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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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入选过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他的同胞们就算未雨绸缪，也应该给他一个国家奖，或者一个证书，或者一项荣誉奖，或者至少应该邀请他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让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已经团结一致）义愤填膺；这些人没有因为阿琴波尔迪受到歧视而沮丧，而是加倍努力，挫折让大家立场坚定，不公正待遇激励了大家的斗志；按照莫里尼的意见，一个文明国家正在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不仅是德国活着的最好作家，而且还是欧洲活着的最佳作家；这产生了大量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的论文，甚至研究阿琴波尔迪其人的文章，顺便说一句，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同时，产生了大批读者，其中大多数痴迷的不是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而是如此罕见的作家生平或者没有生平；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场口口相传的运动，使得其作品销量急剧上涨（这现象不足为怪，如同有迪特尔·荷尔菲德加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的小组一样）；这样一来，再次推动了翻译和重印旧译本的热潮；这并没有让阿琴波尔迪成为畅销书作者，但的确提高了他在排行榜上的名次：在意大利，两周里，虚构类作品中的前十名中，阿琴波尔迪的书位列第九；在法国，同样在两周里，在虚构类作品的前二十名中，阿琴波尔迪在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虽然从来没有上榜，但一家出版社买下了其他西班牙出版社里为数不多的阿琴波尔迪小说版权以及全部未译成西班牙语的阿琴波尔迪图书版权，这样就开创了阿琴波尔迪丛书的出版先例，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在大不列颠群岛，有一句话应该说出来：阿琴波尔迪明显依然只是少数人喜欢的作家。

在那兴奋的几天里，让－克劳德发现了一篇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那个施瓦本人写的文章。文章中，施瓦本人基本上复制了他讲述过的阿琴波尔迪对弗里斯兰镇的访问以及跟那位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夫人共进晚餐的情景。该文发表在德国《罗依特林根晨报》上，内容有点不同：施瓦本人引用了那位夫人和阿琴波尔迪之间带有讽刺幽默特点的对话。夫人一开始问阿琴波尔迪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普鲁士人。夫人问他，他的姓氏是不是属于普鲁士乡下贵族。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很有可能。夫人于是低声嘟囔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仿佛在咬一枚金币，看看是不是真金。接着，她说，没听说过，顺便又念叨了几个名字，看看阿琴波尔迪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说，不认识，对普鲁士他就知道那里有森林。

夫人说：“可是您的名字来自意大利啊。”

阿琴波尔迪答道：“来自法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40］。”

夫人听了这个回答后笑了。施瓦本人说，早年间夫人可漂亮呢。甚至当时在酒馆的暗处，看上去仍然美丽，虽说一开口笑的时候，假牙活动，她得赶忙用手按住。但这个动作由她来做就不乏文雅了。夫人对待渔民和农夫时的从容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她守寡已经有好多年了。有时，她骑马去沙丘转转；有时，则迎着北海的刺骨寒风消失在附近的小路上。

一天早晨，四人上街前在萨尔茨堡饭店共进早餐时，让－克劳德跟他三位朋友谈起施瓦本人这篇文章，四人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去小镇上朗诵作品那时，这个施瓦本人可能是夫人的情夫。丽兹的看法是，施瓦本人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听众的种类，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因此有可能连他本人也不记得他真正说过什么以及那个宝贵机会里发生的事情了。莫里尼的看法是，那个施瓦本人用可怕的方式成为阿琴波尔迪的替身，是他的孪生兄弟，时间和偶然把这个人物变成了照片的底版，这张照片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其分量令人窒息，但并没有因此与底版失去连接（经历了一个反向的程序），与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质上一样：二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希特勒恐怖和野蛮的岁月，二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二人都是作家，都是处于崩溃境地的国家公民，都是漂泊中的穷鬼，在漂泊中相遇和相识，阿琴波尔迪是个快要饿死的作家，施瓦本人是个小镇上的“文化宣传员”，而那镇上最不重要的肯定就是文化。

