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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追风筝的人-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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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2)、雅米(3)、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4)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他轻声说。我将手臂挣脱出来,“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会想想看。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文;》夹克,戴着无《;人;》边便帽,眼镜挂《;书;》在鼻尖上,有块镜《;屋;》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但多数没有被褥。

“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

“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大概两百五十个。”察曼回头说,“但他们并非全都无亲无故。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母亲无法抚养他们,因为塔利班不许女人工作。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伤心地补充道:“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座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住的——它过去是仓库,用来存放地毯。所以这里没有热水器,他们留下的井也干了。”他放低声音,“我求过塔利班,跟他们要钱,用来掘一眼更深的井,次数多得记不清了,他们只是转动念珠,告诉我他们没有钱。没有钱。”他冷笑。

他指着墙边的一排床铺。“我们的床不够,已经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他让我们看着一个在跳绳的女孩,有两个孩子陪着她。“你们见到那个女孩吗?上个冬天,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冻死了。”他继续走,“上次我检查的时候,发现仓库里面只有不到够一个月吃的大米了,等用完之后,这些孩子的早饭和晚饭只有面包和红茶可吃了。”我注意到他没提起午饭。

他站住,转向我:“这里提供的庇护少得可怜,几乎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干净的水。我这里大量过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但可悲的是,这些孩子算是幸运的了。我们负荷过重,每天我都要拒绝带着孩子到这里来的母亲。”他朝我走上一步,“你说索拉博还有希望?我祈望你没有说谎,老爷。可是……也许你来得太迟了。”

“什么意思?”

察曼移开眼光。“跟我来。”

负责人的办公室是这么一间房子:四面空荡荡的开裂墙壁,一张地毯,一张桌子,两张折叠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灰色的老鼠从墙洞探出头来,窜过房间。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体一缩,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这才奔出洞开的门。

“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们想喝茶吗?我可以去弄一些。”

“不了,谢谢。我们还是谈谈。”

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双臂抱胸,“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别提可能还很危险。”

“谁危险?”

“你,我。当然还有索拉博,如果还不算太迟的话。”

“我需要知道。”

他点点头:“好的。但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儿?”

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一个打两个,有时是三个。我畏缩旁观,心里想帮忙,但总是望而却步,总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拉退。

我望着走廊,看见一群孩子,围成一圈跳舞。有个小女孩,左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她坐在破旧的垫子上观望,微笑着,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我看见法里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他残废的手就挂在身边。我想起瓦希德的儿子……我恍然省悟:如果没有找到索拉博,我绝不离开阿富汗。“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说。

察曼凝望着我,然后他点点头,捡起一支铅笔,在手指间转动。“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答应你。”

他用铅笔敲桌子,“尽管你答应了,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不过,也许那样也好。反正我很该死。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个塔利班官员,”他低声说,“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带着钱,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转开,“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

“你居然同意?”法里德在我身后说。他冲向桌子,接近察曼。

“我能有什么选择呢?”察曼回嘴说,他推着桌子站起来。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法里德说,“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

“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

“你卖掉孩子!”法里德大怒。

“法里德,坐下!让他说!”但已经太迟了,因为突然间法里德跳上桌子。他纵身而下,将察曼的椅子踢飞,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挥舞着手,发出声声闷叫。他的脚踢掉一个抽屉,纸片散落在地面。

我跑到桌子那边,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劲拉。他挣脱我。“够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脸涨得通红,张口狂叫:“我要杀了他!你不能阻止我!我要杀了他!”他冷笑。

“放开他!”

“我要杀了他!”他的叫声让我明白,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就只好目睹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

“孩子们在看着,法里德。他们在看着。”我说。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缩紧,那当头,我以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头,看到了孩子们。他们默默站在门外,手拉手,有的还哭起来。我觉得法里德的肌肉松弛了,他放手站起来,低头看着察曼,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他走到门边,把门关上。

察曼挣扎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脸上的口水。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镜,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又把眼镜摘下。他双手掩脸。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

“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终于,察曼哽咽着说。手仍掩着脸。

“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

察曼放下手:“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我破产了,因为我毕生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恤孤院。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你以为我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没有,我留下。我留下来,全是为了他们。”他指着门,“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他会带走十个。所以我让他带走,让安拉来作决定。我忍气吞声,拿过他那些该死的、肮脏的臭钱,然后到市场去,给孩子买食物。”

法里德垂下眼睛。

“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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