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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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有铁丝网，电线杆子上的路灯照耀着地面，产生不真实的光晕，要发生紧急大事的光晕，这不是真的，因为日出日落又工作了一天罢了。凯瑟勒再次下车，呼吸着加工品的气味、墨西哥北方的工厂气息。他看见运载着工人来来去去的公交车到达或者离开园区。一股潮湿、发臭的气味，好像有人在烧汽油，吹打着他的面孔。他似乎听到了笑声、手风琴声和风声串连在一起了。工业园北边，有一大片用废旧材料建成的屋顶像海浪一样伸展开来。向南边看，破烂的棚屋后面有一片光亮的孤岛，他立刻猜到那是另外一个工业园区。他问司机那园区的名字。司机下车，看看凯瑟勒指示的方向说：可能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天开始黑了。凯瑟勒好久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晚霞了。五颜六色的云朵在西方转动。这情景让他回想起多年前在美国堪萨斯看到的黄昏。这两处美景不一样，但是彩霞相同。他记得那时跟一位治安官和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同时在一起。车子停在公路边上。大概是三人中有谁要下车撒尿。于是，他看到了晚霞。那西方的五颜六色像巨大蝴蝶一样飞舞的同时，夜幕从东边一瘸一拐地向西方挺进。出租车司机说：走吧！老板，别浪费这大好的运气了。
《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问：克劳斯·哈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乌里韦堂兄弟呢？克劳斯·哈斯说：在监狱里，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有几个记者点头。那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可能，只能是神话。是犯人们编造的神话。是渴望自由的冒牌替代品。传到监狱里的事情很少。你能知道的就这么一点点。克劳斯·哈斯愤怒地望着女记者，说道：我的意思是说，监狱里可以知道外面任何犯法的事情。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是真的。克劳斯·哈斯说：的确如此，是真的。女记者说：不对，不是真的。这是高级神话，是电影里编造的故事。那位女律师咬牙切齿发出咯咯声。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黑发是染的，盖住了部分面颊，鼻梁微微凸起，用笔勾画了眼线。要是此前一切由她决定，那么她周围所有的人、照片边缘的人影可能早就消失不见了；还有这个房间、这座有犯人和看守的监狱、圣特莱莎监狱的百年老墙也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座火山，火山口里只有寂静以及在山口上她和克劳斯·哈斯戴着镣铐的模糊身影。
10月14日，在一条从星星区通往圣特莱莎郊外牧场的土路一侧，发现了又一具女尸。她里面穿着长袖海蓝衬衣，外面是一件黑白竖格夹克衫，下面是李维斯牛仔裤，腰间系着仿丝绒衬里腰带扣的宽皮带，脚踏细高跟半腰皮靴，还有白色长筒袜、黑内裤和白乳罩。根据法医的报告，死因是被勒住颈部窒息而死。脖子周围还保留着一米多长的白色电线，中间有个带四角的结，可能是用来绞杀受害人的。颈部周围有受过勒掐的痕迹，好像用电线之前，凶手曾试图用双手掐死她；左臂和右腿有划伤，臀部有被殴打的痕迹，好像被凶手踢过。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在三四天前。估计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后来查明了她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三十八岁，曾经在加工厂打工，被害前是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女招待，于四天前失踪。前来认尸的是她女儿，也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十七岁，母女住在白杨树区。小罗莎在停尸间看见了母亲，她说是我妈。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她声称，那件黑白竖格的夹克衫是她的衣服，不过母亲也常常与她共享，她俩有很多东西是共用的。