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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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妫⒌�43师郭华宗、第54师郝梦龄，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一带，其后方有罗霖的第77师，分布在泰和及吉安西至安福之间地区，担任守备和“清剿”。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两个师，第25师孙兼，进至宜黄，第27师高树勋进至乐安地区，其后方以骑兵第4师分布在宜黄、抚州、樟树地区，担任维护后方交通。朱绍良的第6路军3个师，第5师胡祖玉（4个团）、第8师毛炳文、第24师许克祥进至南丰及其附近地区，其后方由分布于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的新编第13师维护，第56师刘和鼎仍在福建建宁（一说集结于安远，拟向建宁前进中），尚未进入江西。这样，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八百里长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此外，在福建还有新编第4旅出宁化，新2师2旅出连城、汀州，第49师张贞部出上杭、武平。在广东，则有第62师出蕉岭。南昌行营直辖的第52师，分布在江西清江、新干、峡江到阜田一带。蒋介石虽经一次失败，但还是看不起红军，又因新军阀之间矛盾尖锐，他还舍不得拿出、一时也拿不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来打。所以，这次“围剿”的军队仍然全是杂牌军。其中以蒋、蔡的19路军（广东军队）、孙连仲的26路军（西北军）和朱绍良的6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较弱。王金钰的第5路军，师数最多，但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这些反动军队离开南昌很快，进人苏区后前进却很慢。一进入苏区边境，就到处做工事，步步为营，不但稳扎稳进，而且徘徊不安，害怕前进。
在查明敌军部署第二次“围剿”的基本情况后，我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这篇文章仍然是毛泽东领导做的。
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毛泽东回小布开会总结经验，部署红军乘胜转人进攻，向乐安、永丰、宜黄、南丰、建宁、黎川、宁化一线以南以西地区发展，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盘蹈的土围子，扩大了拥有数十万群众的新解放区，对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待敌军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3月20日下令红军主力与敌脱离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到广昌、壬田（瑞金城北）、宁都地区。并派出部队到兴国周围，监视袭扰敌第19路军。由广西左、右江转战千里的红7军，这时也到达湘赣边根据地和上 饶、崇义地区，参加整顿并筹款、训练。
3月20日，红军总部政治部下达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并先后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等。各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同驻地群众一起开了誓师大会，各师召开了士兵大会。各军、师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当时红军中尚保留有“副官”这一职务）、军医会议等，总结经验，研究改善各项作战保障工作，主要是：战时参谋工作、大行李指挥、给养、战俘的收容和清理（包括清理和争取医务人员和无线电技术人员）、战利品特别是药品的搜集、处置和保管等，也讨论和布置了战前练兵。
在地方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动员，讨论支持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与此同时，加强参战的组织工作，进行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向导队、宣传队（写对敌军士兵宣传的标语传单）和俘虏收容所。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和战术等等。为了统一指挥全区（包括赣江两岸）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划分了 10个游击区，并区分了他们的作战方向和任务，要求各区以独立师、团、营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指示司令部草拟了一个关于游击战争的通令，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办法。通令是郭化若起草的，朱云卿做了修改，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3月7日发出。
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充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震动了全国。苏区军民一片欢腾，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理解和接受；红军将士对击退敌人新的“围剿”信心百倍；根据地广大群众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地方武装对封锁消息、袭扰敌人已经有了日益丰富的经验；地方党政机关对坚壁清野、支援战争，也组织得更好，办法更多。在敌人方面，由于第一次“围剿”的惨败，特别是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欠一个旅留东固未来）被我全歼于龙冈，张被俘，后被受他蹂躏的东固人民处决，张的人头，被放在木板上，顺赣江漂流到南昌；谭道源的第50师又遭到我军歼灭性打击，敌军士气低落，军心恐慌，其高级将领莫不个个惊心，人人丧胆。听到红军，就谈虎色变；窜进苏区，就草木皆兵。一军团业余宣传队（后为战士剧社）编了京剧清唱《鲁胖子哭头》，描绘了当时敌人军心恐慌的状态。鲁胖子是指“剿匪”军总司令鲁涤平，“哭头”是指他见到张辉瓒的人头后痛哭失声，唱词是：“哭一声张贤弟我的宿将，战兢兢听那探马报丧；那一日出征宴美酒酣畅，举杯盏祝贤弟师振旗扬；盼只盼捷报传邀功请赏，怎料得初开战败溃龙冈；那红军可长得三头六臂，竟将我精锐师一扫而光；想当年张弟威武豪壮，今日里竟落得如此下场；且止住哭丧泪垂首思量，不由我一阵阵胆颤心慌；怕只怕那红军不同凡响，说不定哪一日进逼南昌；悲只悲我这班虾兵蟹将，不知道又该谁去见阎王；叹只叹这残局如何收场，南京城老头子又要骂娘。”
1。毛泽东力排众议
