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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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化若回忆说，毛泽东那样积极地、热情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我到后来才逐渐地体会到，他是希望我们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现在各综合大学的文科都有哲学系，社会科学院中有哲学研究所，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早已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当年希望扩大新哲学会使更多人来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的遗愿，早已实现。马列主义哲学理论，正引导我国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4。毛泽东对郭化若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在延安开展学哲学群众运动中，毛泽东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倡导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1937年下半年郭化若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系统地读了一些马列哲学著作，同时又得到毛泽东和艾思奇的帮助，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逐步运用这些基本观点去说明中国革命的一些实际问题。1938年1月，他写了《抗日游击战争战术基本方针》 一文（发表在《解放》第28期上），1939年7月又写了《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一文（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7期），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情况，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40年8月，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又做了《军事辩证法浅说》的讲演，把唯物辩证法引人军事领域，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发展规律，以及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战略的全面性与战术的局部性，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战斗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毛泽东对郭化若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军事辩证法浅说》分为两个部分，11个问题。第一部分是关于战争的辩证唯物论。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军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说 明战争是随着人类社会一同发生而不可消灭的，是人类 天性的产物，有的 还说现代战争与资 本主义制度无关， 不可责备资本主义制度，有意掩盖战争的本质与政治目的；有些人反对抗战中进步，他们保守甚至倒退，口头上或许承认“政治重于军事”，但实际在投入英美集团、直接投降日本与继续坚持抗战三条交叉路口徘徊，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借口“训政时期”，不给自由，限制抗日军民的活动，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不承认战争规律，或者把它看成千古不变的东西等等。针对这些情况，郭化若着重讲了4个问题：一是战争的本质。阐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们不因战争给予人民以灾难而反对一切战争，也不以“进攻”、“防御”来区分战争性质。我们反对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拥护、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二是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依赖于经济，但战争对经济又有反作用力。否定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唯心论，只看到经济对战争的决定作用，看不到政治等其他因素影响，或否认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则是机械唯物论，都是要不得的。三是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现代的民族战争，不能离开民主革命，否则不能胜利。坚持抗战必须与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相联系，从这一点说，政治重于军事。战争离不开政治，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之中。既要反对轻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作用的单纯军事观点，也要反对把政治与战争之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颠倒的错误。四是战争发展的规律。战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现象，它随阶级的发生而发生，随阶级的发展而发展，也将随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军事与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等联结与相依存，就是战争的发展规律。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战争前途是可以预测的，战争规律也是发展的。依据与把握战争发展规律，定出指导战争使向胜利方向发展的法则，就成了正确的战略。我们既要反对否认战争规律可能认识的不可知论，也要反对认为战争规律千古不变的机械论。
《军事辩证法浅说》，第二部分是讲战法的唯物辩证论，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研究抗円战争的打法问题。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与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不同，因此，于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规律之外，还应看到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寻找特殊的战法。郭化若从战略战术上之差别性与同一性，战略之全局性与战术之局部性关系，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战斗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略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等7个方面谈了些看法。他认为否认战争规律的差别性，抄袭外国操典，或照搬古代兵法，结果是要失败的；否认战争规律的同一性，忽视前人血的经验，夸大自己的片面经验，也是要碰钉子的。抗战是中华民族进行的正义战争，与外国一般革命战争不同；抗战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北伐战争及苏维埃时代的国内战争不同。敌人虽然强大，但有许多弱点；中国的力量暂时弱小，但是有人多地大等许多优势。中国抗战有其特殊环境与特殊规律，因而也应产生特殊的战法。中国抗战是必定要胜利的，但胜利需要长期艰苦斗争才能取得。要从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以进步的民主政治灌注于民众中，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这个报告把当时抗战中发生的军事上的争论提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分析，批判了以蒋介石、阎锡山为代表的军事上的唯心论，对于全民族团结抗日起了推动作用，1941年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又出了单行本。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著作，对全党全军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军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郭化若回忆说，这次讲演，我仅仅是对毛泽东有关军事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的收集和注释。