那么是否有可能认为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为什么不呢？）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呢？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莫里尼，而是丽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施瓦本人一亮相就是矮个、体弱，这与阿琴波尔迪的基本体貌特征不符合。结果，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解释比较可信。那贵夫人虽然年事已高，仍有可能成为施瓦本人的情人。施瓦本人每天下午去那位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的夫人家中，用热茶、饼干和香肠填饱肚子。施瓦本人给前骑兵上尉的寡妇按摩脊背，与此同时，窗外，细雨纷纷，是那种弗里斯兰地方的凄风苦雨，让人想哭，虽说施瓦本人没哭，却让他面色苍白，对，苍白，让他走到距离最近的窗口前；他在那里注视着狂风骤雨在窗帘外面做什么；直到夫人用命令的口气呼喊他，他才转身背对窗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窗前，不明白自己本打算在窗外找到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窗边不再有人，只有房间尽头一盏有色玻璃小灯在眨动的时候，他出现了。

这样总的来说，四人在萨尔茨堡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尽管那一年阿琴波尔迪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朋友的生活继续漂流在欧洲四所大学德语教研室舒适的河流里，虽然不乏惊讶的事情要计算在内，等于是在他们表面有序的生活里填加了一些佐料，如同，饭后点心上加点辣椒，加点芥末，加几滴醋，或者从外部看，他们觉得就是如此，虽然每人、任何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丽兹来说，那是一个奇怪、幽灵般闪烁的十字架；她不只一次，有时赶上不高兴的时候，提起她前夫就像是说一种潜在威胁，说他身上那些恶习只有魔鬼才有，而且是粗暴之极的魔鬼，可他从来没出现过，纯粹说说而已，没有任何行动，虽然在丽兹的演说中，她把那人说得生动逼真，可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丽兹的前夫只存在于梦中，直到这个法国人（比那个西班牙人机灵）明白丽兹那无意识的演说、那无休止的谩骂是想自我惩罚，或许因为自己爱上并且与这样一个浑蛋结婚而羞愧。当然，让－克劳德是想错了。

在那段日子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起担心丽兹眼下的状态，二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

第一次是法国人打的，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第二次是西班牙人打的，在三天以后，持续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当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让－克劳德要求对方挂上电话，说是这样的打法太贵了，还是由他立刻打过去吧。对此，西班牙人坚决反对。

让－克劳德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时很困难，尽管曼努埃尔是盼望这次电话的，好像这迟早不得不说的话一张嘴颇费力气。开头的二十分钟，二人的声调悲伤，“命运安排”这句话说了有十遍；“友谊”这个词用了二十四次。“丽兹”这个名字叨叨了五十次，其中九次是白费。七次提到“巴黎”。八次提到“马德里”。“爱情”说了两遍，每人一遍。“可怕”说了六次。“幸福”只有一次（曼努埃尔说的）。“解决问题”说了十二次。“惟我论”七次。“委婉语”十次。“范畴”单数加复数共九次。“结构主义”一次（让－克劳德说的）。“美国文学”的提法三次。“晚饭”、“咱们吃晚饭”、“早餐”、“三明治”共十九次。“眼睛”、“双手”和“头发”共十四次。后来，交谈就变得流畅起来了。曼努埃尔用德语给让－克劳德讲了一个笑话；后者自己也笑了。实际上，他俩的笑声是被声波包围的，或者说连接他俩听力和语言的元素是要穿越漆黑的田野、比利牛斯山脉的风雪、条条河流、冷清的公路、巴黎和马德里四周无尽无休的远近郊区。

