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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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势焰，摘心剜胆，令此辈无可躲闪。至词气古茂，是两汉手笔”，评《祭蜚虫文》说“竟是一篇驱鳄鱼文字”。最后又有《题聊斋文后》的总评语：“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觚家论正宗，谓不若震川之雅且正也。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由此可见，王士祯之评《聊斋志异》，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当然，蒲松龄也曾读过王士祯的作品，并深加赞颂。因此他俩保有很和谐的友情。他俩从文字交开始，进而成为莫逆之交。王士祯还曾因事亲访蒲松龄，并留住数日方去。《三借庐笔谈》中所说的“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的话，是妄撰曲说，于事无据。王士祯与蒲松龄交往中，还有通财之谊，礼仪馈送则更是平常事。这也有书信可资佐证。他俩友情日密，非泛泛者可比，中间确有通财之谊，却无重金市稿之事。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了二十年才厘定成书，成书后，也还陆续写了许多篇增入集中。在写《聊斋志异》的二十年中，他和王士祯的交情已日密一日，当然王士祯之见原稿时，还在未成书之前。所以王培荀在《乡园忆旧》中说：
　　　　　
　　　　《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来往书札，余俱见之。亦点正一二字，顿觉改观。……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不许，言不足信也。《志异》有渔洋顶批、旁批、总批，坊间所刻，亦云王贻上士祯评，所载评语寥寥，殊多遗漏。
　　　　　
　　　　这里所说的“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固不免有些夸张，但他却说明了蒲松龄与王士祯亲密交往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王士祯评阅《聊斋志异》时，确是在未成书前。到他写《戏书蒲生卷后》一诗时，才是写于《聊斋志异》成书之后的。②王培荀既说“来往书札，余俱见之”，又说以千金市其稿的事为“言不足信也”，可见这些书札中，也不曾有要买原稿的事，那么要买原稿的传说，自是属于子虚乌有，从此又得一明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得到王士祯的评点题识，蒲松龄心中自是感奋，除和了《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外，翌年还写了一首七律寄给王士祯，表达钦敬之意：
　　　　　
　　　　泉石栖迟五十年，临风我自笑华颠。
　　　　文章近世无知己，几杖当时接大贤；
　　　　望斗瞻山钦雅度，明刑弼教阐真诠。
　　　　高官偏是宜名士，日下蜚声岂偶然。
　　　　　
　　　　《简王阮亭司寇》
　　　　　
　　　　《聊斋志异》成书后十年，蒲松龄居家较为清闲，因重整《聊斋志异》厘为定本，又把王士祯评过的《志异》各篇，辑成两册，寄给王士祯。他在信中写道：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者，不能为此言也。至于玉斧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繁，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流，愧陋不堪受宣城奖进也。
　　　　　
　　　　这里所表现的蒲松龄，并不象传说中所记的那样孤傲，相反的是很钦慕王士祯犹有“名士风流”的雅度，并希望他在京师能代为游扬呢！可见无须王士祯出钱收买原稿，蒲松龄反特为辑成二册“呈进”。这种作为，正和他孜孜于科举一样，同出于一个心理，又何劳他人给蒲松龄脸上贴金，使他变成一具尸位偶像呢！现在他所辑成的两册《聊斋志异》不知尚在人间否？这倒是值得追寻的一件事。
　　　　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一年）蒲松龄六十二岁，依然教书糊口；王士祯六十八岁，官刑部尚书。这年王士祯为移坟的事情请假回家，两位老朋友都希望借此机会能见一面谈谈，不幸因故没能如愿。事后，蒲松龄寄一首五言古风送别诗给王士祯，以达依依之情。明年，王士祯赠送一部《古欢录》给蒲松龄，蒲松龄很高兴。同时听来人说王士祯的听觉已经逐渐衰退，这时蒲松龄的听觉也已大不如昔，于是就回信答谢赠书之情，并安慰他说：
　　　　　
　　　　尺书久梗，但逢此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为刺刺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萦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静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蒙惠新著，如获拱璧，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
　　　　　
　　　　写到这里，笔锋一转，提到已逃的淄川蠹吏康利贞得到王士祯的荐书，又回到淄川来仍当漕银经承的事，因而婉转地忠告王士祯，请他另为安置，避免大家说闲话。他的原信是：
　　　　　
　　　　……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银经承，欺官虐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一县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教中人直欲登龙赴。某恐挠清况，故尼其行。果系门下纪纲，请渝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
　　　　　
　　　　这封信虽不象《上孙给谏书》那样痛切直陈，却也略无避忌之处，由此也可看出，假如他俩的交情不是很厚，蒲松龄将不会这样作的。
　　　　十年后，即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五月末，蒲松龄夜梦王士祯来看他，其实这时王士祯已死多日了。蒲松龄知道后，非常哀痛，写了四首挽诗哀悼他，其中一首写道：
　　　　　
　　　　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
　　　　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
　　　　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
　　　　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
　　　　　
　　　　不久，他又代毕韦仲（毕际有的二儿子）写了一篇情辞哀切的祭文。名虽代写，其中却洋溢着他哀悼王士祯的深挚的感情。
　　　　此外，日本人平井雅尾自称曾在淄川收有王士祯珍藏的蒲松龄的一方砚台，是淄川名产红丝石制的，并在《聊斋遗迹》中影印出砚底刻字的拓片：右，隶体阴文“柳泉著书第二砚”七字；左，行书阴文“渔洋山人珍藏”六字。没有见过实物，难以断定真伪，但也可用来作为蒲松龄与王士祯的友谊的一个旁证。即使这方砚台是赝品，也是因他俩确有这一段深厚的友谊关系，一直流传在淄川、新城一带民间，才会有这种赝品出现。再进一步说，以他俩有财物礼品往还的关系而论，蒲松龄将自用的当地名产红丝石砚赠送给王士祯作纪念，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以上所述看来，蒲松龄和王士祯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也说明蒲松龄并不是甘心林泉的人物，也是无疑义的。
　　　　蒲松龄虽然和王士祯相与甚厚，并很钦敬他，却没有象一般的世俗文人那样盲目宗尚他的诗文。他的《聊斋志异》无论在立意和文风上，都不同于《香祖笔记》、《池北偶谈》。就是他的诗作，也依然是自立门户，别具一格。这可举几首诗为例：
　　　　　
　　　　贵公子三首选一
　　　　　
　　　　斜阳归去醉糊，酣坐金鞍踏绿芜，
　　　　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
　　　　　
　　　　田间口号
　　　　　
　　　　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
　　　　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灾民谣
　　　　　
　　　　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
　　　　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
　　　　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
　　　　　
　　　　象这一类有声有泪的活画出现实生活的诗，诗集中很多，尤其是在他晚年的诗作中最多，这是和王士祯的诗作显著不同的地方，无怪张鹏展序五卷本《聊斋诗集》说：　　　　　　　　　　　　　　　　　　　　　　
　　　　……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其志节之所尚，有可想见者，此又其性情专一，勃郁往复之致，所以不容掩也。
　　　　　
　　　　这话是不错的，可以蒲松龄的一首《杂诗》作证：
　　　　　
　　　　脂苇福之偕，狂直祸所丛，
　　　　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
　　　　臣性受父母，焉能强之同。
　　　　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
　　　　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
　　　　　
　　　　蒲松龄之所以锐意科举，致志名卿将相，实有他的抱负，可是他不如王士祯来得灵活，所以作出“时文”来，也难得主考官的青目，虽然他的抱负与维持满族王朝的利益并无冲突。
　　　　　
　　　　①《倡和集》全四册。此目见于日本人平井雅尾的《聊斋遗稿》一书中，是蒲、孙两相倡和的词集。
　　　　②《戏书蒲生卷后》一诗，于《蚕尾集》卷一中为第二十二题，第十四题是戊辰人日《雪行华山下》作。第二十三题下注“己巳十一月初二日”。《戏书蒲生卷后》一诗恰在戊辰之末，己巳之前。蒲松龄的《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在六卷本编年诗集（钞本）中，也列在戊辰年，正与王诗写作年代相合。戊辰年即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这一年蒲松龄四十九岁，《聊斋志异》初稿撰定。过去有人曾据高珩序末署“康熙己未春日谷旦”和《聊斋自志》的署年“康熙己未春日”的年代，推定为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成书，是不确的。

