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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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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编为红12军,并从3纵队抽出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第1纵队,后称第34师;由3纵队抽出1个支队,加上江西地方武装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的第2纵队,后称第35师;红12军的第3纵队,即第36师是在后来打开吉安后才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的。红4军原第4纵队和闽西几个县的地方部队抽出人员、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闽红12军。江西的地方武装以2、4团为基础扩编为红6军,不久又改称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从3纵队、支队政委中选拔罗荣桓任红4军政委,蔡会文任红3军政委;伍中豪任红12军军长,谭震林任12军政委。

原红4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指挥部和政治部,统率红4军、红3军、红12军3个军。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参谋长是朱云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根据中央指示,还由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黄公略、彭德怀、林彪、邵式平等17人组成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

整编以后,部队向何处去呢? 一天,朱云卿和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商量部队行动问题,见他们来了便问:“你们想打大城市吗?”

“当然想呀。“郭化若说,“不过——”

“只能是一种想法而巳。“朱云卿接过话说。

“我们能打下大城市吗?”毛泽东又问。

“我们部队现在这种军事素质和技术装备,打大城市是有困难的。”郭化若回答。

“可是,中央又命令我们去打。”朱德说。

“对。”毛泽东用手把桌上的茶杯推了一下,“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朱总,你看呢?”

“要得。”朱德说,“这样,中央的命令传达了,而且,部队在‘推’进,也有行动。人家推我们,也算是一推就动。”说完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朱云卿说:“‘推’字的含义,就是只传达李立三的命令,不作具体部署。”

“是一种应付上面的行动。”郭化若说,“作战命令的措词就要精心推敲了。”

按分工,作战命令是由朱云卿主持,郭化若负责起草的,这次要做“推”字文章,朱云卿叫郭化若考虑文字命令,他搞个推进计划表。两种作战文书拟出后,送毛泽东、朱德审查,毛泽东很满意。于是1930年6月22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向红4军、红12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做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红3军亦归建。7月11日,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军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敌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置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着手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批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在南昌城下壮了军威,扩大了我军影响。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六、二打长沙时毛泽东两次让步

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

在西进路上,18日到达黄茅。侦知湘赣边之文家市有敌一个旅,而且不知我军的到来,于是军团决定消灭它,再向西进。19日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的大致内容是:红一军团在攻击牛行车站,举行“八一”示威后,散开工作,筹款和宣传群众。因恐久待敌人而敌不来,待敌人兵力集中后向我进攻,陷于不利地位,而此时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洲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目前何键有10团以上兵力,集中浏阳,向我第三军团前进,右路兵力分布文家市、孙家煅两点,约10团左右,左路在许东门一带。我们昨日到此,决定明日解决文家市、孙家煅之敌,再击敌人左,要求第三军团在平江一面打来,以消灭敌人主力,直下长沙。此次敌深入赤色地区,我们赶至他们面前,他们还不知道,而敌又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算的。

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突然强袭包围文家市,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打了个大胜仗,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的,敌人跑了,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泽东非常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泽东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参谋处长。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4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 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去了,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坚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31个团,我们的兵力共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敌人兵力超过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长沙,三军团中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部队该如何行动呢?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默默地吸着烟,脸上表情很严肃,他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说:“让步。”为了团结红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0年8月24日在永和市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8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出“向长沙攻击前进”,占领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黄中铺、龙头一带的命令。29日,方面军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军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执不下,郭化若等人都把眼光移向毛泽东,毛泽东在默默吸烟,脸上表情很严肃,突然站起来说:“我看留下红3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4军、红12军展开向长沙进攻,看朱总意见怎么样。”朱德马上表态同意。留一个军作预备队,这是总司令、总政委有权决定的,总前委也无法反对。于是大家无话。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动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3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4军、红12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制歼灭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动的敌军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査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出发,后来郭化若对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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