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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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务统治，诬陷忠良更严重的，是皇权独断，株连清洗。封建专制政体从来都靠血缘宗法关系作维系，皇权继承人立嫡以长，就是这条纽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任意违反，难免乱象丛生。孙权222年称王、229年称帝的时候，都遵循皇权礼法，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和皇太子。孙登于赤乌五年（242）早逝，次子孙虑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
这样做也维持了长少之序，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偏爱孙霸，竟让鲁王与太子同处一宫，同等待遇，就人为地制造出了宫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认为“礼秩宜异”，他又轻率地诏令二子分宫，各置僚属。孙霸觊觎皇太子位份，私下里拉帮结派，培植死党。循礼还是循私，拥长还是拥少，朝内朝外的文官武将分成了两派。眼看孙霸谋夺太子位的野心越来越昭然，拥长派的时任丞相陆逊、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陈述长少之义，力主礼不可夺。孙权却听信拥少派的全寄、杨竺“譖诉日兴”，将吾粲下狱诛杀，将顾谭流放到僻远的交州（今广东番禺）。
长少争斗愈演愈烈，使孙权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他就产生了“改嗣之规”。赤乌九年（246），不问是非曲直，先幽闭了太子孙和。拥长派的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上书“固谏不止”，“权大怒，族株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还派宦官去责备陆逊，致令功勋卓著的陆逊忧愤成疾而死。到赤乌十三年（250），进一步废除太子孙和，群臣由于进谏遭到诛杀或流放的多达数十人，“众咸冤之”。同时又将孙霸赐死，拥少派的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也以“阴共附霸，图危太子”治罪，寄、安、奇尽诛，“流竺尸于江”。然后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孙亮当时才十岁，“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继承人这样换来换去，亲生儿子或废或杀，株连诛、放的大臣好几十个，致令吴国大伤元气，都是孙权仗恃皇权独断专行惹的祸。所以裴松之拿晚年孙权与袁绍、刘表进行比较，抨击他“既以（已）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废孙和、杀孙霸、立孙亮两年后，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孙权死，时年71岁。死后28年间，吴国经历了孙亮、孙休、孙皓三个后嗣之主，于公元280年被西晋所灭，三国分峙的历史由兹划上了句号。纵观孙权的一生行状，早年、中年不愧为一代雄略之主，韬略和功业仅次于曹操，刘备不能比并；晚年则是一个昏暴帝王，昏过了袁绍，暴过了曹操，刘备没有他这样的毛病。假若曹操晚于他，未必还会兴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南宋词人辛弃疾一再讴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生子当如孙仲谋”，也只是敬佩他“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有感于赵氏小朝廷的无作为而发。撇开“生子”的寄托，只看孙权的一生，判若两人实为一人，岂止是封建帝王才可以引为鉴戒？扯远了，不说他。
第六章 隆中一对，天下三分
三国分峙和纷争，“人谋”得失起着决定性作用。最高的“人谋”是战略策划，诸葛亮隆中对策，就是追求“鼎足之形”的一个战略策划范本。但实现“人谋”必须落到“人为”，而“人为”总会包括主、客观的诸多因素，任何一种异动都会导致变故。诸葛亮本人践行隆中对策，并未做到完美无缺，当是毋庸避讳的“人为”失范。
《三国志》为三国人物作纪立传，纪传主人公合计437人，除称王称帝者曹操、曹丕、曹叡、刘焉、刘备、刘禅、孙权七人而外，将相公卿中只有蜀汉诸葛亮和东吴陆逊二人单列一传（附及子孙、他人），异常明显地卓尔不群。《诸葛亮传》中，主要记述了他的隆中对策、使吴联孙、北伐曹魏三大平生行事，兼及其他零星事迹。
这三大平生行事贯穿一条主线，隆中对策是他初登政治舞台所作的战略策划，借他的用语当叫做“人谋”；而使吴联孙和北伐曹魏，则是他践行这一“人谋”所为的两大实事，可以对应套用称为两大“人为”。陈寿的评语，将他誉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主要就着眼于这三大行事。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他只有4岁。15岁的时候（195年），跟随叔父诸葛玄迁徙荆州；两年后诸葛玄死，17岁的他便结庐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过起了“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这期间，他一面潜心读书，努力通悉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一面四处游学，结识了颍川（今河南中、南部）石广元、徐元直，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带）孟公威等名士。石、徐、孟三人读书务求精熟，诸葛亮却“独观其大略”，透露出卓荦不凡的个性。他身高八尺（约合今1。86米），平素好为《梁父吟》，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当时人大多并不认同，唯有徐元直和博陵（今河北蠡县南）崔州平相信他不是吹牛皮。他还得到了老一辈的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徽的赏识，庞德公将他比作“卧龙”；沔南（今湖北沔阳）名士黄承彦也看中了他，主动招他作女婿。后来他在《出师表》里追述青年时期的这段人生历程，概括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究其实，“苟全性命于乱世”确是实情，“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有点口是心非。一个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的人，哪里能够像庞德公、司马徽那样，长久耐得住隐居的寂寞？在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学的时候，诸葛亮就时不时地“抱膝长啸”，并对三人说：
