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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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说过，平壤战役后明军之所以快速推进，以至发生了碧蹄馆之役，很大一个原因是明军缺粮，李如松想尽快拿下汉城，获取龙山仓的大批粮草以弥补明军的后勤不足。
明军在平壤战役及渡过临津江后，抓了许多日军和朝奸俘虏，从他们的口供里，李如松一直都知道汉城日军有相当部分粮草积聚在离汉城五里的龙山仓内。于是李如松再次找来了傻大胆查大受，吩咐他在江东找机会突进，如此这般，好让小鬼子近期内的一切行动都歇菜。
查大受是辽东军中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当初带着几百人就敢去摸汉城的城墙，胆大如斗。得了李如松的授意后，他二话不说，带着自己麾下几百骑兵跨过临津江，在汉城附近昼伏夜出，四处寻找机会——李如松的军事意识很超前，这就是现代战争中的特种作战。
宇喜多秀家率军进攻幸州山城的事，当然没有瞒过查大受的耳目。他知道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的注意力，很快都会被吸引到那边去，届时就是绝佳的机会。查大受计议既定，便带着人马悄悄贴近龙山仓，隐藏在附近，目送着日军开往德阳山的队伍离去。
把守龙山仓的守军是第一军团的副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第一军团主力被小西行长带去了幸州前线，宗义智的部属因为伤亡过高，一直没恢复元气，便留下来看守粮仓。宗义智认为这是个轻松的活儿。此时明军在开城裹足不前，朝鲜军又被围在幸州，他想象不出还有谁敢靠近汉城来占便宜。
他没料到查大受就是这么个楞头青和傻大胆。
差不多就在幸州开战的同时，大明抗日援朝辽东集团军特种兵大队长查大受同志，率部摸到了龙山仓。接下来的故事，跟三国官渡之战里的偷袭乌巢差不多：宗义智吃酒吃得大醉，结果被查大受轻军突入龙山，四处放火，把仓中粮草烧了一个磬净，然后全身而退。查大受所部全是摩托化部队——骑兵，不是九州的短腿日本兵能追得上的。
宇喜多秀家接到龙山被袭的消息，吃惊非小。他不认为明军会孤军深入，袭击龙山仓恐怕是敌人大反攻的一个前兆，搞不好明军四万主力已经再渡临津江，朝着兵力空虚的汉城杀过去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他的头皮便开始发麻。不行，不能再跟这个破山城纠缠了！汉城和幸州孰轻孰重，秀家还分得清楚。他当即下令全军停止进攻，返回汉城准备应付明军进攻。
等回到汉城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四处的侦察队都回来汇报后，秀家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明军。他气得要死，差点要杀掉宗义智。最后还是小西行长死命劝说，才算勉强给保了下来。
既然没有明军，那再接着回头去打幸州吧。秀家这样想着，派人去作侦查，结果发现权慄已经把山城放了一把火烧干净，然后悄悄撤退了——他已经幸运地获得了一场惨胜，没有必要再死撑下去了。
无论如何，这个战略要点总算没落到朝鲜人手里。心中略觉宽慰的秀家放弃了派兵驻守的念头，可很快心头又被另外一份报告的阴云遮住。
五位奉行向他报告，龙山仓的粮草被查大受付之一炬，这相当于汉城全部存量的三分之一强。此时汉城数个军团云集，每日消耗量极大。龙山仓的丧失，对日军的固守影响不算太大，但别想再有什么大规模的反攻——这完全符合李如松的预期。（《明末纪事本末》里说查大受是三月焚烧龙山仓，时间上不确）
幸州之战的胜利，在战略上并无太大意义，但它给朝鲜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权慄善守的威名，不胫而走。不光朝鲜人一片交口称赞，据说连明军也佩服不已。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整天在临津江转悠的查大受在焚烧龙山仓之后，听到权慄以两千人死扛了日军两万一整天，十分佩服，特意派了一员偏将去查勘战场情形。又过了几天，他亲自跑到权慄营地去询问详情。听权慄说完以后，查大受感叹说：“没想到即使在大明之外，也有真正的将领存在啊。”
李如松听到幸州胜利的消息时，正在回平壤的路上。他听到以后，心里有点后悔，觉得若那时候明军反攻，未尝不能取得大胜。他指着李如柏、张世爵几个人说：都是因为你们闹着要回军，这才耽误了大事。