侯岱麟
重印图书要注意学术新成果


　　　　已故史学家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及姊妹篇《中西回史日历》，是著名的两本工具书。最近，中华书局重印了《二十史朔闰表》。
　　　　关于汉初所用历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律历志》等认为当时沿用的是颛顼历；宋代就有人认为也可能用《殷历》，清代汪日祯《历代长术辑要》则更倾向于《殷历》说。《二十史朔闰表》取《殷历》说，并采用了汪日祯用《殷历》的推算。
　　　　197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竹简历书——《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在没有发现其他重要材料以前，这确是判断汉初历法的依据。《文物》1974年第3期《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因而明确指出“陈垣把太初以前的历法判断为《殷历》，则更是错误的”。该文并推算了汉初朔闰，列有《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朔闰表》。
　　　　中华书局此次重印《朔闰表》，似应注意及此，但他们连提都未提到，不能不说是个大疏忽。

苏许
闻一多的手稿（上）


　　　　闻一多的手稿，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现存手稿178种，约9021页。从时间上说，包括了从1919年元旦至1946年的作品。内容有新诗、杂文、文学论文、古文字研究、日记、书信，还有不少读书札记、报告提纲、文章片断，确有琳琅满目之盛。
　　　　学习作家怎样写文章，如何改文章，直接读他的手稿，是个好办法。不言而喻，研究一个作家，更应该读他的手稿。闻一多的手稿，特别值得重视，还因为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一生的最光辉的几年，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发表演说、文章都不自由，读其手稿可更见其思想光辉。闻一多由于突然壮烈牺牲，他的曲折发展的思想历程，自己还没有系统总结，庞大的研究计划突然中止，不少文章没有最后完成，读其手稿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闻一多。现在的《闻一多全集》，是在解放前编定、出版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不少珍贵资料尚未收入。我这篇文章侧重于对《闻一多全集》尚未收入的珍贵的手稿，作一些初步考察。
　　　　　
　　　　《仪老日记》值得重视
　　　　　
　　　　闻一多的手稿中，保存着《仪老日记》一种，共39页。这是他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写的。时间从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4日，要了解五四运动前夕闻一多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是重要资料。
　　　　《仪老日记》，工笔正楷，写得象字帖一般。文若其人，字若其人。读其日记，可想见当时的闻一多生活、学习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里，正遇期末考试，学习紧张。从1月20日到24日考国文、英国文学、文学史、统计学、修辞学、历史等课。历史课还有课外作业，每人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