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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帝国最后的荣耀-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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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

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

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

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

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

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

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

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

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

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

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

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

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

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

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也算是一号人物。石星推荐他,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政治上没有包袱,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

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如果主战,会被主和派攻击;主和,会被主战派攻击,左右都不是人,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

顾养谦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契机。

大明朝廷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日本的态度:主和的认为日本已经表现出恭顺,可以安抚;主战的认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没表现出臣服的姿态。

如若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本确实服软了,那就好办了。

说证据,证据还就真来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伪造好了《关白降表》以后,兴冲冲地来找宋应昌。结果宋应昌没找到,他们碰到了顾养谦。

顾养谦一看,乐了,这可真是瞌睡时来个了枕头哇。有了这份关白降表,事情就好说了。

然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万历皇帝商量,说日本人已经把降表给准备好了,看能不能把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再弄的优厚一点,从“只封不贡”改为“封贡并行”。这可以理解,开出的好处越多,和谈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战派一看顾养谦这小子又来这一套,绵绵不断的弹劾又攻了上来。但这一次顾养谦扛住了,因为他上头有石星顶着。

石星之前没出手保宋应昌,是因为后者跟他的战略思路不合,现在顾养谦是地道的主和一派,手里又有《关白降表》,他自然得全力保下。

对于顾养谦的“封贡”之议,万历心里很犹豫,不是特别情愿,只想给秀吉个空头名号就算了。可顾养谦这人有耐心,反复陈说日本非常恭顺,和平一定会达成,甚至说朝廷若不答应封贡,那我就辞职算了,没法儿谈。

万历问计于首辅王锡爵,这老头子答的含含糊糊,说什么“若真心向化,绝无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绝无许理。”等于什么都没说。万历又问石星,石星自然是向着顾养谦的。几番周折,万历皇帝这才勉强开了金口,说只要日本人拿出点实际保证,都撤军回去,那封贡之事便有可议。

得了万历首肯,顾养谦乐颠乐颠地开始准备做第二件事,撤兵。

当时驻守朝鲜的明军尚有一万六千余名,分为川兵与浙兵两部。顾养谦为了让日本人感觉更舒服,和谈气氛更和谐,毅然决定先把浙兵撤回国来,只留下刘綎的川军协助防守。

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等浙军将领对这个命令没有太大抗拒,在入朝的这几年里,南兵已经在朝鲜战场付出太多牺牲,现在是时候回去休整一下了。

于是,这些戚家军的后裔们点齐兵马,在朝鲜君臣依依不舍地挽留下退出朝鲜。这些伟大而朴实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心尊重,朝鲜人视他们为真正的勇士,日本人看见他们掉头就跑,而当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

入朝的浙兵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战前临时从浙、闽、粤等地御倭兵力抽调北上的;还有一种是戚继光当初带来北方驻扎在蓟镇的浙籍部队。后一种部队回国之后,接到命令直接返回蓟镇驻地。可是蓟镇总兵王保却拒绝给他们发放饷银。

这一下子激怒了浙兵,他们在朝鲜浴血奋战,缺衣少食,唯一的动力是回国以后可以有大把奖赏可发,可现在朝廷食言而肥,怎能不让他们愤怒?

更关键的是,蓟镇总兵王保是辽东出身。南兵北兵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互相看不顺眼,如今回国了,又有辽东人骑在头上拉屎,更不能容忍。

其中有三协浙兵反应最为激烈,几乎酿成兵变。王保听说以后,赶紧宣布召南兵去教场领饷银。这些南兵以为真有银子发,放下武器,高高兴兴去了。一进教场,王保立刻翻脸,周围出现无数刀斧手,逢人就砍,登时杀得血流成河。王保唯恐还有幸存者,又把部队名簿取来,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有活的,再补一刀。

王保在杀完南兵以后,犹嫌不过瘾,纵容部下把附近的行商又掳掠了一番,把这些算到已经死去的南兵头上。王保随后上报朝廷,说南兵谋反,劫掠商贩,蓟镇出兵镇压,已把叛军全数扑灭。

这起惨案引起了普遍关注,一些有正义感的言官——如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等人——上书抗议,批判说王保所作所为,简直比坑杀赵军四十万的白起还狠毒,要求重新调查此案。

负责调查的巡关御史马文卿一力包庇王保,而兵部尚书石星也表现出倾向辽东军的态度。他倒不是对辽东有好感,主要是因为撤兵是顾养谦做出的决定,如果此案要细查起来,顾也脱不了干系,会影响到中日和谈战略布局。

于是,在石星、马文卿等人的阻挠之下,这起事件遂被定性为“平叛”。王保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平叛有功,升官了。这些浙兵没有倒在倭寇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顾养谦对南兵没有半点感情,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毫无兴趣,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安排第三件事。

这事与朝鲜人密切相关。

在这之前,朝鲜人听说了大明朝廷的争论,赶紧派遣了一位叫许项的使者,去游说明臣们不可撤军。这位使者到了辽东,直接被顾养谦给拦了下来。

老顾一看,不行,不能让朝鲜人害了我的大事。他把许项软禁起来,派了一个叫胡泽的手下,带着他的亲笔前往朝鲜汉城,递交给国王李昖。

李昖打开这封宪帖以后,当时呆住了。在这封信里,顾养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要求太精彩了,我忍不住要把其中的重要段落摘录出来:

〖今者饷已不可再运矣,兵已不可再用矣,倭奴亦畏威请降,天朝正宜许之……尔国君臣如以倭渐退留釜山等听候明旨,不敢复肆侵犯,悉入章奏,闻之朝廷,为倭恳请封贡,以速其去,倭必反德尔而去,且不复来矣。〗

意思是:我们一不打算派饷,二不打算运兵,和谈是唯一的出路,你们若是不想日本人再打过来,不如替他们上表朝廷,请求封贡。日本人得了便宜,自然便不会骚扰你们啦。

顾养谦不愧是一位“奇才”,为了促进和谈,居然连这么一招都想得出来。他打的如意算盘很简单,连被害人都请求宽恕凶手了,朝廷岂有不恩准的道理——至于朝鲜人愿意不愿意,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朝鲜的安危掌握在大明手里,大明说什么,朝鲜就得做什么,没有商量的余地。

朝鲜大臣们一听这个建议就急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得这么惨,居然还让我们替他们请求封官?以德报怨,也没这么报的。于是李昖派了一波接一波的使臣去拜访顾养谦,希望他收回成命。

可惜顾养谦不是宋应昌,他铁了心要和谈,对朝鲜的恳求压根不听,反而以撤兵作要挟。

两边就这事开始扯皮,一扯就扯到了七月份。还没等扯出结果呢,来自北京的一场信任危机悄然降落在顾养谦头上。

原来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初,宋应昌那时候已经离任,顾养谦还在上任的路上,整个朝鲜战区正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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