“卿诸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而三人“问其所志”，他却“笑而不答”。那三人犹自能当相当现今省级、地级的高官，他岂不能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尔后孟公威思念乡里，打算北归谋求进步，诸葛亮批评他说：“中国饶（多的是）士大夫，遨游（飞黄腾达）何必故乡邪？”裴松之一眼看透，此言“为公威计者可也”，如果“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裴松之引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话，道破诸葛亮“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
他要“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必不甘于“沉翳”。他如果“委质魏氏，展其器能”，定非陈群、司马懿之类人物“所能颉颃”，何况其余的人。他并不担心“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而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选择。裴松之认为，诸葛亮“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东汉政权己风雨飘摇，注定覆灭了，不值得去知不可为而为之，勉力收拾烂摊子，跟着殉葬；二、曹操是篡汉国贼，自己要忠于汉室正统，不应该为区区名利去投顺于国贼；三、要等待出现汉室宗亲人杰，辅佐其效法光武中兴，实现汉王朝又一次兴灭继绝。这就是诸葛亮抱定的志趣，他这位“卧龙”，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经徐庶（元直）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来请他出山。其时为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隐居隆中，已经有10年之久，年届27岁。而刘备时年已届47岁，从河北狼狈逃窜到荆州来依附刘表，也已经有8年之久。刘表让他屯驻在新野（今河南新县），表面上照顾同姓宗亲，实际上让他看守北大门。在新野小城一住六七年，骑马征战惯了的刘备髀里肉生，经常为“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悲伤得慨然流涕。好在有时间进行反思，痛感多年无所成就，就因为身边虽有虎将关羽、张飞、赵云跟着东拼西杀，却没有高明谋士出谋划策，从而滋生了求贤的渴望。一方面求贤若渴，一方面“待时凤翔”，自然容易一拍即合。但诸葛亮仍然要慎投明主，硬是摆足了架子进行试探，让刘备一再枉顾，两人才坐到一起。刘备恳切地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
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就定下了“计将安出”的主题词，诸葛亮的回答，便成了著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首先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统理论，对全局战略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并特别强调“人谋”的重要。所谓“人谋”，意谓政治、军事斗争中当事人的谋略，最高层级为战略谋划。他从董卓以来军阀竞起、列强纷争的“当代史”切入主题，举刘备曾经搅和其间、至“今”记忆犹新的曹操与袁绍逐鹿中原，“遂能克绍，以弱为强”作为论据，提出了“非唯天时，抑亦人谋”的中心论点。借用现代话语，“天时”涵纳了诸般客观条件，“人谋”则是战略谋划为主导的主观能动性建构。两者相比较，“人谋”更具决定性作用。当时的那个当“今”天下，曹操“已拥百万之众”，军事实力俨然处于霸主的地位，又“挟天子而令诸侯”，政治优势也独一无二，所以诸葛亮认为“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天时、地利和人和也有独家优势，所以诸葛亮认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这无异于告诉刘备，既定的形势十分严峻，向北“争锋”或向东“图”地都是办不到和不可取的，唯一可能的有利选择仅存在于荆州、益州。
他进而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缘政治的要冲地位罕与伦比，历来都是“用武之地”。但“其主不能守”，人不和造成了地难尽其利，“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就看刘备是否“有意”夺到手里。益州的地利也很明显，军事上是“险塞”，经济条件上更有“沃野千里”，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但其主“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内外上下的人际现状都有利于刘备攫为己有，也看其是否“有意”。条分缕析，明白无误，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对照鲜明，天下大势恍若摆到了刘备目前。
分析全局性战略形势只是“人谋”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刘备更渴求弄醒豁的，在于如何适应形势，规划出一套图谋进取的可行性方案。因而接下来，诸葛亮就整体推出了他的对策，是为“隆中对策”。他建议刘备充分利用自己“帝室之胄”的正统身份，抢夺政治优势话语权，以期“信义著于四海”。以之为依凭，第一步在政治上“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军事上壮大自己的实力，不失时机地夺取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一旦“跨有荆、益”，就要千方百计地“保其岩阻”，用好地利，同时在外交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政上“修政理”，力求本固基牢。第三步，才是捕捉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待到“天下有变”，从荆州、益州兵出两路挥师北伐。如果这样三步走，就“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如此实在而又诱人的战略策划，刘备当是第一次听到，浑如拨云见青天，当即便通盘接受下来。从此，刘备集团实现了战略思想和行动路线的根本性突破，蜀汉政权建立以后也大体以之作为基本国策。
诸葛亮的《隆中对》，大致描绘出了曹、刘、孙三家纷争，魏、蜀、吴三国鼎峙的三国历史基本走向和总体格局，对刘备集团绝处逢生尤其具有转折性的战略意义。在对策当年，北方霸主曹操正集中优势力量北伐乌桓，扫灭袁绍的残余势力；江东孙权刚巩固了六郡根据地，正准备西征黄祖，夺取荆州；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还依仗地利形胜，俨然一方偏霸之主；汉中的张鲁，西凉的韩遂、马超也都各占一方，韩遂、马超尤有东进争雄之势；唯有刘备势孤力薄，寄人篱下。三分趋向，并未显形，甚至假设性都还不存在。诸葛亮既对天下大势了若指掌，决不可能不顾及这些。但他正是通过眼光独到的多方比较，看出了促成天下三分的可能性，从而选择合乎他的“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志趣的刘备作为“明君”，经由隆中对策，迈出了施展才干、匡济天下的第一步。可以说，除了诸多错综复杂、与时俱变的“天时”条件交相发生作用而外，他的构划隆中对策的“人谋”，以及后来践行隆中对策的“人为”，在促进天下三分的历史合力中充当了主导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