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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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的评语，首先指出了刘备那些话分明在试探，既违道义，亦非信顺，因而“乱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刘备那样做决不能表明“委付之诚”，对真正信托的“忠贤”根本不该有“若斯之诲”，对并非“忠贤”之徒说那种话适足以“启篡逆之塗（途）”，因而实属“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再其次“幸值”云云，从正反两面剖析后果，指斥刘备如此这般运用权谋，“不亦惑哉”。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精当评语，裴松之显然引为同调，所以只引孙评作注。可叹千百年以降，治三国史、说三国事的人多矣，对这条裴注竟然视若未见，总把刘备当作仁德信义的标本，把诸葛亮当作忠贞节义的楷模，把托孤故事向着理想愿景演绎，以至将那片疑云幻化成了一片彩云。
孙盛的评语有事理依据吗？有。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践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陆续铲除八个异姓王之后，即已刑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吕后篡权，虽然封了吕姓王，对于这条约定仍不免心存忌惮，以之告诫吕产、吕禄。待吕后一死，周勃、灌婴等联手诛灭诸吕，废除诸吕所立的少帝，都以这条约定为旗帜而正名分，明确宣称“非刘氏，不当立”。
（《史记·吕后本纪》）汉武帝刘彻死后，身为外戚、官居大将军、大司马的霍光，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领遗诏，辅佐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霍光统揽朝政大权，既没有封王，更没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于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没有子嗣，霍光就奏请皇太后同意，奉迎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进京，拟拥立为帝。但刘贺在主持刘弗陵丧事期间，暴露出了种种劣迹（远非刘禅那种“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细之责，奏请皇太后同意，由皇太后亲自出面在未央宫承明殿废掉了昌邑王。其后霍光与其他大臣郑重合议，选择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时年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霍光领受武帝托孤之重任，辅昭立宣，确保了刘氏皇权，促成了“昭宣中兴”，成为西汉麒麟阁名臣之首。（《汉书·霍光传》）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汉公犹自数四“固让”，博得了“谦恭”令誉；到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伪装，成为“摄皇帝”，安众侯刘崇立即认定他“必危刘氏，天下非之”，引众以攻之。刘崇虽因之而招致了“谋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举说明，白马盟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深入人心。（《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延及东汉近两百年间，托孤遗命亦不鲜见，擅权的外戚无人敢于异姓称王；直到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爵为魏王，才又一次破坏了这一条明规则。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汉兴，还上演了刘协三次奉玺禅让，曹丕三次上书辞让的政治谐戏，足见刘备确实毫无“托孤”之“诚”。所谓“辅之”、“自取”，貌似有两种选择，实只有一种选择。倘若诸葛亮稍一思维短路，就会落到“天下共击之”的篡逆境地，与王莽、曹操无异。清代康熙年间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今的监察部副部长）的巫山人傅作楫，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永安宫》，三、四两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当诛”，就深得个中三昧。后来人傅作楫尚且一语中的，当事人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刘备的话何等阴刻，何等险恶！他听得毛骨悚然，如临深渊，只好选择当场“涕泣”，“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甚至于“叩头流血”，发誓以死效忠。
刘备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他喜怒不形于色，话语绵里藏刀（若是针，也是见血封喉的毒针），阴险权诈的风格异于曹操。这是他的政治品质，也是他的政治权谋。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诡异伪善，归根结底出自于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使之能够二世、三世传承不衰。夷陵败后不回成都去，执意窝在远离蜀汉都城的鱼复，并且将鱼复改名为“永安”，奥秘正在其间。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开都城人事的繁琐喧嚣，挑选这样一个地处夔门之内，大江之滨，两百年前曾为同属偏霸之帝的公孙述白龙献瑞的形胜之地，耳目清静、心气平和地寻思谋划蜀汉政权永安之道。
当其初，他并没有大限将尽的不良预期，而是还想重振雄风，有所作为，甚而还打算再一次伐吴。攘外必先安内，他当时的主要着眼点，还在如何继续贯彻着重依靠“地头蛇”的既定方针，得心应手地驽驭归属他的两大利益集团。由于入蜀后最受信的法正已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病故，益州新臣的另一代表人物许靖也于章武二年（222）去世，确定一个益州新臣利益集团的新掌门人，成为当时人事调整的重中之重。蛰居永安两个月之际，他便选中了辅汉将军李严，特意将其召到永安，委以尚书令重任。自东汉以来，朝内虽设三公，却事归尚书台，尚书令掌管枢要大权，实权常在三公之上。蜀汉官制因袭成例，刘备始称汉中王，第一任尚书令就给了法正；如今又给李严，无疑是要李严成为法正第二。殊不知天不假年，李严出任尚书令仅四个月，刘备就一病不起，逼使他不得不在临终前作出托孤的安排，于章武三年（223）二月把诸葛亮也召来永安。