二四、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抗日战争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深感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人民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仍然静悄悄在那里生活。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人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这种政治动员不足，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结果，加上当时通讯工具不发达所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必须积极宣传抗日，深入进行政治动员，他对这件事抓得很紧，郭化若留有极深印象。
1。毛泽东对郭化若说：你要多写一点文章
1937年底，郭化若在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结业的时候，张闻天对他说：“你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不考虑了。毛主席留你在延安工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是抗大校长室，你就上主席那儿报到去吧。”郭化若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既能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还能住那么高级的房子。当时延安的住房很紧张，由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华北和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捷报频传，威震全国，各地来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骤增，抗大的住房就更加困难，凤凰山一带的窗洞已容纳不下，只好分散到蟠龙、庆阳等地去了。他却住得如此宽敞，实在不好意思。毛泽东却对他说：“住得宽一点，是为了给你一个好的写作环境。我们要向全国宣传抗日，你要多写一点文章。”
第二天毛泽东就给郭化若交代任务了。他说抗战全面展开后， 全国各阶层思想很辟跃，除了失败主义者散布的“亡国论”和性急的朋友议论的“速胜论”外，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或者寄托在国民党军的作战上，他想写一篇文章批驳这种观点，要郭化若请来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开座谈会。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怎样指导游击战争等军事理论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他认真听大家发言，有时也插话。萧劲光谈到要善于集中兵力时，毛泽东说在战略上我们不能强调集中兵力，而是实行分散的游击战，在战役战斗上可以相对集中兵力。郭化若谈到，抗日战争有没有战略进攻的问题，主席说不宜提战略进攻，在敌强我弱时是不可能有战略上的进攻的。只能说战役上的反攻或战役上的进攻，或是带有战略性的反攻和进攻。这是整个战略防御战中的积极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反攻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要大家将在会上谈的问题写成文章交给他。罗瑞卿等走了后，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请你将大家的发言整理一下，就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拟一个写作提纲，另外要想办法多收集一些资料。过些时候组织点力量出抗日战争丛书，由你担任编辑。”
根据毛泽东指示，郭化若连夜着手工作。他深知毛泽东非常重视战略问题的研究，1936年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并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但这个小册子只写了 5章，还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了。现在要他搞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研究，自然是从当时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展需要考虑的，但也是毛泽东很长时间考虑的问题。显然毛泽东对他期望很高，他深感任务很重。抗日战争的战略，主要是游击战争的战略，必须很好地阐发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如何组织领导，以及游击战争的定义、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关系、游击战的攻防、内外线作战等问题。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深夜毛泽东又派人送来信：
化若同志：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老斯伟资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
你不担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按照毛泽东的手令，郭化若跑遍了延安城各大学、图书馆，稍与战略沾边的书都找了来，虽有一定收获，仍感资料不足。他主要研究我军的作战经验总结、军事问题的决议、指示等。同时，他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大工作时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战方法的思考、体会，有一些笔记也用上了。他关起门来阅读、思考，真是坐着想不出，起来走走，走着想不出，又坐下来想。经过冥思苦想，认为《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的提纲，拟重点论证两个问题：一是抗日游击战争有没有战略问题，既然正规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为什么游击战争还有战略问题。他认为抗日游击战争不同于中国过去的或国外的游击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战争，是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敌后游击战争，这种战争不 只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更主要的是在外线的单独作战，因此一举一动牵动着抗战的全局，尤其是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顽固派转人消极抗日，66％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压在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游击战争具有全局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须放到战略上加以考虑。二是抗日游击战争究竟有些什么战略问题？他认为政治上依靠群众，军事上主动、灵活与积极，是游击战争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游击战的具体战略问题之一。还有游击战必须配合正规战，必须向运动战发展，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有战略防御和反攻，必须解决好各级指挥关系问题等，都是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他拟好了框架就开始写作，不几天就写出了好几章。他把收集到的资料和试写的头几章抄写整齐后送给毛泽东审阅，并提出想去西安购买资料。
第二天毛泽东又来信说：
化若同志：
（一）你不必去西安，用我名义写两信，一致伯渠，一致剑英，说明编辑部工作需要买书，各附一书单请其代买。
（二）译俄文书，由你组织，报酬可照你拟定办法。
（三）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