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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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l就是阿琴波尔迪。e就是已故的布比斯先生。”

接着，新闻部女主任笑了；然后，斜靠在她的转椅上，静悄悄地注视着他俩，有好大工夫。后来，他俩跟校对部女主任谈了话。这位女主任跟新闻部那位年龄相仿，但性格可没那么活泼。

她对二人说，是的，多年前，她的确见过阿琴波尔迪，可是不记得他的模样、举止和任何关于他值得说的故事了。她不记得阿琴波尔迪最后来出版社的情景。她建议二人找布比斯夫人谈谈；随后，二话不说，一头扎进长条校样的检查中去了，还忙着回答别的校对员提出的问题，还忙着接电话，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怀着同情心猜测，可能是翻译家们打来的。离开出版社前，二人不气馁，又回到了施耐尔社长的办公室，对社长说了下一步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些研讨和座谈会的安排。社长关心和热情地说，凡是他能办的，请尽管开口。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由于在飞往巴黎和马德里的飞机起飞前无事可做，便去汉堡城里散步。走着走着，二人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红灯区和脱衣舞表演区；于是，二人忧伤起来，开始倾诉衷肠，互相讲起恋爱史和失恋史。当然，不说真名实姓，不说具体的时间、地点，几乎是用词抽象；可是，尽管讲述不幸的态度是冷静的，但谈话和散步的结果却越发让二人伤感起来了，两个小时后竟然感到十分压抑。

他俩乘出租车回旅馆，一路无话。

一个惊喜在等候他们。旅馆服务台有个便条，是施耐尔留给他俩的；条上说，早上与他俩谈话后，社长决定与布比斯夫人说说；夫人同意接见他俩。次日上午，他俩来到出版社所在地：汉堡上区一座旧楼的三层。二人在等候时观看墙壁上悬挂的镜框照片。另外两面墙上，一面挂着苏丁［19］的一幅油画，另一面挂着康定斯基［20］的油画；还有格罗兹［21］、可可施卡［22］以及恩索尔［23］等人的绘画。但他俩似乎对照片更感兴趣。照片上总有他俩喜欢或不喜欢的什么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俩看到了布比斯与托马斯·曼［24］的合影、布比斯与海因里希·曼［25］的合影、布比斯与克劳斯·曼［26］的合影、布比斯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27］的合影、布比斯与赫尔曼·黑塞［28］的合影、布比斯与瓦尔特·本雅明［29］的合影、布比斯与安娜·西格斯［30］的合影、布比斯与斯蒂芬·茨威格［31］的合影、布比斯与贝托尔德·布莱希特［32］的合影、布比斯与福伊希特万格［33］的合影、布比斯与约翰内斯·贝歇尔［34］的合影、布比斯与阿诺尔德·茨威格［35］的合影、布比斯与里卡达·胡赫［36］的合影、布比斯与奥斯卡·玛利娅·格拉夫［37］的合影，面部、身体和模糊的布景全都完美地包括在镜框中了。照片上的人物都已作古，纯真地望着两位大学教授尽量克制的热情，他们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欣赏了。布比斯夫人进来时，两位教授正贴近墙壁，极力分辨那个与布比斯合影的人是不是法拉达［38］。

布比斯夫人说，对，正是他。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穿白衬衫，黑裙子。让－克劳德过了很久以后承认，她的样子很像玛莲娜·迪特里茜［39］；她是个上了年纪却依然果敢的女人，不是抓住悬崖的边缘，而是怀着好奇和优美姿态跳下去的人，是个保持坐姿跳下去的女人。

布比斯夫人笑着说道：“我丈夫认识所有的德国作家，德国作家热爱和尊敬我丈夫，虽然后来少数几个说了他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捕风捉影。”

三人谈起了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命人端来茶点。可她自己却喝伏特加。这让两位教授吃惊，不是因为夫人一早就开始喝酒，而是不请他俩一起喝，再说就是她发出邀请他俩也会婉言谢绝啊。

布比斯夫人说：“出版社惟一全面、深入了解阿琴波尔迪创作的人就是布比斯先生，他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全部著作。”

