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凇芭小闭壑兄饕宓拿逑鹿セ鞅缰しǎ跹每浯蠛屯崆准睹艿氖址ǎ准睹艽嬉磺忻埽跹游杷健岸氛苎А钡拇蟀敉菩蟹锤锩牡仿艺苎В约霸跹凇拔ぁ毙律挛锏幕献酉露笊毙律挛铮凇胺锤淳伞钡幕献酉赂愀淳伞１臼橛钟辛秸伦排小八娜税铩蓖菩型新宕幕降摹安欢细锩邸焙痛蟾闫涔畋缡酢�
在批判“四人帮”的反动历史观部分，本书批驳了他们所散布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关系新变动”、“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物质基础”等谬论，指出上层建筑决定论是“四人帮”历史唯心主义的总表现。“四人帮”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就是整个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们鼓吹的“路线决定一切”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正如本书指出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实质和核心是法西斯的权力意志决定论。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崩溃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违反经济发展的方向，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陈晏清这部二十万言的著作，将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起到积极作用。（震）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231页。
要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生产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准，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经常要考察和分析某些经济统计指标。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各异，各国公布和使用的经济统计指标的涵意、统计范围、计算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外国的经济情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一书，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统计中选择了四十组基本经济统计指标，详细介绍了美、英、日、苏等国各项指标的内容，分析对比，指出了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它不仅限于介绍指标的涵意，而是从理论上讲明它的依据；在文体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不妨举一简例：国民生产总值。它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活动的最概括最重要的指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把它当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经济危机的直接标志。该书在介绍这一指标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一是把劳动、资本、土地说成是生产三要素，认为凡是生产要素都创造收入，从而将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均视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这就掩盖了利润、利息和地租是剩余价值转化形态这一阶级实质。二是把“服务”（或称“劳务”）也包括在生产和生产性劳动概念中，认为举凡经过市场的服务收入都是生产收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结果出现了重复计算。书中举例说：假定某个资本家拿他的利润中的100块钱雇了一名家庭教师，家庭教师又用这100块钱付了医药费，医生又拿了这100块钱雇了一个保姆，本来只是100块钱，这么三倒两倒，最后竟变成了300块钱而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虚夸了200块钱。
读完这本书给人一个感觉：有关经济学的书并不都是枯燥无味的。（善）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342页。
《中国近代史稿》是由郭沫若同志生前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修订而成，叙述的内容从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止。由于字数较多，分为三册：第一册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第二册一八六四至一九○一年；第三册一九○一至一九一九年。修订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同志，最后由刘大年同志负责定稿工作。
第一册是在原书第一章基础上修订的，字数扩大了约三倍。新加了“一八四○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一章，增加了揭露沙俄侵占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罪行，以及各地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等内容。其他各章也都补充了大量事实，使全书内容比原书更加丰满。书中还增加了注释、插图、年表和外人译名对照表等。
本书除全面、系统地叙述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政府如何走上勾结的道路外，还具有较大的特点：书中较详尽地论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学术、文学以及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化。这样，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改变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书中还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结构严密，叙事简明扼要，史料、文字比较准确。（公义）
《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754页。
本书选了四十六位作家的五十篇作品，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成果和见证。
其中《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卫生组长》、《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满子夫妇》、《纠纷》、《我的两家房东》、《红棉袄》、《传家宝》、《村仇》等篇合起来，可以看到一幅色彩鲜明的新农村图景。新生活的风暴，势不可挡地荡涤着统治农村千百年的封建势力，以及它所造成的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迷信、文盲、不团结、不卫生等旧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其他的反封建斗争中，美的、光明的事物逐步取得了胜利。
