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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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湖北竹山县）。关羽围襄樊，连续招令刘封、孟达“发兵自助”，刘、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不承羽命”。其后关羽覆败，刘备开始“恨之”。再其后，刘封与孟达不和，孟达率部降魏。魏文帝曹丕派遣夏侯尚、徐晃率军配合孟达，向刘封发动进攻。孟达写信劝降，首先给刘封讲了“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的道理，接着指出刘备已“虑定于内，疑生于外”，“乱祸”必兴于“废立之间”，然后劝刘封“智贵免祸”，“早定良计”。刘封拒绝投降。申氏兄弟背叛了刘封，刘封只好“破走还成都”，受到刘备严厉斥责。“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抑，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心领神会，立即下狠手，将刘封“赐死”。此时此际，刘封追悔莫及：“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当初收养子是为“继嗣”，如今杀养子亦为“继嗣”，刘封再有功，再守忠，也逃不脱工具作用发挥完了，便形同碍事废“器”，必须“除之”的下场。这其间，诸葛亮的点子和刘备的决策，都暗含着疑生“反骨”的因子，刘封纵然并无“反骨”，亦注定了死路一条。
第十章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
最强烈也最集中地反映在三国后期的曹魏名将邓艾身上。邓艾（197—264）字士载，义阳郡棘阳县（今河南新野东北）人，出身贫贱，小时候替人当过放牛娃。从军后由于口吃，不能作干佐，当了一个稻田守丛草吏。由于在淮南屯田当中开渠、积粮、著论、建言有功，获得司马懿赏识，逐步升迁做到太守，并且参与军事行动。在对蜀汉姜维、东吴诸葛恪的屡次用兵当中，邓艾智勇双全，功绩卓著，魏嘉平元年（249）即已封侯为将，威震一方。到景元四年（263），他已受封邓侯，任征西将军。当时已经专擅曹魏军政大权的大将军司马昭布置三路军马大举伐蜀，指令邓艾率三万军马，从甘松、沓中方向攻姜维。按照司马昭本意，是要把灭蜀大功给予他的亲信钟会，所以钟会统兵十万，主攻汉中，而邓艾所部和另外一路诸葛绪所部都只是侧翼配合。但钟会久攻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不下，粮草难济，打算先后退一步。邓艾却主张抓住蜀汉军队薄弱环节，趁其剑阁、涪城（今四川绵阳东）难以双全兼顾，“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袭取涪城而直下成都。诸葛绪不肯协调作战，时年66岁的邓艾就断然地孤军独进，身先士卒，排难破险，奔袭700多里而直抵江油，逼使守将马邈投降。又攻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拒守的绵竹，力战而破之，乘胜进军雒城（今四川广汉北），于是成都在望。当年十一月，走投无路的后主刘禅遣使奉玺，“诣艾请降”。邓艾兵不血刃地进入成都，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60余人自缚双手，车载棺材，到邓艾军营门外投降。
邓艾替他们解去绳索，烧掉棺材，表示接受投降并宽宥他们。以此为标志，由刘备、诸葛亮等人艰苦创业，立国43年的蜀汉政权正式宣告灭亡，邓艾居功至伟。同年十二月，朝廷下诏褒奖他“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加封他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几曾想，功高盖世之日，也就是功高震主之时。邓艾出于公忠之心，建议司马昭“因平蜀之势以乘吴”，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给他，预作顺流伐吴的准备；同时“发使告以利害”，迫吴“归化”，争取“不战而定”。又建议暂时不把刘禅送到魏都洛阳，以免给人留下“流徙”印象，而是先封刘禅为扶风王，爵其子为公侯，以诱使吴主孙休“畏威怀德，望风而从”。他还不懂得，这样的军国大事如何处置，必须遵循“主先臣后”、“主倡臣和”（近人林彪私下总结）的潜规则，切不可臣先、抢先，主未倡而臣已倡，主有倡而臣不和，不经意间表现出比主高明。两条建议虽然都不错，但却抢了先，立刻使猜忌成性的司马昭对他倍增猜忌，指派监军卫瓘晓喻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只可惜邓艾仍不通窍，不但不赶紧向司马昭认错请罪，反而还上书辩解，引《春秋》之义说“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自己“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钟会、胡烈、师纂等奸佞之徒立即趁机构陷，诬指邓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司马昭也立即下手令，命监军卫瓘逮捕邓艾，槛车囚还。次年（264）正月间，钟会与姜维真的合谋造反，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追赶囚车，想迎邓艾回成都，卫瓘即派田续追杀邓艾；邓艾的儿子邓忠与他一起在绵竹西遇害，“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可怜横刀勒马、功勋第一的邓大将军，竟如此落得“反逆”罪名，魂无归处。
邓艾死后第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起西晋王朝，建元泰始。为此而大赦天下，诏令中仍说：
