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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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西进，夺取尚被宋军控制的灵州，则是第一步。灵州背倚贺兰山，俯临黄河，历来是中原王朝的河西屏障，谁占有了它，谁就在西北布下了一颗大有余地的活子，因而也成为宋朝与党项、回纥、吐蕃各族势力必争之地。灵州在党项势力范围的腹背，军饷补给常受到继迁的骚扰拦截，宋朝政府对灵州一直在弃守之间举棋不定。而李继迁则在辽朝的支持下，在咸平五年三月，终于攻克了灵州城。
灵州易手，非同小可：党项打通了西进的大门，得以把河西各族网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往后西夏的立国才有可能；宋朝再也得不到来自河西的战马，更是拱手让出了控制西北的主动权，使得以后在与西夏的较量和经略西北的其他军事活动中，总是处于下风与劣势。继迁将灵州改名为西平府，次年正月在此正式建都，立宗庙，置官署。有一段话说出他对建都的重视：“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塞。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当时河西走廊，吐蕃势力相当活跃，其中又以潘罗支为首领的六谷部落最为强盛。潘罗支占据着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与宋联手，有力遏制了李继迁西进的势头。双方摊牌势不可免。
当年十月，继迁佯言攻宋环、庆二州，却声东击西一举攻下了西凉府，改名凉州。十一月，他乘胜追击，准备彻底解决吐蕃问题。潘罗支也玩弄伪降的手法，继迁以为凉州既得，大局已定，便掉以轻心，坦然受降。在受降归途中，受到潘罗支设伏的数万军队的偷袭，中了流矢，逃回西凉府，次年年初箭伤发作而死。
临死以前，李继迁谆谆告诫儿子李德明：“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看到了党项实力还远不足以与宋辽争雄，这是他留给儿子富有远见的政治遗言。
继迁一生，不仅联合契丹，抗衡宋朝，夺回了先人故土，保住了党项根基，而且建都西平，扼平夏之要冲，进军凉州，成河西之右臂，一个以夏州为首、西平为腹、凉州为尾的西夏帝国的雏形已经形成。西夏以后的一统疆域和累世大业，都是他所奠定的，因而西夏立国以后，他被追尊为太祖。
李德明，小字阿移，他继承定难军节度使，恰与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同在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对辽、夏的政策似乎有其一致性，对李德明也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政策，主动提议媾和。宋朝应允其条件有五项：一、封以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二、赐茶二万斤、钱二万贯、银万两、绢万匹；三、给予内地节度使俸禄；四、听从党项使臣回图贸易；五、开放青盐之禁。同时也要求李德明承诺七项条件。除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入质二款，德明对宋朝的条款都表示接受。经过讨价还价，宋朝取消了开放盐禁的允诺，双方在景德三年签订了和约。
德明同意约和，一是长期与宋战争也使党项民族不堪困扰，因而决心遵循其父的遗嘱：一是宋辽议和，也使西夏失去政治声援，不便一意孤行。德明在位近三十年，也确实做到了“不侵不叛”，维护了宋夏和议，使西夏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民族政权、发展社会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德明继续与辽结盟，景德二年，他接受辽朝所册封的西平王，复姓李氏，使他于内加强了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号召力量，于外增加了对宋朝交涉的政治资本。
德明继承乃父经略河西的战略，分别与吐蕃和回纥围绕这凉州与甘州进行了殊死的较量。先说历时二十年的甘州争夺战。甘州（今甘肃张掖）也是河西重镇，这里是甘州回纥的势力范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与次年，德明两次派精骑进攻甘州，一再败归。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其子元昊才终于袭破夜落纥可汗，控制了甘州。
