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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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任何“人谋”，都必须经由“人为”才能彰显、弘扬固有价值，“人为”不限于“人谋”创意人。诸葛亮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不仅智慧超群，而且还能够付诸实践，这使他比某些会想、会说、会写而不会做的思想家胜过不止一筹。使吴联孙，则是他践行隆中对策的样板之作，典范之作，生平功业的巅峰之作。既付诸“人为”，就牵连到了方方面面，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总会交相发生作用，通盘接受而未充分领悟的刘备就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遵行隆中路线，不合“圣聪”时就另搞一套了。诸葛亮本人，或者受其制约和影响，或者政治权要人物当久了发生形势误读、策略误判，或者二者乃至更多者兼而有之，后来也有些“人谋”自违，“人为”失范，终于走向“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点，该为之惋惜，也该引出历史性的经验教训。
第七章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三国时期英雄毕力，人才辈出，最杰出的人才接力出在东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大英才无不德才兼备，文武兼资，为东吴傲然立于三国鼎峙之间，雄视曹、刘而尽显风流。
陆逊尤其卓尔不凡，在三国的帝王将相中，德、才、能、绩综合评估当称第一人。而人才困窘之时，也就是东吴国运衰微之日，方之魏、蜀无不尽然。
是天意注定，还是历史巧合，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东吴参与两次，两次决胜都用了火攻。前一次公元208年，周瑜任吴军统帅，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军战船，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曹操乘取荆州之势而吞并江东的计划。北宋元丰五年（1082）七月，著名文学家苏轼写了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极力歌赞周瑜。特别是下阕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八百多年前从容指挥火烧赤壁、歼灭强虏的周瑜形象，恍然若在目前，只觉英气逼人。后一次公元222年，陆逊任吴军统帅，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蜀军连营，同样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刘备欲为关羽报仇而誓灭孙吴的美梦。尽管后人没有写出与苏词相颉颃的壮词歌赞其人其事，但将“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移用过来，显然同样地适用于陆逊。前有周瑜，后有陆逊，中间还有鲁肃、吕蒙，都是孙权所倚重的年轻统帅，儒雅统帅。曹操麾下的张辽、徐晃，刘备麾下的关羽、张飞，勇武虽然过之，综合素质均不能及。孙权称帝之初，曾经总结过他的建功立业之道，在于“用众力”和“用众智”，谓为“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他所用的“众力”和“众智”，固然包括了文臣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武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等人，但主要是周、鲁、吕、陆四位英才。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与孙策同年而小一个月，有总角之交，后来孙权“兄事之”。兴平二年（195）带兵迎孙策，孙策大喜说：“吾得卿，谐矣。”随攻扬州刺史刘繇的领地，连破横江、当利（均在今安徽和县东）、湖孰、江乘（均在今江苏句容北），进入曲阿（今江苏丹阳），协助孙策部众发展到了数万人，孙策要他“还镇丹阳（今安徽宣城）”。袁术“欲以瑜为将”，周瑜看出袁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今安徽桐城）长”，以便能“假涂东归”。在居巢，他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鲁肃（172—217）。鲁肃字子敬，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以赈穷弊、结士人为务。周瑜请他助军资，他家有两仓粮食，每仓储米三万斛，当即赠与一仓米，二人结为知交。建安三年（198）周瑜重归孙策，鲁肃同行，不料祖母去世，只得扶祖母灵柩回东城去安葬。孙策委周瑜为中护军，领丹阳太守，一起攻破皖城，分纳二桥为妻。建安五年（200）孙策死，他“将兵赴丧”，从此留在了东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北归的鲁肃当时听了另一友人的建议，打算到巢湖投奔郑宝，周瑜立即写信去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道理，劝其投奔江东归孙权。又向孙权推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鲁肃来吴后，“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
从此，周、鲁同心共辅孙权，成为股肱。
赤壁之战前，周瑜常统兵在外打仗，屡建军功。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征江夏，讨黄祖，他任前部大督，对克敌制胜起了重要作用。而鲁肃常在孙权身边出谋划策，劝孙权放弃追求“桓文（偏霸）之功”，努力成就“高帝（一统）之业”。孙权虽然推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也并没有介意张昭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未可用”的“訾毁”，反而“益贵重之”。待刘表一死，鲁肃又主动请命“吊表二子”、“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权“即遣肃行”。鲁肃不辱使命，便宜行事，经夏口，转南郡（治江陵，故城在今湖北江陵东北），一直赶到当阳长坂“径迎”刘备，“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见到诸葛亮，马上表明“我子瑜（亮兄诸葛瑾字）友也”，套上近乎，“即共定交”。刘备正自巴不得，即派诸葛亮为使，跟鲁肃前往东吴见孙权，结成孙、刘联盟。裴松之判言，“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一点儿也没有虚夸。这些事表明，周瑜与鲁肃作为知交，同为儒将，智勇双全并驾比肩，布伍用兵以周瑜为上，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眼光、运筹能力和应对水平却是鲁肃胜过一筹。
