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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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第一卷第146页)在论述战争的目的时,克劳塞维茨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他强调,“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第一卷第64页)。在论述攻防关系时,他认为防御和进攻是整体中的两个要素,而不是孤立的两部分,它们是互相渗透,互为作用的,战争中“没有不带防御因素的进攻,而防御也照样包含着进攻的因素”。但是,克劳塞维茨强调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认为防御比进攻容易,它可以充分利用时机和有利地形,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和抵抗方式。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战争的全局来看,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是主要的;防御是消灭敌人的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手段,是第二位的。当然,克劳塞维茨在强调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时,是坚决反对消极防御的。他说:“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二卷第477页),“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采的部分”。(第二卷第495页)克劳塞维茨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第一个明确制定了交战和战局以至整个战争的实施原则,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克劳塞维茨虽然能够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战争理论的研究,并得出一些正确看法,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军事学家,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许多观点不能不受到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有些观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他把政治理解为政府或国家的对外关系,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他不了解任何政治和任何战争都渊源于经济,渊源于生产方式,渊源于社会制度,不懂得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因此在论述具体战争时也就无法阐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又如,他看到了物质力量和精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看到了实践是真理的来源,但是,他又过分夸大统帅的作用,否认军事发展上存在的规律性,并断言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和不确实性的领域,一切都必须靠天才来解决。这些显然是不正确的。
尽管克劳塞维茨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战争论》一书仍然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58年1月致恩格斯的信中称赞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有些著名的近乎机智的合理的看法”。恩格斯在同期致马克思的信中也写道:“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是奇特的,但就书的本身来说是好的。”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也称赞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是至理名言,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还详细地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作了摘录和批注。
遵照革命导师关于要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的教导,《战争论》中译本的出版,对于我们将会是有帮助的。
吴艾军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写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重版的时候
今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要重版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八种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蓓根的五亿法郎》、《机器岛》),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五十年代,这八种译本陆续出版的时候,曾经受到当时的青少年读者很大的欢迎。但后来被那个所谓的理论权威下令禁止,这几种书就此停售停印。现在,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这些书也一定会受到新一代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的。
儒勒·凡尔纳的书,也许不能算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名著,但是,它们无疑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百多年来,风靡了全世界。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星际航行技术的奠基者齐奥尔科夫斯基,都曾经生动地论述过,他们正是在儒勒·凡尔纳的小说的引导下,走上科学创造道路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是科学和艺术的水乳交融的结合,是生动地描绘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开拓新的世界的诗篇,又是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为什么能够经过整整一个世纪、仍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受到欢迎而历久不衰呢?
首先,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里,包含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不是枯燥的、刻板的叙述,而是生动地和作品的情节交织在一起。例如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里,书中的几位主人公沿着南纬三十七度线绕地球一周,他们经历过洪水、烈火、山崩、匪徒袭击、土人包围等险峻的考验,在这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字里行间渗透了十分丰富的地理知识。在《海底两万里》中,作者不管是对于海底生物界的描绘,或者对于潜艇的构造与运动原理的叙述(要知道,这本书问世的时候,潜艇还未诞生哩!),都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地心游记》是一部完全假想的科学幻想小说,其中认为通过火山口可以进入地球内部,而且地球深处又有已经绝灭的史前动物生活着,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是作者却以丰富的地层学和地质学知识把我们带进一个神奇的境界。《神秘岛》也是如此,一个气球可以携带五个人从北美洲一直飞到南太平洋,是很难令人置信的。(要知道,前不久才有人乘气球从美洲横渡大西洋到达欧洲!)但是,对于“林肯岛”的自然界,以及五个遇难的人为了征服自然所作的种种斗争,则是完全合乎科学的。《蓓根的五亿法郎》里提到德国的苏尔策教授发明了一种炮,它射出的炮弹每秒钟飞行十公里,这样的炮弹在力学上是不存在的(火药爆炸的推力使炮弹的前进速度不可能超过每秒三公里),但是这本书中关于“法兰西城”的设计和关于“钢城”的生产的描述却是完全真实的,作者十分准确地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平城市和一个战争策源地的惊心动魄的对立。在《八十天环游地球》和《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看得更清楚,关于我们这个地球的各个地区的丰富的地理知识构成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知识,在儒勒·凡尔纳的作品里,已经不是外加的东西,而是情节的有血有肉的组成部分。
