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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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势：“住嘴！婊子养的！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的故事就来高潮了吗？”

就是这类事情。让－克劳德还想起曼努埃尔说话时那股冲动劲，甚至模仿讲故事的在听故事的面前应该表现出的嗓门和举止；还记得曼努埃尔认为，应该关上电视，回各自房间之前先去酒吧喝一杯。他还记得自己对曼努埃尔很有好感，这种感情让他回忆起少年生活，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乡下的黄昏。

在那一周里，丽兹的固定电话每天下午要响三四次；手机每天上午响两三次。来电话的人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虽然这两位都拿研究阿琴波尔迪当借口，可这借口用不了一分钟就完了，然后两位教授直接转向心里真正要说的话。

让－克劳德谈他德语教研室的同事们，说有个瑞士教师和诗人，整天纠缠他，让他给奖学金，说巴黎的天气（还联想大作家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邦威尔），谈黄昏的车辆打开车灯回家去。曼努埃尔说他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整理藏书，说有时听见远处传来鼓声，好像来自同一条街的一幢楼里，据猜测，那里住着一伙非洲乐手，还说马德里的居民区，例如，拉瓦皮耶、马拉萨尼亚，中央大道附近的情况，那里夜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散步，没有问题。

那一周，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把莫里尼完全给忘了。只有丽兹时不时地给莫里尼打电话，保持以往的联系。

而莫里尼呢，他已经进入彻底的隐匿状态。

让－克劳德迅速习惯了伦敦之旅，只要想去，拔腿就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他去伦敦是最方便的，因为距离近，交通工具多。

他在伦敦只待一夜。九点后到达，十点与丽兹相会在从巴黎就预订好的餐厅里，凌晨一点，他和她已经上床了。

丽兹是个热情的爱人，虽然她的激情受到时间的限制。她做爱时不喜欢想像，会全部投入到情人提出的种种游戏中，从不打算或者操心采取主动。性交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这有时让让－克劳德伤心，他总是准备干到曙光来临才好呢。

做爱后，让让－克劳德最失望的是，丽兹不愿坦率考虑二人之间正在酝酿的事情，而宁愿说说学术问题。让－克劳德心里想，丽兹的冷漠是女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一天夜里，他决定把自己的情感冒险故事说给她听。他编制了一个长长的女人名单，都是他结交过的。他请丽兹过目。她冷冰冰或者不感兴趣地扫了一眼，没有激动，也不打算用什么名单回报他的坦白。

到了早晨，叫了出租车，他穿好衣服，静悄悄地去机场，不吵醒她。出门前，他打量她一番，那放松的睡姿让他充满了爱意，真想在床前放声大哭。

一小时后，丽兹的闹钟响了，她一跃而起。淋浴，烧开水，喝奶茶，吹干头发，然后仔细检查房间，仿佛担心夜间来客会不会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客厅和卧室总是被弄得一团糟，这让她恼火。她不耐烦地收拾用过的酒杯，清洗烟灰缸，拿掉脏被单，换上干净的，把让－克劳德丢到地上的图书收起来，放回书柜里，把酒瓶放回厨房的架子上，然后穿好衣服去大学。如果教研室开会，那就去开会；如果没会，就钻进图书馆，干活或者阅读，直到去上课为止。

一个星期六，曼努埃尔打电话给她，说她应该来马德里看看，他邀请她来；还说，马德里在这个季节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另外，还有一个培根回顾展，不容错过。

“我明天去。”丽兹说。这的确是曼努埃尔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发出邀请更多是出于好心，而没考虑她是否可能接受。

无需赘言，确信第二天她就会出现在曼努埃尔家，这让他处于越来越兴奋和坐卧不宁的状态。实际上，他和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星期天（曼努埃尔极力如此），晚上，二人上床，打算听邻居的鼓声，运气不好，没有声音，好像那个非洲乐队恰好在那天到西班牙其他城市做巡回演出去了。曼努埃尔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可是到了真正应该张嘴的时候，他一个也没问。提问已经没必要了。丽兹告诉他：让－克劳德是她情人，虽然用词不是“情人”，而是比较含混的“男朋友”之类，或许说的是保持“相好”的关系，等等。

