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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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疏忽”，希望在法庭外私下解决。普立兹奖金委员会从未遇到这种事，也深感棘手。

鸿国
兼听与纳谏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说，设置中书（为皇帝起草诏命）、门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命进行审驳）两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制约，“相防过误”。有些官员为了不得罪人，明明知道一些文件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提出来，就发下去执行。他们“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蔽”，这样做，终究会误国害己的。他并且告诫各级官吏，以后都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贞观政要》卷一）。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对一些大臣说，我发的诏命，如有不妥当的地方，你们也要提出来。不许“阿旨顺情”，“知而寝默”。如果你们不给我提批评建议，只是收收发发文件，那谁都可以干得了，我何必要挑选你们来干呢？！李世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既避免了封建统治者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机构的统治效能。
　　　　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做人君的，怎样做才能“明”，怎样做就会“暗”？魏征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还举例说，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所以会国灭身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听偏信，被奸臣封锁蒙蔽，就要死到临头了，自己还不知道（《新唐书·魏征传》）。李世民非常赞赏魏征的见解，并对一些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只有兼听、纳谏，君臣上下“共相切嗟”，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贞观政要》卷一）。
　　　　李世民还经常说，做皇帝的只有自己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别人才敢批评他。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圣贤，不会犯错误，谁还敢对他提意见呢？这样的人想不失败，怎么可能呢？一次，李世民在九成宫宴会近臣，魏征也参加了。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魏征曾劝隐太子把你杀掉，本来是你的仇人，想不到今天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啊！李世民说，魏征以前的确是我的仇人，但“……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听了这话，赶忙叩头拜谢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了“求谏”、“兼听”，对于批评他的人，总是给予鼓励，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怪罪，甚至还故意给予奖赏。
　　　　李世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兼听、纳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兼听也吧，纳谏也吧，最高最后的裁定人，还是他自己。所以，李世民的兼听、纳谏，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所说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当人民的公仆，不能当人民的主人。当然更不能象封建帝王那样，君临于人民之上。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毕竟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应该既听顺耳之育，也听逆耳之言；既听正面的意见，也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有些领导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或者几句刺耳的批评，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们把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认为要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会破坏安定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就不能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这就要弄清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安定团结的局面呢？是死气沉沉，鸦雀无声，还是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畅所欲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就难免会有错误意见，这是正常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人借口发扬民主，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措施得当，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奉劝这些同志学习一点唐朝初期的历史，研究一下“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于迟
读《玉抱肚·官悟》


　　　　明代有首《玉抱肚·官悟》的小曲，有句曰：“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网天罗。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①——这首小曲的最后一句，说得好极了！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们，历来是“不认错”，也就是不肯纳谏的；而那些进谏的“忠臣义士”，则往往挣扎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的“地网天罗”之中。
　　　　历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以及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任何剥削阶级总是要装饰几枝虚幻的花朵。设置“谏官”，表面上允许在帝王的耳边可以嘁嘁喳喳，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上“只可雾中看”的一朵惨白的小花。《尚书·胤征篇》谓：“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据此可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求谏的把戏，是由来已久的。
　　　　玩把戏的人有句口头禅：“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历代封建帝王的最骗人的把戏，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董仲舒之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鼓噪声中，把自己美化为神。于是，帝王的嘴巴“含天宪”，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即“天之令也”②，是芸芸众生不能触犯丝毫的。这就不难想见，向头上缭绕着灵光圈、人间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帝王进谏，尤其是“犯颜直谏”，其后果是什么了。
　　　　举几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殷纣王的叔父比干，见纣王荒淫无道，屡次劝谏，竟被纣王下令剖腹而死；另一个纣王的亲戚箕子，也是屡次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一巴掌把他打入牢房，直到周武王灭商后，才被释放。明朝正德元年，御史蒋钦等进谏，弹劾权奸刘瑾，竟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惨死狱中；天启四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进谏，奏劾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宦官魏忠贤三十二条罪状，结果左光斗被罢了官，死在牢里。如此等等，史不绝书。
　　　　也许有人会说，殷纣王之流是暴君、昏君，是拒谏饰非的，“明君雄主”——也就是好皇帝，当非如此吧？也不见得。朱元璋显然不能算是坏皇帝。但是，他对进谏者也常常是“龙颜大怒”，滥杀谏者。洪武初年，御史王朴生性鲠直，每向朱元璋进谏，“辨是非不肯屈”，“太祖怒令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③王朴的回答，义正词严。但朱元璋还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头。即使以求谏、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哪里能真正正确对待进谏者？著名的谏臣魏征，生前曾被李世民似乎视为掌上珠，病死后，李世民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他家，“拊之流涕”。但不久，却解除了其女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并悍然“仆所为碑”④，即推倒了他亲自作碑文的魏征的墓碑。唐太宗对谏臣的真情实感，如此而已！
　　　　在历代帝王的眼里，谏官究竟算是什么呢？鲁迅曾指出：“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⑤看来，在帝王的眼里，即使是最受宠信的谏官，至多也不过是允许进言“补一补”“袍角”的奴才。有些谏臣，也未尝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分。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专权擅政，虐焰薰天”，大臣王彻理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谏，力斥桑哥之罪，忽必烈大怒，下令左右开弓，猛打王的耳光。王辩护说：“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养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⑥原来，帝王与谏臣的关系，乃是主人与所豢养的良犬的关系。此中奥妙，当时的老百姓也未必没有识破。宋代的包拯，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清官”，也是个曾经“反复数百言，音吐愤疾，唾溅帝面”⑦的谏臣。但是，元代的民间戏文中，却这样描绘他的身分：“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陈奏，只说那权豪每是俺对头。他便似打家的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⑧
　　　　“自古君王不认错！”——应当说，这支小曲是独具只眼的。
　　　　　
　　　　①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卷10。
　　　　②《董子文集》卷1。
　　　　③《南京都察院志》。
　　　　④《新唐书·魏征传》。
　　　　⑤《且介亭杂文·隔膜》。
　　　　⑥《南村缀耕录》卷2。
　　　　⑦《曲洧旧闻》卷1。
　　　　⑧《元曲选》甲集，《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

王春瑜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彼多罗岛。他写过一本自传性的书，是用英文写成，书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九○九年在美国出版，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发行译本，题名《西学东渐记》，是一本值得怀念的书。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毛主席所列举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进步的中国人中，从引进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严复的功绩和影响最大。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书，成为他的不朽事业。当时所谓西方真理，就是西化。中国接触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推动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前进。康梁的维新运动，固然失败了，有它的历史意义。过二十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五四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光阴如逝水，五四过去六十年了。我们非常幸运，亲爱的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接再一次思想大解放，而思想大解放的内容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手段，四化是目的。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热心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也要学习先进学问。现在我们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也派遣大批青年出国留学，这是根本之图。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是值得略加介绍的。
　　　　容闳是较早到西方留学，并且用其所学，筚路蓝缕，为祖国的教育文化和物质建设做了开山辟路的工作。容闳最注重教育事业，他引西方大教育家阿诺尔德（Arnold）的话说：“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这可作为容闳的教育主旨看。
　　　　容闳自幼读书于澳门西塾玛礼逊学校，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后，学校迁至香港；一八四六年主持校务的布朗（S。R。Brown）回美，容随行赴美学习。一八四七年一月初由黄埔首途，乘帆船，经拿破仑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到达纽约，赴麻省，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肄业，预备入大学，在英文班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一八五○年夏赴纽海文（New　　Haven）考入耶鲁大学。他视数学为畏途，对微积分更甚。以英文优异，二、三两学期均获首奖，于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以中国人毕业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