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说：有几个不同时期，我和凯利每天见面。当然，因为她是女孩，在学校里，我们也没别的选择。课间休息，我俩在一起玩耍，聊我俩的事情。有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玩，我很愿意去；可我父母、爷爷奶奶不赞成我找凯利这样的女孩，当然不是因为她的缘故，而是因为她父母，担心她父亲里维拉建筑师会利用女儿的友谊进入我们家族隐私的铁圈；我们家族认为这个铁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曾经抗击了墨西哥大革命的进攻，抵抗了1926年镇压起义后的骚乱［27］，抵御了文火烧烤式的波菲利奥［28］余党边缘化活动，实际上，这是伊图尔维德［29］余党的勾当。为了让您大体上有个印象，波菲利奥统治时期，我们的家族还好；但是马克西米利亚诺［30］在位时，我家更好。如果伊图尔维德长期当皇帝，我家会更好。请您记住，真正的墨西哥人只有我们这寥寥几人。全国只有三百个家族。总共一千五百人或者两千人。剩下的就是愤怒的印第安人或者怨气冲天的白人或者天晓得从哪里来的暴徒，他们准备搞垮墨西哥。大部分国人是贼。一心想发迹。但好吃懒做。肆无忌惮。您可以想像得出来，对我家来说，里维拉建筑师就是社会上典型的野心家。他们以为里维拉的老婆不是天主教徒。好像我听说，他们认为里维拉的老婆是妓女。总之，就是那种风流人物吧。可家里从来不禁止我去看凯利（当然，我说过，他们也不高兴），或者我邀请她来我家（次数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因为凯利喜欢我家，可以说喜欢我家超过她家。从根本上说，可以理解成她就是这种人，她常说这符合她的口味，从小她就聪明过人。可也固执得厉害，也许这话更贴切。咱们这个国家总是把聪明和固执混淆起来，对吧？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固执。在这个意思上，凯利很有墨西哥味儿。她固执得厉害。就是说，比我固执。为什么她喜欢我家胜于她家呢？因为我家上档次，而她家只有风格。您明白这里的区别吗？凯利家的住宅很漂亮，比我家舒适，就是说有很多舒适条件，整座住宅采光好，有个令人愉快的大客厅，是接待客人或者举办晚会的理想地方；有个现代花园，有草坪和割草机，按照那个年代人们常说的就是布局合理的住宅。我的家嘛，您可以看看，就是这座住宅，当然如今这个样子是因为疏于管理，就是一座散发着木乃伊和蜡烛气味的大房子，或者说是座大教堂。可是里面却有着墨西哥财富和持久性的象征标志。这是一座没有风格的住宅，有时看上去丑陋，好像一艘沉船，但是上档次。您知道什么叫上档次吗？说到底就是有威严。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亏欠。用不着给谁解释什么。凯利就是如此。我不想说她有意为之。我也不是。那时我俩还都是孩子，头脑单纯，就算是复杂，也还是个孩子。我俩说话不拐弯抹角。而她这个人也是如此。说话办事纯粹出于我行我素，想发作就发作，想快活就快活。您有女儿吗？塞尔希奥答：没有，没儿没女。她说：好，将来您有了女儿，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沉默片刻后，女众议员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念书。有时我希望他永远别回墨西哥。这样对他更好。
那天晚上，有人去旅馆接凯瑟勒，请他出席在市政委员会主席家中举行的欢迎晚宴。到场的人有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两位检察员，一位名叫埃米利奥·卡里拜的医生，是法医处主任，圣特莱莎大学法医和病理学研究教授，美国领事亚伯拉罕·米切尔先生（大家叫他柯南），企业家贡拉多·巴迪亚和雷内·阿尔瓦拉多以及大学校长堂·巴勃罗·内格雷特。有老婆的都带老婆。独身的比较沉默寡言，但其中不乏好像喜欢这独身的角色，不停地哈哈一笑，讲些故事。也有结婚但没带老婆的。席间，大家不谈命案，只谈生意（边境地区经济形势大好，还能更好），只谈电影，尤其谈论凯瑟勒当过顾问的片子。饭后，喝完咖啡，女客们暂时纷纷退去（丈夫事先嘱咐过的）以后，男人们都集中到书房（更像是比赛场地，或者豪华牧场的打猎场），开始万分小心地触及那个大话题。让有些人感到吃惊的是，凯瑟勒开始时用提问代替回答。另外，他提的问题都找错了对象。比如，他问美国领事柯南·米切尔：你作为美国公民如何看待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会英语的人把这个问题翻译成西班牙语。有些人觉得先向美国人发问，这不好。米切尔说：这个问题，我还没形成看法。凯瑟勒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大学校长巴勃罗·内格雷特。校长耸耸肩，一笑，说道：这是个文明世界。