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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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avage　　servilityslides　　by　　on　　grease。诗人对于“汽车社会”的鄙弃是如闻其声的。
　　　　　　比喻之常见与重要既如此，翻译者又应对它们采取什么方法，什么战略？在这里，文体学的“语类”之分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决策。当然，每一个比喻或形象都需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但是一般地说，对于非文学的语类中的非关键性的比喻，特别是那些早已同普通语言化为一体的所谓“死比喻”（如：the　　bon　　of　　a　　car，foothills，throw　　a　　monkey　　wrench　　into之类），就无须拘泥，意译即可。而在文学作品之中，特别在诗里，既然比喻有着体现作者的敏感和时代风貌等等的特殊重要性，那就应该直译。所谓直译，是指：1。不要用四字成语等套语去译，宁可“欧化”些，以保持其新鲜。2。要十分准确。例如雪莱有一首题为England　in　　1819的十四行诗，其最后两行是：
　　　　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　　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这当中的phantom一词，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字典，有“幽灵，鬼怪；阴影，令人恐惧的东西”等释义，但用来译此诗都不合适。也许用“神灵”比较好些，因为雪莱此处此词所指的，实是革命，而“神灵”同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里所用的“幽灵”一词（德文是Gespenst，英译作spec…tre）——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既可以有所区别，又可以有所呼应。雪莱当然想不到会有《共产党宣言》这一具体的书，马、恩也未必对雪莱这一具体的诗或比喻有特别深刻印象，但是我们后世的读者心里明白：这两篇著作相隔不过三十年，正是在这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中，工人阶级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页，一个年轻美国诗人在1819年所憧憬和渴望的，在1848年变成了震惊全欧洲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之前，如果译者漫不经心地将phantom一词译为“鬼怪、怪物”之类，那就减缩了雪莱的革命性和预见性，那就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没有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了。
　　　　4。适合就是一切。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因此从译文来说，严复的“信、达、雅”里的“雅”是没有道理的——原作如不雅，又何雅之可言？
　　　　　
　　　　三
　　　　　
　　　　以上种种，无非是说词义学和文体学可能会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带来若干新见解。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它们的局限性。有许多翻译问题是它们所没有或不能触及或根本不关心的，所触及到的问题也往往谈得不深入，或只有零碎的材料罗列，而缺乏远的透视和大的综合。一种语言的运用就已经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事了，何况翻译者要处理两种语言呢！因此虽然他可以从现代语言学获得某些帮助，他必然还要求助于其它方面。例如一个文学翻译者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文艺学会对他更有教益：版本校勘之学可以帮他判断版本高下和文字真伪；文学史可以帮他了解作家所处时代的特点，作家在某一文学传统里的地位，以及与他同时的其它作家、出版商与读者的情况；文学批评可以帮他更加透彻地了解作品的艺术手段与通篇意义，等等。
　　　　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翻译者本身要有长期的、多方面的实践，从中积累甘苦自知的经验，在一定时候同其它的翻译者交流一下，其好处远超过读任何语言学或翻译理论的著作。
　　　　前几年看到一本Poems　　of　　the　　Late　　Tang（《晚唐诗》，1965年英国企鹅书店版），译者为英国人A。C。Graham，他译了杜甫的《秋兴》和孟郊、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译文和解说都很出色。他提到他曾用心译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一诗：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但几经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不发表译文，主要在于他不满意自己译文的最后一行：
　　　　As　　I　　lean　　on　　the　　balcony　　my　　tears　　stream　　down原因是：“Tu　　Fu　　will　　on　　occasion　　speak　　of　　his　　feel…ings，or　　at　　any　　rate　　his　　tears，with　　a　　simplicity　　which　　falls　　rather　　flat　　in　　English”（见该书91页）。这一点很有意思，他触到了一个词义学还不够注意的问题，即同一意义的词（涕泗与tears是完全的等同语），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里所引起的不同反应问题。某些词在一个语言里有强烈的情感力量，而其等同词在另一语言里却平淡无奇，上列“涕泗”便是一例。反过来，也有某一词在原文里近乎套语，而照字面直译到另一语言却显得生动、新鲜，“雨后春笋”便是一例。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殊不知真正的对等词应该包括情感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协律，引起的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点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世代的有志之士——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着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一种英雄的事业。