曼努埃尔本想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情人的，可他仅仅叹息一声。丽兹说她有很多朋友，但没解释是一般朋友呢，还是男朋友；她说是从十六岁开始的，第一次做爱是跟一个二十四岁的家伙，是个小镇上失败的乐师，她是这么看他的。曼努埃尔从来没有用过德语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性）；二人裸体躺在床上，他想知道她是怎么看他的，可此前他没听懂她的话，只是一味地点头。

后来的事让他大吃一惊。丽兹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在想自己是否了解她。曼努埃尔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有些方面熟悉，有些方面不了解，但他非常尊敬她，还钦佩她的学问，比如对阿琴波尔迪的研究和评论。丽兹说她结过婚，如今已经离异。

“可您从来没说过啊。”曼努埃尔说道。

“对，这是真话。”丽兹说，“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等丽兹返回伦敦的时候，曼努埃尔变得比丽兹在马德里那两天还要紧张不安。一方面，约会如行云流水，在床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二人觉得情投意合，琴瑟和谐，好像是老相识；但是性交一结束，丽兹一想说话，一切开始变化，这英国女人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好像没有其他女性朋友可以倾吐，曼努埃尔想；他坚信，这种坦白交代的话语，并非说给男人听的，而应该另外有个女人在倾听，因为丽兹在说例假周期，还比如，说月亮和黑白电影，这种电影随时可以改造成让曼努埃尔非常失望的恐怖影片，他厌烦之极，等悄悄话刚一结束，他得以超常的努力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饭，或者与朋友们非正式会晤，一路上牵着丽兹的手，这还不算让－克劳德的事，一想到这里，真让他毛骨悚然：现在谁去对让－克劳德说我跟丽兹上床了？所有这些让曼努埃尔心理失去平衡的事情，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让他感到胃绞痛和很想去卫生间，正如丽兹说的一见到她前夫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我怎么会允许她给我讲这个呢！）；她丈夫身高一米九，前途未卜，可能自杀，可能杀人，也可能小偷小摸，或者是英国足球流氓，其文化见识可以概括为大众歌曲，以及跟他童年的小伙伴们在某个酒吧里唱流行歌曲，或者是个相信电视传媒的傻瓜，其萎缩和侏儒样的精神状态与随便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似，无论怎样，说白了，就是一个随便打老婆的丈夫。

尽管曼努埃尔为平静下来而打算不再发展这种关系，可四天后，当他已经平静下来时，就给丽兹打了电话，说想见她。丽兹问他哪里为好，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曼努埃尔说，随她便。丽兹选择了马德里。曼努埃尔立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星期六夜里，丽兹到达；星期日晚上离开。曼努埃尔开车带她去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参观，后来又去看弗拉曼戈歌舞。他觉得丽兹很快活，自己也高兴起来了。从周六夜里到礼拜天，两人做爱三小时；随后，丽兹没有像上次那样开口说话，而是说，太累了，要睡觉。第二天，他俩洗了淋浴后，再次做爱，然后去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归途中，曼努埃尔问她是否见过让－克劳德。她说，见过。让－克劳德到过伦敦。

曼努埃尔问：“他怎么样？”

“挺好。”丽兹说，“咱俩的事我跟他说了。”

曼努埃尔紧张起来了，全神贯注地看着路况。

他问：“他怎么说？”

丽兹说：“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到一定时候，我得下决心。”

曼努埃尔未加评论，赞赏让－克劳德的态度。他心里想，这个法国人表现得像个君子。然后丽兹问他他是什么想法。

“差不多一样吧。”曼努埃尔撒了谎，没敢看她。

有好大工夫他和她都保持沉默。后来，丽兹谈起她丈夫来。这一回，她讲的丈夫如何胡作非为丝毫没让曼努埃尔惊奇。

礼拜天晚上，让－克劳德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刚好是这个西班牙人把那个英国女人送到机场之后。法国人直奔主题。他说，他知道了曼努埃尔已经知道的事情了。曼努埃尔说，谢谢他来电话，不管他信不信，那天夜里他早就想给他打电话了，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让－克劳德说，他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曼努埃尔问：“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让－克劳德答：“让时间解决一切吧。”

