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毓院螅蚩官劣泄钊缢杀患犹由俦＃芯级礁蠖级健Ｎ迥暌院螅钊缢稍谝淮斡膑谗叭说恼蕉分星峋钊耄剿烙诨牒樱掌湟簧倜挥刑と牍拾氩健�
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
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
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
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
《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
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
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
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
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
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
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
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
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文。】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人。】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书。】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屋。】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
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
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
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
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
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
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这个日本人使者要杀要剐还是要送去北京，听朝廷一句话。”
现在石星要求把使者送到北京去，宋应昌却没答应。宋应昌心里正来气呢，我刚上书说封贡是假的，现在石大人您又让把日本使者送北京议和，这不是让我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在之前那一轮弹劾里，宋应昌被弹的最凄惨，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锅。现在石星又来这么一出儿，让宋应昌十分不爽。
石星对宋应昌的消极也很不高兴，三番五次催促，宋应昌却始终不予正面回应。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称是为和平而来，可身上什么文书都没有。陛下要求必须有关白的降表，议和才能继续。
宋应昌搬出皇帝来当挡箭牌，石星无可奈何，只得指示他尽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来。
宋应昌、石星之间书信往返，一转眼就到了十一月份。在这期间，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针毡。内藤如安迟迟不能赶赴北京，这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拖的时间越长，他的谎话被识破的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说明一点。在沈惟敬胆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现得非常恭顺，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脸。无论是万历皇帝、石星还是宋应昌，在这个阶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经提出过七条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们知道这个，恐怕早就掀桌子开打，断断不会再有任何和谈。
另外一个谎言制造者小西行长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阁大人已经从秀赖公子的狂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询问北京啥时候把割让朝鲜的文书签下来。小西行长实在等不及了，给沈惟敬写了一封信，言辞严厉，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沈惟敬接到信后一阵苦笑，这事已经有点脱离控制了，他也没好办法。
事情就僵在那儿了。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帮他们解了围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
自从明、日停战以后，大规模战斗停息了，可小打小闹却始终不断。在庆州、熊川等地，日军与明、朝联军经常发生战斗。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与朝军在永善又爆发了一次冲突，朝军将领赵希仁战死。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离前线太远了，临时派出了一个叫谭宗仁的指挥，前往熊川质询。
加藤清正二话不说，把谭宗仁软禁在了营中。消息传回到明军这边，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去交涉。明军军中没人愿意去跟倭寇来往，既然他主动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
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后，没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长。两人一见面，沈惟敬赶紧把大明提出的条件告诉行长，行长一听急了，说这跟太阁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啊。
这事若是揭穿，无论小西行长还是沈惟敬，都没好果子吃。两个人愁容满面，都在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还能怎么办？继续瞒吧！
万历皇帝不是要关白降表吗？没问题，我们给你伪造一个！
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真的伪造了一份降表。
在这一份伪造的降表里，“丰臣秀吉”极其恭顺地表示，先前的战争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是因为日本太过迫切要向大明进贡。现在误会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错误，希望大明皇帝能够原谅，并赐予“日本国王”的称号。
小西行长怕这谎撒的太大无法收场，还特意修改了“秀七条”的内容。秀吉说要割让四道，他大笔一挥，改成割庆尚一道；秀吉说要公主，他大笔一挥，说女人不要了，赏赐两万两银子就行；秀吉说了四、五条要求，他大笔一挥，改成只要堪合贸易恢复就好。
若是让秀吉知道，这每一处改动，都足以让小西行长剖腹一万次。
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历史，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举动都大惑不解，这么明显的谎言，难道他们以为日本和大明是白痴吗？
其实，如果把整个议和活动串起来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时候只想撒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接着为了遮掩这个谎言，不得不去撒一个更大的，逐渐升级，逐渐失去控制，等到他们意识到整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
第八章 这是误会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宋应昌离职了。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
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
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