其次,儒勒·凡尔纳还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无论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的法国地理学家巴加尔内,《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神秘岛》中的五个遇难人,《地心游记》中的黎登布洛克教授,《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旅行家福克和路路通,《蓓根的五亿法郎》中的马尔赛·勃鲁克曼、沙拉赛恩医生和那个念念不忘消灭世界上一切美的事物的战争狂人苏尔策,《机器岛》中的法国弦乐四重奏的四个音乐家,都写得十分有声有色。作者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把人物放在极其奇特的环境下活动,从而对人物性格作了多方面的、色彩浓重的刻划。例如黎登布洛克教授,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执着、顽强精神,古怪而暴躁的性格,是在深入地下探险这一特殊条件下展开的。他身上具有一切优秀的科学家的特征,我们从爱因斯坦到陈景润这许许多多科学家身上都感受到这种性格特征,但是,黎登布洛克又是十分独特的“这一个”。他生活的奇特的环境,个性化的语言,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的行动,都有助于充分展示一个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科学先驱者的形象。相比之下,尼摩船长是另一个类型的科学家典型。他博学、冷静、沉着而机智,这是因为,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在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志士,在祖国沦为殖民地后,他带领少数志同道合的同志潜入海底,继续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这样,作者塑造了一个外表似乎是与世隔绝、“心如死灰”的隐士,实质上内心感情十分炽烈、时刻注视着世界政治风云的科学家的形象。马尔赛·勃鲁克曼又是一个另一类型的科学家,在一边是建设美好的和平生活、一边是处心积虑研制武器以毁灭这种生活的斗争中,他充当了一个深入敌巢、探索敌人机密的勇士,他仗着自己的胆略、技术知识和随机应变的灵活头脑掌握了敌人的机密,又终于逃脱了敌人准备施加的迫害,最后又一次深入敌穴,探明了敌人覆亡的秘密。因此,马尔赛·勃鲁克曼的形象,是一个科学家兼战士的形象。
儒勒·凡尔纳也创造了一些形象鲜明的反面人物。《蓓根的五亿法郎》中的苏尔策教授,竟具有二十世纪法西斯战争狂人的若干特征,这是最可惊异的文学现象之一。要知道,法西斯分子的出现,是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但是作者竟在这之前七十年就“预见”并且刻划了这个形象,我们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跟希特勒的惊人的相似性。整个《蓓根的五亿法郎》的风格,就象一篇寓言。
苏尔策这个典型人物的创造,是和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的剖析分不开的,这又构成儒勒·凡尔纳作品的第三个特色: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作品里狠狠地鞭挞了贪婪的剥削和压迫、殖民主义的罪恶、政治上的巧取豪夺和欺诈。
《机器岛》在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是别具一格的。它写的是一个幻想的故事: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建造了一个在大洋里航行的人造岛屿。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岛上两个大资本家分裂,这个人造机器岛最后不免于覆亡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十分辛辣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表面上温文尔雅、背地里尔虞我诈的两面派嘴脸。
作者在许多作品中都大力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开始就是描写格里那凡爵士发现了格兰特船长的一份装在密封瓶子里的求救信,但是因为格兰特船长是苏格兰人,女王政府拒绝了由政府出面救援。作者十分尖锐地描写了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对立:
“求恩的人很少能走到王座面前的阶石下,因为英国人在王宫的大门上和他们在轮船的舵盘上一样,都写着:‘请乘客勿与掌舵人说话。’”
《神秘岛》和《海底两万里》中,作者借尼摩船长之口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扩张罪行,并且热情地为这个被压迫和被奴役民族的代表者在大洋深处攻击英国军舰的正义行动辩护。在《神秘岛》中,作者态度鲜明地站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力主黑奴解放的北方。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中,作者正面阐述了他的理想:象法国医生沙拉赛恩一样建立一个和平美丽的城市——法兰西城,永远消灭疾病和贫困。
应当说,儒勒·凡尔纳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有阶级的局限性。他生活和创作在暴风骤雨般的十九世纪后半纪的法国,他经历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法兰西内战,他亲眼看见巴黎公社在硝烟中诞生和失败,他也经历了普法战争与由于战争失败而导致法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懑。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没有反映。他采取了另外一条创作道路。他用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根本矛盾的反感,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和科学生活的向往。在他的作品中,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两翼。他歌颂的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人,这些人的武器只有一个科学头脑和一双勤劳的手。他鄙视爵位和金钱。在他看来,金钱的用途如果不是用来为大多数人建立一种美好的生活,那就什么用处也没有。
儒勒·凡尔纳的创作所反映的时代离开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他所描述的科学也已经过时。拿潜艇来说,尼摩船长的鹦鹉螺号比起今天的核潜艇来,几乎是小孩的玩具。搜索一个失事的船长,如今也决计用不着有如格里那凡爵士那样,经历横越南美大陆、澳洲腹地以及海上的颠簸。八十天环游地球在一百年前应视为壮举,如今却已经显得十分落伍了。《气球上的五星期》所描写的非洲大陆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