既要重用李严，使其成为法正第二，为什么又不好事做到底，托孤就托给李严一人，还要加上个诸葛亮呢？隐匿未显的深层原因，仍然在于如何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上。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专制王朝，皇权继承从来就是一个命脉攸关的重大课题，稍一不慎就有可能招致祸乱。对刘备来说，这个普遍性课题又具有特殊性。他从24岁投入戎马生涯，到当年63岁，已经闯荡天下四十年，颠沛流离，甘苦备尝。在逐鹿中原期间，他的妻妾儿女三次被敌方俘虏，重逢后又怎样了史书都没有记载。在《三国志》里，《后主传》称刘禅“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据以倒推转去，其生年应是建安十二年（207），即刘备败于长坂坡的前一年。《二主妃子传》又称，“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由之可以确认，刘备的原配夫人，继娶正室，以及她们所生的儿女，都在离乱中“数丧”无存了。而到益州后，纳宗亲刘瑁寡妻为后，穆皇后所生子鲁王刘永时年九岁，梁王刘理时年七岁，都可能成为皇位竞争者。按刘备本意，他要传位给刘禅；为此，他在三年前即已接受诸葛亮的建议，将生性“刚猛”，颇有战功，“易世之后终难制御”的养子刘封“赐死”。但如果他不在了，纵然刘惮当上了二世皇帝，也可能坐不稳。因为刘永、刘理的生母穆皇后健在，贵为皇太后，穆皇后之兄吴壹时任车骑将军，封县侯，极有可能外戚擅权。吴壹原本是刘璋姻亲，与益州新臣利益集团渊源甚深，如果只将刘禅托付给李严，吴壹、李严等一旦联手，轻则将刘禅弄成刘协似的傀儡，重则随时可能废掉。军事上不会打仗，政治上却会打仗的刘备，必然要为刘禅计深远，以防患于未然。要防患于未然，必然要营造出荆州旧部与益州新臣两大利益集团均衡配置，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临终托孤，在蜀汉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人事再组合和权力再分配，历史性地成为刘备一生最后一件重大战略决策。荆州旧部中，关羽和张飞全都死了，领军人物非诸葛亮莫属。
自陈寿以降，几乎所有人都说刘备对诸葛亮信托无贰，其实就从《三国志》的记载看，对之便大可怀疑。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直到赤壁之战前后，困迫潦倒的刘备视诸葛亮的确如鱼得水，连关、张忌妒他也要制止。但自从有了庞统等人，麾下文武人才渐次增多了，这种独尊性就有所减弱，尽管仍然倚之为股肱，却已经是谋臣第一而不再唯一。一占据益州，用人权重偏到了益州新臣“地头蛇”方面，对诸葛亮的倚重度和信任度又进一步下降了，若干现实便是本质的外化。
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领益州牧，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就一直不如法正。诸葛亮在荆州即已任军师将军，在益州又加了个“署左将军府事”（相当于今之中央办公厅主任），身边还有个益州新臣、掌军中郎将董和与他“并署”。其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充当了一个留守主任、后勤部长的次要角色，《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都绝无一字提及他还有别的任何作为。法正则成了蜀汉第一政治明星，“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出征汉中，献策的和“从行”的都是法正。其人政治品质极坏，“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一些人找到诸葛亮，请他向刘备报告，抑制法正的威福，他也只好晓之以“法孝直为之（刘备）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刘备一当汉中王，又“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宠信备至；第二年，时年47岁的法正病故，刘备竟“为之流涕者累日”。另一个益州新臣，凭老资格做逍遥官的许靖，先任左将军长史（相当于今之中央秘书长），后为汉中王太傅（三公之首），也位在诸葛亮之上，诸葛亮章武元年（221）任丞相后“皆为之拜”。
诸葛亮是在法正死去一年以后，才升职为丞相，录尚书事的，并非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一直就位居刘备一人之下，凌驾众人之上。而且，当了丞相后，刘备决意要兴师伐吴，包括赵云在内的“群臣多谏”，谒诚劝阻，他也不赞成如此破坏联盟之举，却三缄其口不肯发表意见。如果刘备仍像以前那样倚重他和信任他，主臣之间亲密无间，他怎么会取这种态度？刘备从猇亭败退永安后，他才对人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番话明确地透露出一个信息，诸葛亮心知肚明，入蜀之后“谋主”地位已由法正取代了，从来伴君如伴虎，他只能够明哲保身，夹紧尾巴做人。联系到这些前因变化来看，刘备用诡伪之辞对他进行试探，就毫不足怪了。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尤其大事不糊涂。法正当红时，彼此“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却决不与其争一日之短长，七八年间安心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如今法正不在了，刘备拔擢李严作尚书令，分明是给他另设置一个政治克星。作为三国时期杰出政治家之一，彼时彼际的诸葛亮，对刘备的处心积虑必定能洞若观火。他的忠贞品格不容随便颠覆，但他既不是天生的完人，也不是《三国演义》所异化的妖人，更不是民间述闻所美化的神人，而是一个置身政治漩流当中而足智足谋，颇善于从容应对的战略家和实干家。一直以来，要么踵武管仲、乐毅，要么效法王莽、曹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既然选择了前者，他就一方面必须审视大体，顾全大局，以身垂范，公忠体国，另一方面还要上对刘备及其后嗣，下对各种政治势力，在矛盾的涡漩和激流中顺势而为。刘备那番试探性的话，本身就有两面性，亦即既期望他做管仲、乐毅，又害怕他当王莽、曹操，人虽将死，言犹不善。刘备是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只能以权谋对权谋，委曲求全地顺着刘备的期望走，充分表现诚惶诚恐，誓死效忠，否则就必然会遭到“当诛”之祸。纵然是这样做了，刘备对他仍没有完全放心，不但让李严同他一起接受托孤遗命，还加封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把军事统帅权交给了李严。对此，诸葛亮也只能忍辱负重，全盘接受。
我说诸葛亮是在以权谋对权谋，决不是主观臆断，信口雌黄，而是依据托孤后事，从蛛丝马迹中寻取出了真相。《三国志·李严传》曲笔写到，“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是谁让李严“留镇永安”的？付之阙如。详情度理，决不会是刘备的旨意，因为李严既然“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就该与诸葛亮一道回到成都去，那样才能履任用权。排除了刘备，唯一可能的就只有诸葛亮，而不可能出自李严本人自愿。刘备临终硬给蜀汉统治集团高层“掺砂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