第二次交谈比第一次是彻底松弛下来了，是一次朋友交谈，打算澄清一些可能忽略掉的模糊问题，但并不为此变成一次技术性或者逻辑推理式的谈话，恰恰相反，谈话中稍稍触及丽兹的话题，都与感情变化毫无关系；这些话题易进易出，毫无困难地重回主题；二人到了第二次交谈结束时，承认丽兹不是那种终结友情的复仇女神，那种穿丧服戴黑纱的女人，翅膀上沾满了鲜血，也不是赫卡忒女神——她开始时像个保姆，是孩子的守护者，后来学会了魔法，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而是像天使那样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帮助他们发现了怀疑的事情，确信了原来不完全确信的一切，就是说，他们都是讲文明的，是能够体验高尚感情的人们，不是两头被枯燥的工作所压抑的沉闷的野兽，恰恰相反，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发现那天夜里自己特别豪爽，豪爽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二人在一起，那一定要出去庆祝一番；二人为自己身上的美德闪光而惊喜，闪光的确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一切美德，除去短暂的确认之时，是没有闪光的，生活在黑洞里，周围有别的居民，其中不乏非常危险的人），没有庆祝和欢乐，二人最后不言而喻地相约建立永恒的友谊；挂上电话后，说定了在每人堆满图书的单元房里，郑重其事地慢慢喝上一杯威士忌，一面看看窗外的夜空，大概在寻找（虽然自己不知道）施瓦本人在寡妇窗外寻找而不得的什么玩意儿。

莫里尼是最后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也只能如此，虽然对莫里尼来说，情感数学往往不好使。

在丽兹第一次与让－克劳德上床之前，莫里尼就隐约看出了这种可能性。其根据并非是让－克劳德在丽兹面前的表现，而是丽兹放任的样子，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放任，波德莱尔会称之为“忧郁”，奈瓦尔［41］会称之为“惆怅”；他还发现让－克劳德让那个英国女子处于一种极好的状态，是准备发展进一步亲密关系的。

曼努埃尔的事，莫里尼当然没看出来。丽兹给莫里尼打电话，告诉莫里尼她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搞上关系了。这个意大利人吃了一惊（要是丽兹告诉莫里尼她跟让－克劳德、跟伦敦大学一个同事，甚至跟一个学生搞上了，他也许不会吃惊的），但他机警地装做并不惊讶。后来，他试图想像别的事情，但是不成。

莫里尼问丽兹是否幸福。丽兹说是。莫里尼告诉丽兹，他从博希迈尔那里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有新消息。丽兹好像不感兴趣。莫里尼问她是否知道她丈夫的情况。

“是前夫。”丽兹说。

不，她一无所知，虽然有个过去的女友告诉她，她前夫跟一个过去的女友生活在一起。莫里尼问她是不是特别要好的女友。丽兹不明白这问话是什么意思。

“谁过去特别要好？”

莫里尼说：“就是现在跟你前夫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养活他。这是有区别的。”

“啊。”莫里尼应了一声“啊”，打算改变话题，可想不出什么内容来。

他怀着恶意想，要不要跟她说说我的病啊。可这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四人中，莫里尼是那段时间第一个阅读墨西哥索诺拉州连续杀人事件消息的人。消息刊登在《宣言报》上，署名的人是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她去过墨西哥准备写关于萨帕塔［42］游击队的文章。他觉得这消息好可怕。意大利也有连续杀人事件，但受害者的数字很少超过十人，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百人。

后来，他想到了《宣言报》的女记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到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那可是位于墨西哥南端的地方啊，后来，她竟然写了索诺拉州的事情；如果他的地理知识没有欺骗他的话，索诺拉州可是在墨西哥的北方啊，是西北方，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想像着女记者乘大巴做长途旅行的情景，从墨西哥联邦区一直到北方荒原。他想像着她在恰帕斯森林一周后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想像着她与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交谈的情形。他想像着她在墨西哥首都的活动。也许在那里有什么人会给她讲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她没坐飞机返回意大利，而是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前往索诺拉去了。片刻间，莫里尼强烈地渴望陪伴女记者旅行。

他想，我会爱她到死。一小时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丽兹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觉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