王佐良
1979年度美国文学奖金


　　　　每年春季四、五月间，美国文艺界颁布各项奖金。最重要的有两种：一是普利策奖金，一是全国图书奖金。前者是用美国报业巨子、《圣路易邮递报》已故主人约瑟夫·普利策的遗产当基金，于1917年所创始。后者乃由美国出版商协会所主持，今年已是第三十年度了。
　　　　普利策本人从事新闻事业，因此普利策奖金重视新闻写作方面的成就。但是在整个美国文艺界中，这项奖金是最高的荣誉，小说、戏剧方面也是如此。它的评选委员会由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新闻、文艺界著名人士组成，每年发奖。
　　　　今年的奖金于四月十六日宣布，获奖人如下：
　　　　小说——得奖者是《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作者约翰·契弗。此集共选了他自1945年以来所写的六十一篇小说，多半发表于《纽约客》杂志。契弗出生于1912年，于十七岁时即被一所私立学校开除，但他有写作才能，首篇发表的小说即以他被学校开除为题材。他此后一直未入大学，靠卖文为生，进行自学。他的小说内容多是反映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郊区生活的情况，其代表作是他曾获美国图书奖金的长篇《瓦普萧纪事》，不过最脍炙人口的还是要推他的短篇小说。本文下面谈到全国图书奖金时还要提到他。
　　　　戏剧——今年的剧本奖出了冷门，给了一个比较年轻而不是体制派的剧作家山姆·薛柏。他的剧本《被埋葬的孩子》获奖之日，早已停演。这戏是在纽约戏剧中心百老汇之外的小戏院上演的，因为百老汇的体制派导演一向不重视他的作品。薛柏生于1943年，曾在耶鲁大学就读，过去所写剧本有《罪行之齿》和《饥饿阶级的祸根》。此次获奖之作是写美国农村一个分裂的家庭，上演时，卖座极为清淡。
　　　　诗——获奖的是美国文学界最著名人士之一罗伯特·班·瓦仑的诗集《有的时候》。他曾三次获普利策奖，不但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小说家，在耶鲁大家当过二十二年的文学教授，1973年退休，今年七十三岁。他一共写过十二本诗集，十本小说，不少文学批评，也曾编过文学教科书，对一代的英文教师有不少影响。
　　　　历史——获奖的是斯坦福大学史学教授唐·E·弗冷却，书名《德莱德·司各特案》，根据一个黑奴案而评论美国最高法院的作为。他是著名的林肯学者，对美国内战史特别有研究。二年前他为已故友人大卫·波特续完内战前数年历史的遗著《危机的逼近》，也获普利策奖金。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已快三十年。
　　　　传记——获奖的是里奥纳德·贝克的《悲痛的日子：里奥·倍克和柏林的犹太人》，讲一个犹太教长老帮助犹太人逃脱纳粹魔掌、参加战事地下活动和在集中营被囚的经过。普利策奖金传记项目一向着重于美国人的传记，此次乃是例外。贝克出生于193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曾当记者多年，也曾写过几本关于罗斯福总统和珍珠港事件的史书。为了写这本传记，他曾以五年时间从事调查研究，旅行到十个国家，采访了一百多人。
　　　　总类——获奖的是爱德华·威尔逊著《论人性》，研讨人类的生物遗传与人的行为和发展的关系。威尔逊生于1929年，是哈佛大学科学教授，曾于1976年获全国科学奖，写有九本有关科学的专著。
　　　　音乐——获奖的是伊斯曼音乐学院教授约瑟夫·许温纳的作曲。
　　　　普利策奖金在新闻方面共分评论、社论漫画、批评、地方采访、全国采访、国际采访、社论写作、副刊写作、摄影等数项。今年值得一提的是前两项：
　　　　评论——获奖的是《纽约时报》的“观察家”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他的每星期四篇的专栏以幽默的笔调评论美国政局和社会，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1962年创栏以来，甚受读者欢迎。
　　　　社论漫画——获奖的是《华盛顿邮报》政治漫画家赫伯特·布劳克。他今年六十九岁，于1946年起即在该报社论版画漫画，专门讽刺政界人物，维妙维肖，一针见血。被讽刺的政界人物一面固然发窘，一面却又觉得光荣，因为无名之辈是不易受到他的青睐的，因此有的甚至重价向他求购漫画原稿，配了镜框，公然悬挂在办公室中，以示身价。前总统尼克松是他最常用的讽刺对象。
　　　　普利策奖金虽是美国第一流文学奖，但奖金为数不多，只有一千美元，不能与国际性的诺贝尔奖金相比，但所获声誉也并不在其下。
　　　　全国图书奖金每项也不过一千美元，它由出版商和书商所主持，所聘评选委员虽然也是著名作家，但所选作品免不得受到出版商的影响。本年度奖金于四月二十三日宣布，结果也颇出人意外。
　　　　小说——一般预测不是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集》，就是约翰·欧文的《加普心目中的世界》得奖，但是令人意外的得奖者却是青年作家丁姆·奥勃林以越战为题材的小说《追逐卡契阿托》。奥勃林出生于1946年，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在越战中当过二年兵。该书于去年二月由台拉考特出版社出版后，《纽约时报》书评曾把他与海明威相比。他在1974年出版的自传小说《我如死在战区》，也是写他在越战中的经验。近来美国小说、戏剧、电影多以越战为题材（附带一提，今年电影获金像奖的也是一部越战片），可见越战在美国人民中所造成的创伤还未消褪。
　　　　我想在这里趁此机会介绍一下其他被提名而未中奖的小说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也是值得一读的。除，了上述约翰·契弗以外，约翰·欧文出生于1942年，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现在霍利约克山大学教书。另外一个是女作家狄安尼·约翰逊的《低而又低》和大卫·普兰特的《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政变》竟未获提名，也出人意外。
　　　　传记——阿瑟·施莱辛格的《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得传记奖。他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出身，生于1917年，现在纽约市大学研究院任教授。他曾著有罗斯福总统和杰克逊总统的传记。他叙述约翰·肯尼迪当政《一千天》的作品，曾获1965年普利策传记奖。
　　　　威廉·曼彻斯特的麦克阿瑟传记《美国的凯撒》虽被提名而未中选，也许因为学术价值稍差吧。他生于1922年，记者出身（曾任《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以写肯尼迪遇刺经过一书而出名，但另一部写美国近四十年历史的《光荣与梦想》的百万余言巨著，却不失为一部史料翔实丰富的通俗作品。
　　　　令人惊奇的是极受书评界好评的两本好书竟未被提名。一是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写欧洲中世纪历史的《遥远的镜子》和名记者白修德的自传体名著《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