后来，二人谈起一场刚刚在希腊萨洛尼卡召开的非常奇怪的大会，笑得很厉害；只有莫里尼受到了邀请。

在萨洛尼卡，莫里尼病象初露。一天早晨，他在旅馆房间醒来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失明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害怕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躺在床上，试着再睡。开始想一些快活的事情，试着想一些童年生活的场景，想一些电影画面，想一些固定的面孔，但都没用。起床，摸索着寻找轮椅。打开轮椅，用了比预期要小的力气，坐了上去。随后，试着非常缓慢地向房间里惟一的窗户移动过去。窗户外面是阳台，从那里可以欣赏一座棕黄色的秃山和一座办公大楼，楼上悬挂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说是在萨洛尼卡附近有别墅。

尚未建成的居住小区炫耀着“太阳神豪华公寓”的名字，昨天晚上莫里尼还站在阳台上看一闪一亮的广告，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终于，他来到了窗前，能推开窗户了，感觉到有些头晕，担心会不会晕倒。他先想到去找房门，也许可以求救，或者摔倒在走廊上。后来，决定最好还是回到床上去。一小时后，从敞开的窗子进来的光线和自己浑身的汗水叫醒了他。给服务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有他的口信。回答说没有。在床上脱掉衣服，回到轮椅上去，事前已经打开，就在身边。用了半小时淋浴和穿上干净的衣服。关窗，不向外面看，走出房间，向会场走去。

1996年四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重聚。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看上去很高兴。丽兹相反，到达萨尔茨堡时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该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美丽无动于衷。莫里尼到达时背负着书籍和需要修改的文章，好像萨尔茨堡研讨会在他工作的紧要关头忽然而至。

会议组织者安排四人下榻在同一饭店，请莫里尼和丽兹住三楼，分别是305和311房间。请曼努埃尔住五楼509房间。请让－克劳德住六楼602。毫不夸张地说，饭店被一个德国乐团和俄罗斯合唱团给占据了；走廊上和楼梯间经常可以听见高低音的叫喊声，好像音乐家们不停地在哼唱序曲，或者好像一种精神上（和音乐上）的静电在饭店里安营扎寨了。这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丝毫不觉得讨厌；莫里尼好像没感觉；可是让丽兹抱怨不已，她骂萨尔茨堡是臭狗屎，像这种叫喊声就是令人讨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她不愿提罢了。

无论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所当然地没有去丽兹房间拜访，一次也没去。反之，曼努埃尔去过一次的房间是让－克劳德的；让－克劳德去过两次的房间是曼努埃尔的。他俩一听说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像小孩子：那一年，阿琴波尔迪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个消息在走廊和小型工作会议上传得飞快，像颗原子弹爆炸；这对各地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来说，不仅是巨大快乐的动因，而且还是一次胜利和报仇雪恨。这消息影响之大，竟然在萨尔茨堡，恰恰是在红牛啤酒店，人们干杯整整一宿，其间，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主要两派握手言和，就是说，一派是以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首，一派是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为主要代表；从此刻起，双方决定互相尊重分歧、阐释的方法，共同努力，不再互相设置障碍，这话说得实际些，就是让－克劳德不再在他有某些影响力的杂志上“枪毙”施瓦茨的文章；施瓦茨则不再在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刊物上“封杀”让－克劳德的论文。

莫里尼没有分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欢乐，而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阿琴波尔迪没有得过德国任何重要的奖项，无论图书奖、评论奖、读者奖，还是出版奖，就算这个出版奖是有的，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可以预料，大家知道阿琴波尔迪入选过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他的同胞们就算未雨绸缪，也应该给他一个国家奖，或者一个证书，或者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