时隔两年，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王曹贤顺也因势归降西夏。贤顺之父宗寿在当权时期，见河西将有战乱，便把瓜、沙两州各佛寺收藏的经卷文书约四五万件运到沙州（今甘肃敦煌），封存在莫高窟，这批敦煌文献历时近九百年始被完好发现，他倒是做了一件好事的。
次说历时二十八年的凉州争夺战。潘罗支设伏大败李继迁不久，景德元年即被党项归附者所谋杀，李德明再次攻取这一重镇。但吐蕃六谷部重新以厮铎督（潘罗支之弟）为领袖将其夺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德明遣将再占凉州。大中祥符九年，凉州复为甘州回纥可汗夜落纥夺走。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命元昊从回纥手中最终夺回了凉州。李德明掌握了凉州和甘州，西夏势力直抵雁门关，据有整个河西走廊，使李继迁经略河西的宏图基本成为现实，也为其子元昊称帝建国举行了奠基礼。
据范仲淹所见，李德明统治期间，“赛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宋辽两国对德明笼络羁縻，封王赐爵，无形中催生了他建国称帝的欲望。大中祥符九年，他已经欲“僭帝制”，下令讨论其父继迁的尊号和庙号。次年，有人见到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北的温泉山上有龙出现，德明以为瑞兆，决定迁都于此，便改名兴州，委派大臣贺承珍主持都城的营建。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立元昊为太子。明道元年（1032年）五月，宋朝封他为夏王，规定其车服旌旗低天子一等，试图以此来限制其称帝。不过，这种名分上的约束，显得迂阔和无力。德明离帝位仅一步之遥，他随时都可以跨越这一步，却在这年十月突然去世，而把立国称帝的重头戏留给了元昊去唱。
细说宋朝19：宋太宗和他的宰相们
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过九人为相，他们是薛居正、沈伦、卢多逊、赵普、宋琪、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和吕端，其中赵普、李昉和吕蒙正两次任相。薛居正与沈伦是太祖朝的旧相，太宗前期忙于巩固帝位，留用他们有利于消除舆论的非议。不过，太宗一即位还是增补了卢多逊为相，他协助太宗夺位有功，太宗既要酬谢他，还要让他在相权中发挥关键作用。薛居正五年后死于任上，沈伦和卢多逊都任相达六年之久。他俩因为与赵廷美关系过于密切，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终于招致太宗的疑忌而罢去相位。
其后，太宗在任相问题上采取了三项办法，来加强皇权地位，防止宰相专权。
其一，控制宰相任期。其后六位九人次的宰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最长的是李昉首次入相，为四年略多；最短的是吕蒙正第二次入相，仅一年半。席不暇暖的频繁易相，其目的正如王夫之所说“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这是太宗维护独裁专制的一着妙子。
其二，削夺中书事权。太平兴国七年，他命长子、次子分日赴中书视事，次年又让五子同日赴中书视事，名义上是让诸皇子熟悉政事，实际上是派他们监督宰相。太宗还削夺了中书差除权知与通判等官的任命权，另设差遣院掌管；又把中书刑房划出成立独立的审刑院。
其三，机构互相牵制。太宗在中央设三班院、审官院、考课院，置签署提点枢密院诸房公事，使机构重叠，互不隶属，便于皇帝控制。
取代卢多逊的是开国宰相赵普。赵普在太宗朝再次为相，除了与太宗的旧隙，来自政敌的诋毁也是防不胜防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似乎也与此有关。《宋史》本转说他“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出身小吏，早年读书不多，但晚年仍只读《论语》，显然有违史实。从其所上的奏议，可知他援古论今，涉略广博，绝不是一部《论语》所能包括的。实际上，杜甫有诗说“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因而宋代世人以《论语》为童蒙之书。太宗准备起用赵普，有人就在太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他是山东学究，只能读《论语》。太宗问赵普，赵普针锋相对的说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我确实不知书，只能读《论语》。辅佐太祖定天下，我才用了半部；还有半部可以用来辅佐陛下！”于是太宗决定用他为相。可见这一说法应出自赵普政敌之口，一经他的反击，便流传更广了。
