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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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歆称之为“沈郎”，赞叹“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且“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时人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不愧为一个难得的英才。开初孙权礼聘沈友到麾下，听其“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听得“敛容敬焉”。沈友与周瑜、鲁肃一样，陈述过“荆州宜并之计”，孙权也采纳了。然而沈友不同于周瑜、鲁肃，更名士风流，独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乃至于“为庸臣所譖，诬以谋反”。
孙权担心沈友“终不为己用”，便揪住会上发言批评那么一条小辫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杀掉了。沈友时年29岁，裴注全文引《吴录》记载，不胜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带普遍性。在封建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当中，君临天下的帝王者流无论相对开明还是专断独裁，总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倘若像献帝刘协、后主刘禅那样沦为傀儡，也会有一个曹操或诸葛亮似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代行帝王权力。文武臣属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关系，以君为纲，怀着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尽忠守分作为最高的政治准则。在帝王眼里，不管臣属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统称“器”，如《易·系辞上》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历来讲究“用人如器”。古、今汉语都有“器重”这个词，词义为重视，其实就是从“器”的本义用具、工具引伸出来的。“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其实就是说刘备重视这个人才，把他视为一个颇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终究属于“器”，有用时或者喜欢时，可以当作宝贝；一旦无用了，不为己用了，或者不喜欢用了，随意闲置、抛弃或毁损，都在帝王一念之间。孙权对沈友正是这样做的，起先视之如宝贝，“礼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认定“不为己用”了，就听信谗言，“诬以谋反”，让其掉脑袋犹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铁血法则”：说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没有也有；要你掉脑袋你必掉脑袋，不掉不行。这一条“铁血法则”贯穿历代封建王朝，因袭不变，非唯帝王们奉为天赋皇权，用得得心应手，抑且各级权势者也会逐层仿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施于不顺己意的人，就好比杨仪杀魏延那样。
将“铁血法则”加诸臣属，决非仅限于长了“反骨”一个由头，而是但凭权势者的“圣聪”独断。袁绍杀田丰，就不是因为后者对他怀有贰心，而是由于对他太忠，由忠而切谏，由谏而致祸。田丰其人为河北名士，天姿瑰杰，博览多识，权略多奇，“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接受袁绍“卑辞厚币”的礼聘，出任为别驾。他曾经献策，帮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绍，他又建议趁机袭击曹操的后方，“绍辞以子疾，不许”，痛惜失去了一次争霸中原的“难遇之机”。官渡之战前，袁绍要大举南下，田丰出来谏阻：“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绍非但不接受，反而因为“丰恳谏”而“怒甚”，给其加上“沮众（扰乱军心，削弱斗志）”的罪名，“械系”于大牢。结果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有人对田丰说，你的分析都应验了，“君必见重”。田丰却说：
“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一回来，就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下令杀掉田丰。一个忠心耿耿的杰出人才，就只为主子袁绍“内多忌害”，猜疑将会为其“所笑”，成为刀下冤死之鬼。
与袁绍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个档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时确实推重，损毁时毫不手软，崔琰便是一个极突出的例子。崔琰其人志节高雅，尚武事，习儒学，曾经师从汉末大儒郑玄治学。建安十年（205）曹操占领冀州后，将崔琰辟为别驾从事，对其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初次见面的崔琰对答道：“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险，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正气凛然，直言批评，顿时使曹操“改容谢之”，在场“宾客皆伏失色”。十三年（208）曹操担任丞相，征崔琰为东曹椽（丞相属官，掌管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事务），当面夸奖道：“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为时表率）者矣！”十九年（214）曹操西征陇右，留曹丕镇邺，特命崔琰傅之。曹丕好田猎，常“变易服乘”外出打猎，崔琰就引经据典，正颜强谏，终于教曹丕认错改过。二十一年（216）曹操受封魏王，初建魏国，又拜崔琰为尚书（掌奏章事，位虽不高实权甚大）。一段时间内，曹操为立不立曹植为王太子而犹疑不决，下令以保密方式谈意见。只有崔琰把意见明写在笏板上，表态说：“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植是他兄长的女婿，他不荐曹植，却保曹丕，直令曹操“贵其公亮”，将他升为中尉（比二千石武职官员，主管治安）。
崔琰曾经向曹操推荐过一个人，叫杨训。其人才干虽不足，但清贞守道，获得曹操礼辟为官。曹操称魏王以后，杨训为感恩，发出表章“称赞功伐，褒述盛德”，颇有趋附拍马之嫌。此事本来与崔琰无关，殊不知有些人讥笑杨训“希世浮伪”，牵扯上崔琰，责备他“所举”不当。崔琰从杨训那里要来表章底稿，仔细看过，给杨训写信评说道：“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他的本意在于“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却不料惹翻了那些人，竟然诬告此信是在“傲世怨谤”。曹操或许正被杨训的马屁拍得高兴，一看崔琰此信并没有肯定表章内容，只说“省表（即看过表章了）”，只认为“事佳耳”，便抓住这三个字做文章。曹操火冒三丈地说，“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意谓崔琰勉强评为“事佳”也极其轻慢。