然后，咳嗽一声，不说话了。最后，凯瑟勒打算听听卡里拜医生的看法。法医反问他：你要我怎么回答？是以圣特莱莎居民的角度，还是法医？凯瑟勒说：普通公民吧。卡里拜说：法医很难当普通公民，他见的死尸太多了。一提到死尸，众人的热情急剧下降。索诺拉首席检察官递交给凯瑟勒一份卷宗。有位检察员说，他认为的确有连环杀手，但是此人已经入狱。副检察官给凯瑟勒讲述了克劳斯·哈斯以及美洲野牛团伙的故事。另外一位检察员想知道凯瑟勒对这种模仿性的凶手们有什么看法。直到米切尔像考场里互相抄袭的人们耳语一番之后，凯瑟勒方才明白这问题的意思。大学校长邀请凯瑟勒做两次学术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重申凯瑟勒光临本市让大家感到荣幸。凯瑟勒乘坐市府机关的公车返回旅馆途中，心里想，说真的，这些人真诚、好客，跟他认为的墨西哥人一样。夜里，感到有些疲倦，入睡后梦见一座火山口和一个在火山口周围兜圈的男人。梦中，他想：这个男人大概就是我吧。他没在意，那形象消失了。
克劳斯·哈斯说：开始杀人的是安东尼奥·乌里韦。达尼尔陪着他，帮助他抛尸。后来，达尼尔也来了兴趣，也许“兴趣”这话不准确。记者们问克劳斯·哈斯：哪个词汇准确？克劳斯·哈斯说：要是这里没女人听着，也许我会说出来。男记者笑了。《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说别因为她在场就装腔作势！丘伊·比门特尔给女律师拍了一张照片。他心想：这是个美人，身材苗条，挺拔，表情高傲。是什么推动这样一个美人奔走于法庭和监狱之间呢？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说吧！他看看天花板，说道：准确的词汇就是“受到了刺激”。记者齐声问道：什么刺激？克劳斯·哈斯说：达尼尔·乌里韦由于看到了堂兄的所作所为，慢慢受到了刺激；不久以后，他也开始强奸和杀害女人了。女记者喊道：真是发疯！
11月初，圣特莱莎一所私立学校的郊游小组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母圣天山最陡峭的山坡上，那山也叫达维拉山。领队的老师用手机报了警。五小时后，警察才到现场。那时天快黑了。在登山的过程中，有个检察员名叫艾梅尔·多诺索，脚下一滑，摔断了两条腿。那些郊游的师生一直没离开现场，帮助运送受伤的检察员到圣特莱莎一家医院。次日凌晨，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几个警察帮助下重返圣母圣天山，陪同前往的还有那位发现了尸骨、随后报警的老师。这一次，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尸骨并且运送到了城里的法医处。法医确定尸骨属于女性，但无法确定死因。尸骨缺少软组织，连尸体的人形都不完整。在发现尸骨的地方，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发现了一条裤子，已经被风吹雨淋得残破不全。好像有人在抛尸山林前，先脱下了受害人的裤子。要么就是脱下她裤子装进了口袋，然后抛到距离死者几米远的地方。说实话，这一切毫无意义。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到了十二岁，我和凯利就不再见面了。建筑师里维拉意外身亡。凯利的母亲突然失去了丈夫，对一切充满了疑惑。她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让凯利换学校；然后，卖掉了克约阿甘区的住宅；母女住进了罗马区的一处单元房。但是，我和凯利继续保持电话联系，也见过两三次。后来，她们离开了罗马区的单元房，搬到纽约去了。我记得凯利走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那时我想永远再也见不到凯利了。十八岁时，我进了大学。我想我是我家第一个读大学的女人。可能家里之所以让我继续读书，是因为我说不让我念书我就自杀。我先是攻读法律，后来又学新闻。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愿意活下去，就是说活得像个人样，活出我自己的个性来，那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向我首先关心的事情，而此前家里关心的事情与我关心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区别。我像凯利一样也是独生女；家族的成员一一衰老，一个接一个去世。也许您能猜想到，我的性格里容不下“衰老”和“去世”的概念。我太热爱生活了。我喜欢生活能为我提供的一切，不给别人只给我的一切；另外，我相信理应得到一切。在大学里，我开始变了。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