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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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能破城，时正大雪，西夏军不敌严寒，更恐切断后路，解围北归。
三川口之败震惊朝野，这是宋朝自雍熙北伐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也让宋朝知道元昊是必须认真对付的。宋朝调整了西北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舰知泾州，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在对夏方针上，韩琦主张主动进攻，根除隐患。范仲淹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这一方针是鉴于宋朝长期边防不修，战斗力不强的实际作出的。
岁末，仁宗召见了韩琦与两府宰执，决定采取韩琦主攻的方针，次年正月组织鄜延与泾原两路军队进讨西夏。但范仲淹一边派名将种世衡在延州东北修筑军事要塞青涧城，一边加强延州城的防务，同时上书说服了仁宗，允许鄜延路暂缓出兵。这样，韩琦的主攻政策也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推行。
宋朝的主动攻势还没有发动，元昊却先行一步。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准备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闻讯，即命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大将，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率部迎击。西夏军奉命诈败，一路丢弃马羊骆驼，宋军紧追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见西夏军已设伏川口列阵以待，才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但已无路可退。双方从清晨激战到正午，桑怿、任副都力战而死，宋军战死将士共达万余人。
好水川之败使主攻派失去了发言权，韩琦被降一级，贬知秦州（今甘肃天水）。这一期间，范仲淹在知延州任上得到了元昊派人转达的议和试探，就致信分析了八条“逆顺”的道理，但元昊回信的措辞十分傲慢，范仲淹当着来使将其烧毁了，录了个副本转呈朝廷。对此，朝廷以“人臣无外交”的罪名予以追究，将他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朝中央将西北防务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范仲淹、王沿、韩琦分知四路帅府所在的延州、庆州、渭州和秦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兵分四路，防地分明，但正如欧阳修所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并不能改变“常战而常败”的局面。
而范仲淹在对西夏和战问题上的战略思想日渐为仁宗所接受，这一方针集中体现在庆历二年正月他给仁宗的奏议中。他认为：对西夏应以有效防务为出发点，具体原则是“攻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在这一基础上，“招纳之策，可行其间”，因为“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既然“礼仪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但朝廷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仍十分激烈，双方还不能立刻走到谈判桌边。
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在试探议和未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泾原路统帅王沿急遣副总管葛怀敏率军迎敌。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军引向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一进入包围圈，就被四面围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军切断了水源，宋军只得冒险突围，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围歼，葛怀敏以下十四员大将战死，所部九千余名将士、六百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而后元昊挥师直抵渭州城下，王沿令为数不多的守城军民竖起许多旗帜，部下疑兵阵，再学诸葛亮，才使元昊大军放弃攻打渭州，纵掠七百里后整军北归。
定川砦战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如一战，可怕！”宋朝任命韩琦、范仲淹和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总领四路军事。范仲淹与韩琦一方面在宋夏交冲地区修城筑砦，构建起牢固的军事据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乡兵、蕃兵和弓箭手的战斗作用。
乡兵是从当地居民中抽点的汉族壮丁，蕃兵是由西北羌族中汉化程度较高者组成的西北地方军，弓箭手则蕃汉皆募，然后进行专门训练，三者都具有亦兵亦民的性质，尤其适用对待西夏军队的进扰。
这些措施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他们敬畏的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称为“大范老子”的范雍，互相告诫道：“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西北边民则用民谣称颂韩、范守边功绩：“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通过三次大战，宋朝原先那种一鼓荡平“蕞尔小丑”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明白了自己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风。宋仁宗决定全力求和，双方议和使节开始往来。而议和对西夏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响应，原因有三。
其一，战争爆发后，宋朝停止了对西夏银绢钱的大宗岁赐，关闭了榷场，西夏境内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奇缺，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
其二，战争使西夏民穷财尽，物价昂贵，民间流传“十不如”的谣谚表示不满，连年战争使西夏“军民死亡，疮痍过半”，在兵力上也没有力量继续长期的战争。
其三，元昊虽在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但也深知以贫穷落后的西夏，要全面战胜和长期占领地广人众的宋朝绝无可能，而从经济利益上看，战争掠夺远不如与宋朝维持和平获得的好处为大。