鲁肃回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复命，恰逢风云突变，曹操送来了“会猎于吴”的心理战书，东吴群臣响震失色。当年接受孙策托付遗命的元老重臣张昭等人，“皆劝权迎之”，亦即效法刘琮，降顺曹操，仅鲁肃“独不言”。待孙权起身更衣，他追到宇下，对孙权说：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他以己设喻，力陈“肃可迎操也，如将军不可也”的理由，恳请孙权“早定大计”。犹豫未决的孙权豁然开朗，慨叹“诸人持议，甚失孤望”，只有“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当时周瑜“受使至鄱阳（今江西波阳）”，鲁肃建议孙权速召还。周瑜一回到柴桑，即对孙权作了政治分析和军事分析，指出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孙权“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指出曹操有四大“用兵之患”，“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他主动请缨，“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多赖鲁肃和周瑜出以忠心，洞明形势，力挽狂澜，才促成了孙权下定联刘抗曹的决心。于是任周瑜为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吴军为主，联合刘备的部队，共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对这次胜利，裴松之也有评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我认为，平实一些说，当是军事指挥周瑜功第一，战略建言鲁肃功第一。
赤壁之战中和赤壁之战后，一些相关的故实，彰显出了周瑜和鲁肃各自的风采。孙权决计抗曹后，委派的统军都督实为两人，亦即周瑜为左督，程普为右督。在最早追随孙坚、孙策的将领中，“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周瑜人称“周郎”，时年三十四岁，老字辈的“程公”“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然而，小字辈的“周郎”却性度恢廓，“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程普终于感动了，“自敬服而亲重之”，并对他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演义》将周瑜矮化成为气量狭小的典型，让诸葛亮“三气”而死，简直是过分污辱斯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也得到了敌手的钦佩，据本传引《江表传》说，曹操在“瑜之破魏军”以后，表示输在周瑜手里，“孤不羞走”。而鲁肃胜后“先还”，孙权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大请诸将迎肃”，鲁肃“将入阁拜”，孙权又“起礼之”。孙权问鲁肃：“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鲁肃趋进答道“未也”，众皆愕然。及就坐，他才不紧不慢地举起鞭子解释：“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
文孙权一听，抚掌欢笑。周瑜的气度宽宏，风流儒雅，才华横溢，鲁肃的思度宏远，心胸敞亮，志气高迈，殊非寻常人等可及。
人赤壁之战后，周瑜任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节江陵。当时刘备在刘琦死后已领荆州牧，驻节公安，联合的双方实际上对峙。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到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建议趁刘备前来完成政治联姻，“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扣留在吴，从而与关羽、张飞分开。这样“各置一方”，再让他去对付关、张，那就“大事可定”。但孙权顾虑曹操重振实力，担心刘备难以“卒制”，没有采纳这一个方案。他又提出另一个方案，趁曹操赤壁“折衄”尚未缓过气来，让他和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后兼并汉中张鲁，结援西凉马超，然后留孙瑜镇蜀，他则回师前据襄阳，进逼曹操，“北方可图也”。孙权同意了，周瑜立即回江陵准备行装，不料路途中病逝于巴丘（今湖南岳阳），时年36岁。噩耗传到柴桑，孙权素服举哀，悲恸地说道：“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大有其今后“国有疑难我问谁”之慨。19年后称帝，仍在感慨“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对于三国前期东吴政权的交替、稳定、发展和巩固，周瑜起着砥柱中流的作用，他人无以替代。
书徜若他未曾英年早逝，他所念念不忘的“取蜀”大计得以实行，那么孙、刘联盟能不能维系下去，三国分峙会不会终究成形，容当另是一说。
屋周瑜病困时，上疏孙权说，“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孙权即拜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周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但鲁肃与周瑜虽是多年至诚知交和亲密战友，战略眼光和斗争策略却有差异，他坚定地主张和维护孙、刘之间的战略结盟。他不赞成扣留刘备的意见，反而力劝孙权，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即所谓“借荆州”。他如此主张，实际上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赤壁之战后，孙权集团占有的荆州只有江北南郡、江夏两郡，江南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都为刘备集团所控制，要拿过来双方势必会兵戎相见，坐让曹操集团渔利。倒不如把南郡暂借给刘备，把他推到直接面对襄阳曹军的一线，事实上变成一道隔离带，让吴军可以收缩西部防线，集中优势力量在东部图强。而且名曰“借”，今后一旦形势改变了或者条件适宜了，随时可以收回来。这样做，既维护了孙、刘联盟，又减轻了孙吴压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对孙吴最为有利。用鲁肃劝孙权的话来说，那就是“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尽管后来的事态反复表明，孙权并没有充分领悟鲁肃这一战略建言的深远意义，但当时是“即从之”了。曹操作为一个高出孙权，更高出刘备的战略家，当即就看出了其间的厉害，因而“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与当初刘备闻言失箸相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肃接任后，从江陵移师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溪口），“恩威大行”，扩充军备，部众从四千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他治军严整，“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深得孙权赏识，升任汉昌太守、偏将军。建安十九年（214）跟随孙权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又升任横江将军。回镇陆口，防地与关羽留守荆州之地临界，免不了发生边界摩擦，鲁肃以大局为重，“常以欢好抚之”。但他并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老实有余，勇毅不足，在关羽面前流于怯懦，总被戏弄，而是临危有静气，处事不糊涂。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已得益州，孙权派诸葛瑾出使成都，讨还荆州。刘备耍赖不答应，孙权怒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