《月黑夜》、《雨》、《地雷阵》、《荷花淀》、《“无住地带”》、《嘱咐》、《无敌三勇士》、《新战士时来亮》、《政治委员》、《他回来了》、《老营长》、《战地婚姻》等篇，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子弟兵的智勇双全、无畏无敌。作者们不仅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特征的细节和语言，而且以其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鼓舞着我们。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写了从落后转变为先进的人物，如《黑女儿和他的牛》、《土地的儿子》、《钱》、《莫忘本》等。这些人物往往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东西，但在党的教导下，他们改造了自己，成为革命的动力。
这些小说大都语言清新，富有生活气息。它们读起来是好小说，讲起来是好故事，不仅在主题和人物上具有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崭新面貌，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开辟了新路。（清怡）
文学小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文学小丛书，很受读者欢迎。粉碎“四人帮”后，不少读者建议恢复出版，出版社接受了这个建议。
现在重新编辑出版的这套文学小丛书，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但不收长篇巨著），书前有简要序言，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和作品说明等。
第一批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三十多种。
其中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有：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林家铺子》、夏衍的《包身工》、巴金的《海的梦》、老舍的《龙须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诗经选译》（余冠英译）、《离骚今译》、《九歌》、《史记选》、《杜甫诗选》、《唐宋传奇选》、《苏东坡诗词选》、《关汉卿杂剧选》、《杜十娘》、《聊斋志异选》。
外国文学有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德国《海涅诗选》、挪威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柔密欧和幽莉叶》、法国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梅里美的《嘉尔曼》、俄国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果戈理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契诃夫小说选》、《高尔基早期作品选》。（文）
《我的履历书：大平正芳》，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194页。
大平正芳生于1910年香川县，1936年毕业于东京商大（现在的一桥大学）。1951年起投入政界，于1960年任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后任外务大臣、通商产业大臣、政调会长等要职，于1978年竞选中获胜，出任自由民主党总裁及日本国总理大臣。
此书是作为日本产经新闻社特邀稿先在《产经新闻》连载，后汇编为单行本出书的。书中简述了作者本人的阅历和政界生涯，并自豪地回顾了日中建交和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的会见。他满怀深情地赞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历史功绩，写道：“如果没有这两位伟大领导人的见识与决策”，那时肯定不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
大平正芳也是酷爱读书的人。书中自述，事情再忙，他也要每周一、两次去书店买新书来，有时甚至站在书摊前读完一本书。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认为，读书是“吟味生的喜悦的瞬间”。（益民）
《鉴真》，安藤更生著，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1978年第四版，252页。
鉴真法师（公元688—763）是盛唐时期我国扬州大明寺高僧，后于玄宗天宝元年受日本留学僧的聘请，决意东渡，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历尽艰辛，终于天宝十二年渡日成功。当时他已是双目失明的六十六岁的老人，但他在日十年如一日，讲经传法，兴建佛寺，推广汉文，又亲自行医临症，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书作者早有《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平凡社）、《鉴真》（美术出版社），这一本是为日本历史学会《人物丛书》而写的第三本，省略了繁琐的考证，但也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益民）
书讯
震/善/公义/清怡/文/益民
漫谈鲁迅研究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以上是鲁迅纪念韦素园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得沉痛极了。但是鲁迅又哪里会知道，在他一瞑之后，他自己的尸首也成了无耻之徒的沽名获利之具呢？
远的且不必说，一九六六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那个政治骗子陈伯达，就谬托知己，大放厥词，胡吹一通。那个还没有资格谬托知己的文痞姚文元，也以研究鲁迅专家自居，在那次会上，小放厥词，胡吹一通。批林批孔了，“四人帮”就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来攻击总理。评论《水浒》了，他们就拿《流氓的变迁》来攻击邓副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了，那个特务张春桥就大谈《风波》里的辫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看，这不是拿鲁迅的死尸当作他们篡党窃国的工具吗？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鲁迅比韦素园走运多了。全集出版了。每隔五年、十年纪念一次。有些大城市里，还建立了纪念馆；有些机关、工厂里，还设有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小组。不但没有被冷落到言行两亡的程度，好像还很热闹。但是如果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察，看看上述的那些热闹活动，有多少起是被大大小小的谬托知己的无耻之徒和骗子利用了，成为他们自炫、沽名、卖钱、获利、篡党、窃国的工具，统计出来的数字，一定惊人。
今天，研究鲁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卫鲁迅，使他不受和少受那些骗子和无耻之徒的糟踏。
政治骗子陈伯达的老底，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狄克是谁，不是没有人知道；姚文元的那本“权威”著作兜售的是什么货色，也不是没有人知道。可是，说来真怪，在“四人帮”垮台以前，没有听见专家们吭一声，而曲意逢迎，摇旗呐喊的，却大有人在。翻翻当时的报刊，那种谄媚的嘴脸，不是无案可查的。
前些年，苏修御用文人费德林、齐赫文斯基、艾德林之流，也趁火打劫，三番五次，拿鲁迅这张牌来挑战，骂上门来。而姚文元之徒却充耳不闻，笑骂由他笑骂，陶醉在自我封锁中，深怕我们的太平学术空气被扰乱了。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以上说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也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我以为，�
![[米一] 1997年世纪末再叩问火星究竟有没有生命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