还必须指出，宋、辽、夏三国关系在当时的互动变化，也促使宋朝与西夏必须尽快与对方媾和，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元昊联辽抗宋，辽朝也瞅准宋夏战争的机会向宋捞上一把。庆历二年正月，辽朝派出使者，照会宋朝：辽夏为舅甥之国，对夏有保护之责，宋朝攻夏为何不先与辽朝打招呼；职责宋朝在边境上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掘水道，添置边军，有破坏宋辽盟约的意向。以此为理由，辽使向宋朝旧案重提，要求归还当年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这对处于宋夏战争泥淖中的宋朝来说，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点穷于应付，更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宋夏之间的战争状态。
宋朝派知制诰富弼为谈判使节赴辽，答应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之外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关南租赋，一半用以答谢辽朝约束西夏的。辽朝成为宋夏战争的唯一不花本钱的大赢家，它出卖了西夏，从宋朝那里得到了好处，又在宋夏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和救世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昊受到来自辽朝的政治压力，十分不满，庆历三年又与辽朝发生了争夺边境部落的纠纷，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联盟开始破裂。为了防止宋辽联合而腹背受敌，元昊在庆历四年秋天，匆忙遣使向宋朝送上称臣的誓表，双方达成合约：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允许夏国自置官属；宋每年“岁赐”西夏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匹、斤；两国重开榷场，恢复互市贸易。
其后不久，辽夏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元昊坚壁清野，重创辽军，而后见好就收，与辽议和。从此，北宋、辽朝和西夏之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而北宋在与西夏的关系上，最终似乎还是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吴育所提出的“稍易其名，顺时而抚”的结局，看来还是算他头脑清醒些。
细说宋朝29：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从夏毅宗到夏崇宗在位期间，大体是西夏继元昊立国以后，与宋、辽三国鼎峙时期，可视为西夏历史的前期。
夏毅宗谅祚即位于襁褓之中，朝政一切听命于国相没藏讹宠与没藏太后兄妹。毅宗初立时，诺移赏都等三大将各拥强兵驻守在外，讹宠还有点顾忌。当三大将逐一凋丧，他更为所欲为。讹宠连年侵扰宋朝沿边堡砦，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又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宋方一再交涉，讹宠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
没藏太后在元昊死后，先与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与元昊的侍卫官宝保吃多已偷情。李守贵忿妒之下，密派蕃骑数十，在没藏太后与吃多已出猎贺兰山夜归途中，将两人击杀。讹宠族灭了李守贵，让毅宗纳自己的女儿为皇后，以便在没藏太后死后继续控制毅宗。毅宗只得从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那里了解民间利弊和朝野舆情，因高、毛之妻曾哺乳过毅宗，故而深受其信任。讹宠听说，便在奲都三年（1059年）借故杀害了高、毛全家。
毅宗深知这是杀给他看的，对讹宠专断朝政深怀不满，就对讹宠的政敌大将漫咩屈尊礼敬，结为心腹。讹宠的儿媳梁氏是汉人，与毅宗私通，白天入宫，晚上归家，其夫野久怀忿怼。奲都五年，讹宠父子密谋刺杀毅宗，恰被梁氏侦知，密告毅宗。毅宗抢先一步，诈召讹宠入宫议政，名漫咩捕杀其父子，诛灭讹宠全家。这年，毅宗才十五岁。
毅宗亲政以后，立即废黜没藏氏，旋即赐死；同时改立梁氏为皇后，并任命梁后之弟梁乙埋为家相。毅宗随即作了几件大事。
其一，亲政当年，即把屈野河以西二十里耕地退还给宋朝，派出使臣与宋朝划定边界。
其二，亲政伊始就宣布不用蕃礼，改行汉礼；次年，向宋朝求取《九经》、《册府元龟》和朝贺仪制；两年以后，又恢复唐朝赐姓李氏。
其三，亲政次年，增设蕃汉官职，新增的汉官有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和中书学士，蕃官则增昂聂、昂里等职。
其四，拱化元年（1063年），请求宋朝恢复榷场贸易。宋夏之间，早在李德明时期，就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与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设立榷场。因没藏讹宠专政时期不断侵扰宋境，宋方关闭榷场，这对西夏经济影响颇大，故而恢复互市最为迫切。
这些措施明显向慕汉文化，表现出对宋朝友好的意向。但宋夏之间和平相处的基础似乎比辽宋远为脆弱，这或许因为宋辽之间原先就有对等之国的前结构，而宋夏之间则由宗主与附庸升格为对等之国，因而原先的尊卑情节反而引起国家关系间的过分敏感。
拱化二年，夏使吴宗赴宋贺正月，与宋朝引伴使发生争执，宋使声称“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听了夏使的回报，毅宗认定宋朝侮辱夏国，决定以武力维护自尊。这年七月，毅宗率兵数万攻略宋朝秦凤、泾原诸州。其后二三年间，西夏的进攻持续不断。但这些似乎只是警告宋朝必须尊重夏国，交战期间，西夏派赴宋朝的使节依旧不绝。
毅宗力图在三国关系间为夏国寻找一个支撑点；既不与宋朝闹翻，以免宋朝彻底断绝岁赐和贸易，让辽朝有机可乘；又必须向宋朝显示夏国的实力和尊严。拱化四年八月，毅宗又率步骑围攻庆州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临阵前督战，宋军箭下如雨，他被流矢射穿铠甲，死里逃生。时隔一月，他就遣使向宋请求时服和岁赐。在宋朝颁诏谴责时，他不失时机的保证履行前朝合约，于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毅宗在拱化五年岁末病死，年仅二十一岁。作为一个君主，他尊用汉礼以改蕃俗，求赐儒经以慕华化，却为元昊建国经营时从未有过的新趋向，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影响加强的表现。
继位的是毅宗之子秉常，这年才八岁，是为夏惠宗。其母梁太后临朝听政，由太后之弟梁乙埋任国相，梁氏子弟都位居要津，诸梁完全把持了朝政。乾道二年（1069年）梁太后身为汉人，却以惠宗名义宣布废除汉礼，恢复蕃仪。以致有论著说梁太后乃蕃化的汉人，是党项贵族的忠实代表。这点似乎令人费解，而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倒并不少见，北齐皇族高氏就是胡化的汉人。依附梁氏集团的有大将都罗马尾和贵族罔萌讹，夏景宗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毅宗朝曾参朝政，因不附梁氏，天赐礼盛三年（1072年）被免去都统军，阖家徙贬，两年后死在贬所，后族势力战胜了皇族势力。
大安二年（1076年），惠宗开始亲政，但大权旁落。他向慕中国制度，大安六年，在皇族支持下，宣布取消蕃仪再行汉礼。次年三月，他准备归还侵占的宋朝领土，双方约合（宋方记载说是“以河南地归宋，秉常从之”，所谓河南地即指黄河河套以南包括西平府和党项发迹的平夏五州在内，这片广袤的土地是西夏立国根本，全部归宋，似乎不足为信；应是河、洮等州黄河以南原属宋秦凤路的领土）。梁乙埋得知消息，就把惠宗软禁在离皇宫五里之遥的木砦。
支持皇族的将领各自拥兵自重，西夏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要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宋军五路进攻，双方战火再起，但宋朝不仅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