进而深文周纳，上纲上线，把“会当有变时”定性为“意指不逊”，大逆不道，不由分说地“罚琰为徒隶”。所谓“徒隶”，就是施以髡刑（剃去头发），令服贱役。过了些日子，曹操派人去察看，想了解崔琰屈服不屈服，告饶不告饶，却发现崔琰“辞色不挠”，照旧在“通宾客，门若市人”。于是乎一硬到底，将崔琰赐死。就是那么一封信，几个字，曹操就搞了一次“莫须有”式文字冤狱，把他曾经夸为“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的杰出人才的宝贵生命给剥夺了。这真应了一句俗话：“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屙尿淋。”当初夸崔琰，那是把他当作一个称心如意的工具在用；如今杀崔琰，则是将他视为一个废旧碍眼的用具在砸———全凭喜怒，因时而异。虽百代以下，嗅到从中散发出的铁腥气和血腥味，仍然难免毛骨悚然。
受到崔琰冤死牵连的，还有曹操集团的元老重臣毛玠。毛玠也是名士出身，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时，他就进献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为曹操尔后半辈子明确“经远之虑”，确定“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和总方针，立下首倡之功。后来他与崔琰同为东曹掾，并典选举（亦即考察、举荐官员），“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当时叹服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再以后，他在奉公守职，清正廉洁，抚助孤贫，选立太子等一系列表现上，都以“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著称，曹操多次赞誉他“有古人之风”，“此古所谓国之司职，我之周昌也”。魏国初建时，毛玠即担任尚书仆射，仍主管选举事宜。那时候没有中组部长、人事部长，尚书仆射职之所司，就如同身兼今之两大部长。他在任内“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营造出一种“吏洁于上，俗移乎下”的良好风气。但仅止由于“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就惹得“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幸得桓阶、和洽等“进言救玠”，他才保全了一条性命，“免黜”而“卒于家”。究其实，“内不悦”连“思想罪”都算不上，充其量给他安个“情绪罪”。如此作践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用人如器”，权势者如曹操者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孤即真理，其奈孤何？
孔融另是一个类型。他是孔子二十世孙，幼有异才。年十余岁时，曾登门拜谒名士李膺，自告门者：“我，李君通家子孙也。”李膺一见孔融，便究问道：“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他说：“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人皆奇之，赞为“异童子”。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听同坐者说过后，骤加评判道：“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应声回击：“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李膺大笑，面向他说：“高明长大，必为伟器。”16岁那年，他救助掩护反对宦官、避祸逃亡、遭受通缉的清流名士张俭，事泄后与兄长孔褒争担死责，因之而名震远近。经举荐，历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任北海相时38岁。
任上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事，做过一些实事。但在军阀割据，混战连年的漩流当中，他的长处无从发挥，短处却暴露无遗。
从任北海相到作青州刺史，“连年倾覆，事无所济”，夹在袁绍父子、公孙瓒、曹操之间漂来荡去，最后“仅以身免”。建安元年（196）追随曹操到了许都，任将作大臣，迁少府，位居九卿之列，方才过上安生日子。
作为曹操座上宾之一，孔融的文人迂腐秉性、辩给口才和幽默气质有增无减，不识时务也不自约束。他以“建安七子”的班首立名，按作家天性，与曹操“推平生之意”，时有狎侮。曹操制订禁酒令，他写信去调侃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故意唱反调。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让曹丕纳了袁熙之妻甄氏为妻，他又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操以为孔融的学问渊博，语出于书传所纪，自己没见到过，后来见了面，便请教出处。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弄得曹操很没有面子。对于建都于许，是否杀太尉杨彪，孔融也发表过不合曹操意愿的意见。如裴注所引《汉纪》所说，“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到建安十三年（208），终于“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列举了孔融四条“罪行”，定为“大逆不道，宜极重诛”（见《后汉书·孔融传》），将孔融下狱弃市，时年56岁。其二子年方8岁，也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死于满门抄斩。昨日座上宾，翻成今日阶下囚和刀下鬼，孔融诚然也有太不检点之责。但文人清狂，哪里就严重到了“大逆不道”？真是罗织罪名，肆意拔高，不该死也得死。所以千百年以来，夹着尾巴做人成了一道祖传政治防身术，谁若违背了，纵然形同孔融那样的一代著名作家，也会落得家破人亡。
不仅是曹操那种嗜杀之君如此施为，而且连刘备那种“仁德”之主也难超越，只不过程度有差异罢了。刘备在中原逐鹿当中败多胜少，妻妾子女三次当俘虏，先前的儿女一个都没有存活下来，阿斗是在荆州所得。在甘夫人生阿斗之前，人到中年的刘备害怕“继嗣”无人，收养了“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刘封作养子。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时，刘封年20余岁，“有武艺，气力过人”。后随诸葛亮、张飞入蜀增援，“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因功被封为副军中郎将。二十四年（219）刘封升职为副军将军，与孟达、申耽、申仪一起镇守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关羽围襄樊，连续招令刘封、孟达“发兵自助”，刘、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