不过这两段故事都出自朝鲜人的记载，未必可信。因为朝鲜人只要一涉及到李如松回军问题，就会变得特别歇斯底里。而且几乎所有的朝鲜方面记载中，幸州战役日军的退兵，和明军没任何关系，甚至连龙山仓突袭战就不太提及，我不知道这是无意呢，还是故意不提。总之，权慄的幸州大战，在朝鲜方面看来不但和明军没任何关系，而且还证明了李如松的胆怯。
幸州之战与龙山仓之战结束以后，中朝联军与日军开始以临津江为线，进入对峙阶段。明军没粮食往东打，日军也没力气朝西来，双方都没能力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有趣的是，两军的实际控制领域，与后世的三八线几乎完全吻合。
两军停止了战斗，碧蹄馆附近变成了军事缓冲区。
三月里的一天——我们没太仔细去查阅有关资料，所以无法确定那天是不是艳阳天。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天有个老头悠哉游哉地骑着驴，出现在了去汉城的通衢大道上。
沈惟敬，好久不见！
第三章 三寸不烂
沈惟敬总算又恢复自由了。
自从他在辽东被李如松拿下以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挣扎。沈惟敬知道，自己之所以还活着，仅仅只是因为尚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只要自己被证明没有价值，便会被大明毫不留情地抛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出手保他。
所以平壤之战的胜利，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既然明军可以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那么根本无须与日军交涉；既然无须与日军交涉，那么沈惟敬便毫无用处；既然沈惟敬毫无用处，那么……
好在这种事情并没发生，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明军与日军进入了对峙阶段。身陷囚笼的沈惟敬欣喜地发现，和谈的曙光和他生命的希望，正在慢慢降临。
大明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从不和谈。无论是被瓦剌捉了皇帝，还是被女真人打进北京，大明从来不会卑躬屈膝地乞求议和，而是一根筋死扛到底。
但壬辰战争有点不同。
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大明疆域内的战争，而是一次援助藩属小国的军事行动。输了，丢的是朝鲜人的国土；赢了，巩固的也是朝鲜人的统治。对于这种性质的战争，大明没必要太较真，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让敌人退出朝鲜半岛，当然比大动干戈来得更划算——大明战士的鲜血，不应该无谓地为他国而流。
碧蹄馆之战之后，李如松的辽东军和宋应昌的南军龃龉频生，矛盾不断。宋应昌与袁黄等人指责北军抢功，滥杀无辜，甚至一本参到了朝廷。李如松反过来指责宋应昌连朝鲜境内都不进入，却反过来指派人过来索要首级，骗取功劳。
在平壤之战中，不知哪个倒霉的日本和尚被砍掉了脑袋，误当成了景澈玄苏。为了抢这个大人物的脑袋，李如松和宋应昌没少打官司，一直到确认玄苏还活着，两个人才悻悻罢手。
在平壤的骆尚志等人也不断暗中跟宋应昌等人联络，时不时地对朝鲜人说说李提督的怪话，鼓噪说要么退兵，要么进攻，总留在平壤城不是个事儿。
而处于第一线的辽东集团军，此刻战马大批量病死，吃饭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大炮弹药又不齐全，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尤其是大胜后还被连连参本，遭遇到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这使得兵悬海外的李如松开始心灰意冷，不想打了。在幕僚郑文彬、赵如梅的劝说下，他开始称病请代，让朝廷换人来——老子不玩了。
宋应昌这个时候也很头疼。虽然平壤大捷被他敲锣打鼓地送到北京，赢得了不少掌声，可战争实在太花银子了。为了支援朝鲜战场，他已经快把中国北方的储备折腾光了。再持续下去，就不得不动员沿海备倭的物资。朝廷里的反战派又开始抬头，已经有言官上书议论，质问为了一个外国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银子，填这么多人命。
兵部尚书石星面对这种压力，询问宋应昌该如何处置。宋应昌认为，倭寇必须要防，但不妨先和谈一下，谈下来自然最好；如果谈不下来，也能拖一拖时间。现在驻朝明军的生活太苦了，补给根本运不上去，等到兵饷、粮草、援军都运抵平壤，再打不迟。