“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只不过“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那些“求生遂为恶者”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准许“立后，令祭祀不绝”。泰始三年（267），议郎段灼主动上疏，为邓艾辨诬，明确认为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实属天大冤案。他强调指出，邓艾“功名以（已）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其“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至今令“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因此他建议，西晋王朝“宜收尸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阖棺定谥，死无余恨”。然而，杀邓艾的头号凶手就是司马炎的老子司马昭，儿子怎么会否定老子？封建专制帝王践行“铁血法则”的心传经典，历来就是不管你是怎样的功臣良将、英才逸杰，一概无非用“器”而已，孤家想把你怎么着就怎么着，孤家永远正确，你拿孤家怎么办？段灼的上疏说了还是白说，司马炎仍然不理不睬。又过了六年，他才假巴意思地下诏说：“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郎为郎中。”勉强承认了有功，“反逆”罪名照旧扣在邓艾头上，唯有公道存于民心。
三国帝王中，杀错了人、整错了人偶尔有点悔愧之意的，只有孙权一人而已。他晚年也与曹操相似，猜忌嗜杀，在朝廷内外实行特务统治。特务头子吕壹把持典校职司，在他纵容下诬害过不少忠良，左将军朱据即为受害者之一。朱据为人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厚而常不足用。有一回，朱据部曲应当收受三万缗，被王遂诈取了。吕壹怀疑是朱据本人实取，便严刑拷问当事人，把人打死了，朱据可怜死者无辜，厚棺敛葬。吕壹凭此就诬告朱据，说他厚葬是为了封口，掩盖自己收缗之实。孙权相信吕壹，多次责问朱据，弄得朱据百口莫辩，“藉草待罪”。数月后，经典军吏刘助发现为王遂所取，如实报告孙权，孙权才感悟道：“朱据见枉，况吏民乎？”可是到赤乌九年（246），时已升任骠骑将军的朱据卷入二宫构争，拥护太子，违忤孙权意旨，即被贬为新都郡丞，近似于从相当于现今军队三总部主官一下子降为县级芝麻官。而且人还未到任，赐死诏书就追赶到了，朱据死年50岁。
同样是为立太子的事，不但太子太傅吾粲“下狱死”，而且连东吴第一社稷之臣，时任丞相、上大将军的陆逊也被孙权派宦官多次“责让”，致令时年63岁的陆逊“愤恚”而死。（详见《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太元元年（251），行将就木的孙权才对陆逊之子陆抗说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较之于其他帝王者流，孙权能作出这么一点自我批评，算得上难能可贵了。但人已死了，这么一点自我批评抵得过生命的价值吗？不去追究“用人如器”的伪善，“铁血法则”的残酷，而仅凭着帝王者流一星半点的解脱表白，就轻易地感恩戴德和粉饰淡忘，能对得住那么多的冤屈者吗？如果不摈弃那个专制体制，人才的价值，又怎能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发挥？
第十一章 一片疑云留永安
古往今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遗留下一些难解的人事之谜。三国时期最大的待解之谜，不是貂蝉的身世，不是曹操的疑冢，不是赤壁之战是否借过东风，而是永安托孤那一段忠信佳话。整个儿托孤故事其实就是权谋博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场特殊的博弈中，都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蜀汉章武二年（222）六月，刘备在其悍然发动的讨吴战争中惨遭败绩，狼狈逃回到夔门内的鱼复（今重庆奉节东）才停下来。
他将鱼复改名永安，竟窝在那里，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转杂他症，终至一病不起。当年二月将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永安，四月临终前，向诸葛亮和李严托孤，惨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这就是历史上极著名的永安托孤；因为新莽末年公孙述据蜀称帝期间，托名白龙献瑞而自号“白帝”，曾将鱼复城改称白帝城，所以永安托孤又被习称为白帝托孤。后来的民间述闻以及戏曲传唱，却将托孤本事改造了，变成刘备只向诸葛亮一人托孤，或者用赵云替换李严，变成所谓“文托卧龙，武托子龙”。但无论怎么改造，主题渲染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备与诸葛亮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国事、家事尽行托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话传唱不衰。
然而，真是那样的吗？与诸葛亮一同领受托孤遗命的李严，自从刘备死后，当世就没有当过一天顾命大臣，后世又被长期掩没，鲜为人知，就构成了一个疑团。《三国志》的记述异常简略，另是一个疑团。《先主传》里仅止提到：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诸葛亮传》文字稍多，也只是说：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李严传》则写道：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参酌三传，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诸葛亮、李严两人？诸葛亮听了刘备哪些话，为什么会“涕泣”？李严既受命同“辅少主”，并且“统内外军事”，为什么事后并未当此重任，却“留镇永安”？疑团滚滚，聚合成云，简直叫人轻易看不透，异常费思量。连善于把诸如孙坚讨董卓时“枭其都督华雄”六个字敷演成为关羽“温酒斩华雄”洋洋洒洒一篇故事的《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到此事，也笔墨收敛，迹近照抄《诸葛亮传》：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罗贯中显然读出了陈寿的微言大义，才对诸葛亮的如此诚惶诚恐，悚惧失态，将“涕泣”作了传神发挥。要破解托孤疑云之谜，我认为，决不能忽视这样的细节。
其实，对于刘备话里暗藏的机锋，前贤早已经点破。裴松之注《三国志》，完成于刘宋永嘉六年（429），距刘备托孤只不过206年。他注托孤一事，只引用了晋人孙盛一段评语；而晋继魏立，孙盛与三国历史相去未远，所见所识当比他的前人、后人更加清醒。
他说的是：
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孙盛的评语，首先指出了刘备那些话分明在试探，既违道义，亦非信顺，因而“乱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刘备那样做决不能表明“委付之诚”，对真正信托的“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