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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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明确的援军兵力部署计划,甚至连朝鲜人要求的南兵都准备好了。
三天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并付诸执行,而且涉及到的部队还隶属于各地不同的防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部队早在六月二十日便已经在蓟州集结完毕,也就是在祖承训入朝后不久,他们已经从蓟州防区开拔,朝着鸭绿江开来。
难道石星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事先料定祖承训必败,这才伏有后手?
显然不是。仔细研究这两波援军的先后抵达时间,相当有节奏感。祖承训六月十五日渡江,进抵平壤又败退回来;他前脚刚返回辽东,后脚明军第二波援军张奇功、骆尚志部就到了鸭绿江,时间大约是七月三十日。
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两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干、敢这么干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庚申)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乙巳)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
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纵观大明三百年历史都无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叫沈惟敬。他籍贯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据此人的个人履历记载,他年轻时候当过兵、炼过药、还在胡宗宪手底下干过幕僚,曾经用计谋毒杀过倭寇,算是半个日本通和一个抗日英雄。(《万历野获编》《小华外史续编》)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沈惟敬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在京城里跟一群方士、无赖厮混。
他是个职业骗子,也具备骗子必须的两大特质:第一,语言能力出众,能言善辩;第二,生得一副好皮囊,面貌“长髯伟干”,形象很正面,不像骗子。
从履历看,沈惟敬完全符合骗子标准:江湖阅历丰富、胆子大、不怕死,最关键的是能忽悠。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但凡跟炼药、方士挂上钩又出了名的,不用想,一定擅长忽悠。
跟他一起每天炼丹作假药的人里有一个老头,姓袁。袁老头有个女儿,嫁给了石星做小妾。石星想在民间找人,知道自己这位老岳父常年混迹市井,问他有什么人可推荐。袁老头得了消息,回去赶紧告诉几个相熟的朋友,其中包括了沈惟敬。
沈惟敬作为职业骗子,直觉地嗅出其中投机的味道。出于谨慎,他找来一个朋友沈嘉旺,问他日本的情况。沈嘉旺曾经被倭寇捉去过日本,约略知道一点当地情形,当下为了不示弱,说了些常识后,便满口胡柴起来,说什么日本关白只是想前往中国纳贡,朝鲜不让过,这才发兵讨伐。想要停战,写一封信就能搞定云云。
沈惟敬听说这事这么容易,动动嘴皮子就有一份万世功业,大为心动。他跑去找袁老头,让他把自己引荐给石星。
石星对沈惟敬作了一次面试,对这个骗子十分满意。沈惟敬仙风道骨,三寸不烂,而且又是个民间无赖,十分适合担任这次“和谈”工作。为了表示诚意,石星亲自下文,把沈惟敬提拔为神机营游击将军,他的同伴沈嘉旺为指挥。
沈惟敬乐坏了。心说这事自己还真没判断错,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从一介白身变成了游击将军,虽只是个无品级的,好歹也是官呀!
石星这会也还算厚道,总算在事前把大明朝廷的真实战略目的告诉了沈惟敬,叮嘱说这一次你去和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谈和谈,谈,就是目的,和不和的完全没所谓,要紧的是你得一直谈下去,最好一直谈到抗战胜利……
于是沈惟敬和沈嘉旺两个人,带着十来个随从,高高兴兴奔赴朝鲜,去执行伟大使命了。
他们第一次抵达义州,是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这个时间,祖承训的部队都还没出发呢。这说明石星与万历对战局早有安排,这才早早布下“和谈”一手棋来拖延时间,好等宁夏方面的明军腾出手来。
沈惟敬抵达朝鲜以后,朝鲜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既非军人,也非使者,挂着区区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就跑了过来,自称来侦查敌情,到底想干啥?
尽管心中疑惑,朝鲜人看在石星的面子上,还是派了一个提学吴亿龄接待。吴亿龄问沈惟敬来作什么,沈大骗子大嘴一张,便开始胡说八道,说我打算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谴责小西行长,说你们再不退兵,中国就要发全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吴亿龄很不以为然。祖总兵那三千人,还是朝鲜苦求了很久才求的,现在你一张嘴就说中国大军将来,凭什么啊。沈惟敬见他有点不信,一拍胸脯:“你别不信,平义智知道吗?平秀吉认识吗?那都是我的熟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接待完以后,吴亿龄回去报告:“这人长的丑,倒是挺能说,是个大喷子。”按说沈惟敬模样长得不差,却被朝鲜人骂成丑八怪,大概是因为朝鲜人厌恶他的言行,就连这人也一起烦上了吧。
沈惟敬打算去平壤城的计划,在中途夭折了。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在这个关键士气,不会让前来和谈的沈惟敬坏了好事,各项工作均不予配合。结果沈惟敬的第一次出使,还没出义州就失败了,灰溜溜地返回北京。
从这一次出使能看出来,沈惟敬不是那种善于捕捉心理活动、循循善诱式的骗子,而是靠无比自信与夸张言论来蛊惑的表演型选手,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的典型风格是满嘴跑火车,偏偏这人胆子还极大,赌性十足,什么都敢胡说八道。在别人眼里,外交无小事;在沈惟敬眼里,外交无大事,只要自己说得高兴,连秀吉亲戚都敢冒认。
往轻了说,这是轻浮;往重了说,这是拿国家大事胡闹。后来发生的种种黑色喜剧,可以说都是肇始于他这种有些癫狂的性格。问题在于石星需要的还就是这样的骗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比起来算很实诚的日本鬼子给蒙住,才能拖够时间。
沈惟敬回来以后没几天,平壤之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石星的日程。在石星的殷切催促下,沈惟敬在八月十七日再度来到义州。
这次朝鲜人态度不同了。平壤城两次都没打下来,咸镜道也丢了,现在任何一个天朝来人,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国王李昖亲自迎出义州西门,一路陪到龙湾馆大厅,给足了沈惟敬面子。
沈惟敬哪里受过这等礼遇,脑子有点晕,一张嘴,习惯性地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圣上很关心你们国家,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