但是，第二次反“围剿”也有困难的一面，除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外，就是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向忠发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米夫器重的王明，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抛出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冒险主义纲领。会上虽然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主席，但实际领导权落在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王明之流，早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时就诬蔑党中央理论水平太低，说将来中国革命只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去领导。这时，实现了他们的“预言”。他们大搞宗派，突击提拔，安插亲信。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改造”。当时派往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在“四中全会”代表团尚未进到江西中央苏区前，“四中全会”的一部分文件已经送到。由项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1931年3月18日起，开了四天。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冒险主义路线的序幕。会上有人在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时提出“跑” 的主张。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无法对抗。毛泽东反对离开根据地，主张就地打仗。讨论未形成决议。
4月中旬，“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传达和讨论，又于4月17日在宁都青圹召开中央局会议，虽然时间相隔快一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讨论“四中全会”对形势的估计，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却不作调查，不问事实，颠倒是非，硬说“从汀州会议起（这时红4军与红3军会合，成立红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这个决议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否定了从汀州会议起到罗坊会议止毛泽东抵制并战胜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的全部斗争过程和历史事实。
在分析形势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拥护者对蒋介石兴兵20万“围剿”苏区，怕得要死，主张“分兵退敌”，把红军开到四川去。说 什么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四中全会代表来到苏区后，不问青红皂白，硬说何应钦20万大军是无法打破的，只好走。他们根据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苏区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其实，那个中央指示’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在远离农村根据地听不到枪声的上海高楼大厦里写的，是十足的瞎指挥，它本身就充满自相矛盾的意见。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这一指示的前面的说法，我们就要在敌人尚未集中时到白色区域去找城市中的敌人主力打，这岂不是重复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按照指示后面的说法，什么“遇必要时”，这是非常笼统、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所谓“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革命根据地等等，在纸面上谈谈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上行动会遇到多少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是毫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块中央红色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流血牺牲，才创建起来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谈何容易！如果轻易抛弃已有的根据地，那才是使“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毛泽东虽然详细介绍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敌人的弱点和我们的有利条件，说明敌人的“围剿”是可以打破的，可是王明冒险主义的顽固推行者们对这些话听不进去，他们依靠在中央局中的多数，蛮不讲理，令人气愤。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并建议扩大与会者的范围。
走出会场，朱云卿问郭化若：“郭处长，你有何感受？”郭化若说毛委员的主张正确。朱云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郭化若说，如果按“钦差大臣”的意见，放弃根据地，太危险了。朱云卿说：“但愿不要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
过了几天，中央局再次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了与会者范围，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政委等都到了。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一开始讨论，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踊跃，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苏区。积极求战的声浪震动了会场，使那些逃跑主义的主张销声屏气，不敢再嚣张了。
打不打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紧接着，就讨论怎样打的问题，先打哪一路敌人，是等敌人前进时在运动中打，还是去攻坚。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有人建议先打朱绍良的第6路军。主张打19路军的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离其他各路军远。但蒋、蔡部队是这次“围剿”中较强的。为了说明要打强的不能打弱的理由时，有人搬出旧的战略原则来，说：“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之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这一种主张忽视了 19路军不但在各路敌军中最强，而且到兴国相当久的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