此时明军的五千水师，已经到了黄海道；刘綎、陈磷的第二批新锐明军，也已经在路上。这些部队的换防与部署都需要时间。
宋应昌认为可以谈，李如松又不想打，于是一贯不对付的南、北两军，第一次站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可一个巴掌拍不响，和谈这种事，怎么也得要两厢情愿才行。大明是有尊严的，宋应昌、李如松再不想打，也绝不会率先开口提出和议，这种事就和谈恋爱一样，先开口的一方以后肯定低一头，所以最好是日本人先提出来，我们再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应。
日本人怎么想的呢？他们从善如流，很快便主动请求议和。
因为驻朝日军这会儿也快撑不下去了。
这时候日军的主力军团，都集中在汉城附近，一共六万多人，士气低迷不说，补给也很成问题，缺衣少食，境况比明军强不了多少。自从龙山仓被焚之后，日军处境更是窘迫。整个汉城到处是尸体，臭气熏天，瘟疫横行，日本人甚至都没心思打扫一下。
这种低迷状况，连带着导致整个日本军队都陷入悲观的情绪里。当时日本一位东国大名最上义光正在肥前名护屋参阵，他目睹了许多撤回日本的伤残士兵以及逃兵，心中无限苦涩地在书信里写道：“日人早就对汉城灰心丧气，只要能活着回家，喝上一口来自故乡的水，即使作和尚也心甘情愿。”
连一介大名都如此悲观，遑论其他下级武士与普通士兵。在退守汉城之后，日军的逃亡率高得惊人，哗变时间屡有发生，驻朝日军往对马岛跑，对马岛的往九州跑，九州的日军往本州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逃亡洪流。如果实在跑不了的，就干脆向明军与朝鲜军投降。
几乎每一位大名麾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亡。为了截获这些逃兵，日军在日本各地都设置了“人留番所”，专门追捕逃亡日军士兵。
整个日本，唯一还兴高采烈坚持开战的，大概只有太阁一个人了。
平壤的得而复失，让秀吉着实生了一阵子气。但他不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失误，而是一个战术上的小挫折，只要自己亲自上阵，便能够轻易打败明军。
为此，秀吉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他亲自披挂上阵渡海作战，带着德川家康，蒲生氏乡，浅野长政，前田利家几位大佬和心腹，率军二十万再临朝鲜，如雷霆一般把明、朝联军统统消灭。
这个命令一下，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秀吉根本没搞明白，日本在朝鲜的问题不是兵力不足，而是补给不够。现在十万人都没吃没喝，再派二十万日军来朝鲜，那给朝鲜战争这头满载的骆驼加上的就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吨钢材。
增兵的消息传到汉城，所有的将领——无论是持重派的石田三成还是主战派的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众口一词地反对，认为这时候增兵只会加速日军的崩溃。
可是秀吉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属驴的，越是反对他便越是要闹腾。必须得想一个办法，既能捋顺他的毛，又可以把这事儿压下去。
最后还是黑田长政家学渊源，给宇喜多秀家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代表日军在朝将领写了一封奏捷书。奏捷书里把碧蹄馆之战大吹大擂了一番，表示明军业已胆寒，不敢进取半步。我军已经占据了优势，只不过天寒地冻，难以维持，不如后退到釜山，与敌人和谈，等秋天朝鲜有了粮食，再打不迟。
这番话说得相当巧妙，把日军的困难藏在一条又一条捷报，既顾全了秀吉的面子，又委婉地表达出了实际情况。长政知道，如果直接告诉太阁我们先提出和谈，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大玩春秋笔法，暗示太阁大人不是我们要去跟敌人讲和，而是敌人撑不住了，来找我们乞和。
反正秀吉不在朝鲜，到底是谁先开口和谈的，他根本不知道。
果然如长政所料，秀吉看了这封书信，虚荣心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加上国内一群大佬也死命相劝，秀吉不为己甚，遂决定和谈，在名护屋安心地等着大明乞降的使者前来——长政的这一记春秋笔法，直接促成了中日议和，但也导致秀吉对局势的评估产生了小小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