花板，中央摆设书台，有的书台上还立着小书架，大量的书刊分门别类地陈列着。
　　　　书多了，要挑选高质量的也并不那么容易。粗制滥造的书不少。“在书的洪水中，出现了书的饥饿状态”，就是指这一情况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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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有种袖珍本的丛书，分两类，一类是“新书判”，开本是10。5×17公分，另一类是“文库本”，开本10。5×15公分。书店有专柜陈列这种袖珍本丛书，如“岩波文库”、“新潮文库”、“中央文库”、“角川文库”、“国民文库”等。读者很欢迎这类丛书。
　　　　著名的“岩波文库”，是从1927年开始出版发行的。1955—62年，出现了“新书判”的热潮。但是后来“文库本”越来越盛行。近年一些大出版社争相出版“文库本”，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十家出版社出版了四十多种“文库本”，一年出书近二千种。
　　　　过去，“文库本”多为经过精选的国内外名著、马列的经典著作等，但现在选题日益广泛，质量有所下降。如一些质量不高的现代小说，甚至连环漫画等，也出“文库本”。现在“文库本”也很讲究装饰，有彩色套封，相当精美。
　　　　“文库本”的最大特点，是价格低廉。如一本三四百页的小说，售价一二千日元，然“文库本”的定价只有几百日元。还有一个特点是携带方便，可以随便放在衣袋里。看来，“文库本”热在短期内不会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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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日本一些大学生和成年人津津有味地看无聊的连环漫画，也是一个怪现象。1972年，女画家池田理代子的《凡尔赛的玫瑰花》，共发行了八百万册，还改编为歌剧上演。这本连环漫画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又穿插进爱情故事，投合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的胃口。去年十一月，东京早稻田鹤卷町成立了藏书三万册的“漫画图书馆”，每天都有不少人借阅。当然，问题不在于连环漫画这个形式，而在于内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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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岩波书店、未来社等少数出版社的书批发出去后不得退回以外，其他出版社都采取委托贩卖制，销售不出的书可以退给出版社。退货率竟近40％。据统计，一年有十亿册书刊被当成废纸处理。1968年河出书房、1974年三省堂、去年筑摩书房的倒闭，都与此有关。这些大出版社的倒闭，在日本文化出版界和读者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刘德有
论翻译书

新璋先生：
　　　　大扎并尊译稿均陆续收到。René与Atala均系二十一二岁时喜读，归国后逐渐对浪漫派厌倦，原著久已不翼而飞，无从校阅，尚望惠寄。惟鄙人精力日衰，除日课外尚有其他代人校订工作，只能排在星期日为之，而友朋见访又多打扰，尊稿必须相当时日方能细读，尚盼宽假为幸。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é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métaphore，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二三千年传统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艺工作者长期摸索。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数年来不独脑力衰退，视神经亦感疲劳过度，往往眼花流泪，译事进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诚所谓眼界愈高，手段愈绌，永远跟不上耳。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烈热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或可对足下略有帮助。草草先行布覆，即候文绥。
　　　　　
　　　　傅雷拜启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狱中书简》不知何人所译，来书误为拙译，未审何故。辱排鄙人译事年表，以记忆力极差，又无记录，无法补充或纠正。
　　　　足下在何处工作，能见告否？
　　　　拙译巴尔扎克三种均将于一二月内出版（内《搅水女人》La　Rabouilleuse一种已收到样书，不知北京市上已有发售否？），丹
　　　　
　　　　纳《艺术哲学》正在上海印刷，二月中下旬可出书。
　　　　文言中“祈”字作“希望”解，不宜于信末代“颂”字或“候”字用。　　又及
　　　　　
　　　　附　　　　记
　　　　六六年底，听到傅雷已成古人的传闻，不胜叹惋。慑于当时文化专制的淫威，不得已而“坚壁清野”，把傅雷先生的多次来信和批阅的译稿，忍痛牺牲，投入炉中，付之一炬。现在影印的这封信，可称是劫后余灰：烧信时，趁家人转背之机，悄悄藏在后面的裤袋里，才得以保存下来。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想必是较有内容吧。
　　　　早在大学毕业前，为了练笔，译了一点有关罗曼罗兰的文字，贸贸然寄去，请傅雷先生斧正。先生并不因为是学生的习作而鄙夷不屑，也不因为是稚拙的学步而降低要求，前后回了几封信，译稿也经仔细批阅，用红笔和蓝笔作种种记号，一一指出毛病所在。来信则结合译稿提出若干原则性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盖叫天说得好，“慢就是快”，这是指开始学艺的人，必须走得慢，要打好基础，以后才能走快。
　　　　踏上工作岗位后，学习条件甚差，周围也无师长，只好向傅译请教：对照原著，含英咀华，苦读四年。开始把妙笔佳句注在原文上，慢慢越注越多，最后发觉几乎大半都已注出，那何必不全文抄录呢？于是发心把傅译六本巴尔扎克，一本梅里美，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检查阅。函中所说，“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全部傅雷译文中，只差服尔德的二十万字没抄，因为没有行距较宽的原版书，故函中有“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的询问。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谈到打基础，限于我当时的条件，对照阅读，或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抄书是笨办法，未必可取，要紧的是能记在脑子里。在自己跨出第一步之前，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走下来，看来是慢，实际可以省却徒劳的摸索，避免无谓的弯路。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傅雷先生的翻译，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达到较高水平的。当一个人能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他的本领就大了。这需要择其善者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