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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追风筝的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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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寻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来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湿了胡子。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们涌过来。我听见有人说发作了,另外有人说“快打911!”,我听见一阵跑步声。人群围过来,天空变得阴暗。

爸爸的泡沫变红了,他在咬自己的舌头。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在这里爸爸,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好像如此这般,我就能减缓他的病痛,让它们不再烦我爸爸。我感到膝盖一片潮湿。爸爸小便失禁了。嘘,亲爱的爸爸,我在这里。你的儿子就在这里。

那个白胡子的大夫头顶油光可鉴,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扫描。”他说。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灯箱上,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那头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图片,好像警察将凶手的大头像展示给罹难者的家属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脑看起来像个胡桃的切面,点缀着几个网球状的灰色阴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转移了。”他说,“他必须服用类固醇,以便缩减他大脑里的肿块,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我建议做放射线治疗,你明白的我意思吗?”

我说我明白。我已经熟悉癌症的相关术语了。

“那就好,”他说,看看他的寻呼机,“我得走了,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打传呼。”

“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诊室挤满了阿富汗人,有纽瓦克来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时的工程师。他们纷纷走进来,语调沉痛地向爸爸表达他们的敬意,祝福他尽早康复。那时爸爸已经醒了,他虚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太太也来了。索拉雅跟在后面,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时将眼光移开。“你好吗,老朋友。”塔赫里将军说,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将军回以微笑。

“你们不应如此麻烦的,你们大家。”爸爸呻吟着说。

“这不麻烦。”塔赫里太太说。

“一点都不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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