太宗再相赵普是为了让他在金匮之盟和赵廷美的问题上死心塌地得助自己一把力，为皇位传子铺平道路。赵普出卖了灵魂，换来了相位，却没有获得太宗的绝对信任。赵普再相，其权势、地位与作用已和太祖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南宋吕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太祖时规模广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于事；太宗规模烦密，故普不免远嫌疑存形迹而救过之不暇。”赵普在相位时，太宗当着和尚骂贼秃：“我在藩邸时，常听说有朝臣强词利舌，陵替人物；或者遣使远方，归取财利。现在朝堂上还有这等事吗？”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赵廷美被罢官削职，送往房州安置，七月，太宗封长子德崇为卫王。迫害廷美、传位皇子的大局已定，赵普的使用价值也就差不多了。太宗的长子德崇后来改封楚王，改名元佐，他对父亲迫害叔叔廷美十分不满，对力助其事的帮凶赵普也相当厌恶。对已有储君地位的长子的好恶，太宗不能不重视，于是一年以后赵普罢相出朝。朝辞饯行时，太宗赐诗一首，赵普捧诗而泣，表示要将诗刻石与自己朽骨同葬九泉之下。从赵普生离死别的说辞推测，太宗似乎在诗里暗示将不再起用赵普。
罢相以后，赵普一直在外地做知州。雍熙北伐当年，他正在知邓州的任上，五月，正当宋军节节胜利之际，他上《班师疏》，认为北伐“劳师伤财”，批评太宗“乐祸求功”，建议尽快班师，防备契丹南下。从当时形势看，赵普的分析还是有见识的。不久，北伐果然失败，朝野都认为《班师疏》是致太平之策，赵普再次成为众望所归的宰相人选。雍熙四年（987年）十二月，赵普入朝，君臣相见，都别有感慨。
再说元佐在雍熙元年（984年）听到廷美在房州去世的消息，顿时精神失常。他的病实在是受到太宗迫害廷美的刺激而引起的，病情来势汹汹，已经不能上朝。次年重阳节，太宗召诸子会饮，未召他参加，他就纵火焚宫。太宗不得不将他废为庶人，幽禁起来。太宗次子元僖接替他当上了开封府尹，取得了准皇储的地位。元僖与元佐不是同母所生，他担心太宗的心理天平会再次倾向元佐，也知道赵普与元佐的关系，便趁着太宗优遇入朝的赵普那当口，建议太宗重新起用赵普。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端拱元年（）宰相李昉罢政，赵普与吕蒙正同时被任命为宰相。
太宗有意让赵普代吕蒙正，但对赵普并不放心，当面敲打他“勿以位高自纵，勿以权势自骄”。赵普这次入相已经六十七岁，即便心有余也力不足了，他在中书判事不到一年，就请假养病了。次年七月，有彗星现，有人鼓吹是灭辽的好兆，赵普抱病上《彗星疏》痛斥其说，使太宗打消了攻辽的想法。
由于前期的嫌隙和太宗的疑忌，赵普与太宗两人始终互相猜防，心存芥蒂。太宗容不得有威望的宰相，赵普患得患失，也只能韬光自敛，富贵自保，尽管在太宗朝两次入相，除了两次劝谏伐辽的奏疏，他在政治上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建树。比比与太祖在建国前后的那段风云际会的日子，这位开国宰相的晚年应该是感慨万千的。淳化三年（992年）赵普去世，太宗说了一段盖棺论定的话：“赵普追随先帝和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过去与朕曾有不快，众所周知。朕即位以来，总是优礼他，他也竭力自效，尽忠国家，真是社稷之臣！”
在太宗的宰相中，只有李昉的资格可与赵普一比短长。他是后汉进士，深受后周世宗赏识，在赵宋代周时，只有他不去朝见，因而在太祖朝他的最终官衔与他在后周时相同，都只是翰林学士。不过，当卢多逊挤兑赵普时，太祖问他，他说：“我只是草诏，赵普所为，非我所知。”李昉跳出是非圈外的表态，赢得了赵普的好感。他在赵普第二次入相时，出任参知政事，应与赵普奥援有关。
太平兴国八年，赵普罢相，李昉与宋琪并居相位。宋琪虽是首相，但李昉更受太宗青睐。原来，卢多逊为相时常在太宗面前说李昉的坏话，而李昉尽管不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