可她提出（也顺便问两位教授），一个人了解别人的作品能到什么程度。

“比如，我吧，我特别喜欢格罗兹的作品。”说着，她指指墙壁上挂的格罗兹绘画。“可我真的了解他的作品吗？他画出的故事让我发笑，眼下我认为格罗兹是为了让我笑才画了这些故事的；有时小笑变大笑，大笑变成哄堂大笑。可是，一次，我认识了一位艺术评论家。当然，他也喜欢格罗兹的作品。但在出席格罗兹绘画回顾展的时候，这位艺术评论家非常沮丧，或者出于职业动机，他得研究某幅油画或者素描。那样沮丧的情绪或者悲伤的状态，常常持续好几个星期。这位艺术评论家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从来没碰过格罗兹创作的话题。可有一次我对他说了格罗兹的画让我发笑。起初，他没法相信我的话。后来，他来回摇头。再后来，他从上到下反复打量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那时想，他可能疯了。他跟我永远绝交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说我对格罗兹的作品一无所知；还说我的审美趣味跟母牛一样。好吧，他爱说我什么就由他说吧。我看了格罗兹的画就笑；他看了就沮丧。可谁真正了解格罗兹呢？”

布比斯夫人说：“咱们做个假设吧：现在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我那位老朋友艺术评论家。他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您俩中有一位拿出一幅没署名的画，声称是格罗兹的作品，希望出售。我看看画，笑了，拿出支票本，准备买下来。艺术评论家看看画，没有感到沮丧，极力要我重新考虑。评论家认为，那不是格罗兹的作品。我认为是格罗兹的作品。我俩谁对？”

“或者咱们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吧！”布比斯夫人说道，一面指指曼努埃尔。“他拿出一幅画，上面没有署名，说是格罗兹的作品，打算出售。我没笑，冷静地看看，欣赏线条、手腕上的功夫、讽刺的内容，可画上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兴趣。那位艺术评论家仔细观察一番，出于本能，他感到沮丧，立刻开价，价格超出他的支付能力。要是这个价格被接受了，那他每个下午都会处于忧伤的状态。我试图劝他别买。我说，这画看上去可疑，因为它没让我发笑。评论家回答说，你终于用成人的眼光看格罗兹的作品啦，他祝贺我。我俩谁有道理？”

后来，三人又谈起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拿出一份非常奇怪的简介来，是发表在柏林一家报纸上的评论文章，针对阿琴波尔迪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迪斯科》。简介署名什么施利曼切尔，企图用三言两语确定阿琴波尔迪作品的特色。

聪明度：中等。

性格：癫痫。

文化：无序。

叙事能力：混乱。

文字韵律：混乱。

驾御德语的能力：混乱。

“聪明度中等”和“文化无序”还容易理解。可“性格癫痫”是什么意思啊？莫非阿琴波尔迪身患癫痫？莫非他脑袋不好使？莫非他患有神秘性质的神经病？莫非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强迫性读者？简介中没有任何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描写。

布比斯夫人说：“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施利曼切尔是什么人。我丈夫生前甚至开玩笑说，这个评价就是阿琴波尔迪本人写的啦。但无论是我丈夫还是我都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

将近中午，到了该告辞的时候，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大着胆子提出了二人认为惟一重要的问题：夫人可以帮助我们跟阿琴波尔迪联系吗？布比斯夫人的眼睛露出喜悦的神色。后来，让－克劳德告诉丽兹·诺顿，布比斯夫人的眼神像是在看大火燃烧。但不是燃烧的关键时刻，而是烧了几个月之后，就要熄灭之时。她轻轻一摇头表示“不行”；两位教授立刻明白了，请求没用。

二人又逗留片刻。楼里什么地方传来低低的意大利民歌声。曼努埃尔问夫人她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是的，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亲自见过他。说完“是的”，她哼唱了民歌的结尾部分。据两位教授说，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曼努埃尔问道：“阿琴波尔迪长得怎么样？”

“很高。”布比斯夫人说，“很高，真正高大的巨人。要是出生在这个年代，肯定打篮球去了。”

虽然从她说话的方式判断，就算阿琴波尔迪是个侏儒，她也会这么说的。在回旅馆的途中，两位朋友在想格罗兹的作品、布比斯夫人清脆和残忍的笑声、布满了照片的房间给他俩留下的印象；但是，惟独没有他俩感兴趣的阿琴波尔迪的照片。而即使二人不肯承认（或者意识到）在红灯区那一瞬间模糊感到的事情，也要比在布比斯夫人家中预感到的那点内容，不管她说了多少，更为重要。

一句话，说得粗野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面在圣保利大街散步，一面意识到：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绝对充实不了他俩的生活。他俩可以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可以研究它们，可以仔细琢磨他本人，但是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笑死，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沮丧，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一向距离遥远，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会把研究他的人给吞噬掉，越是深入，危险越大。总而言之，一句话：两位教授在圣保利大街和装饰着布比斯和作家们照片的夫人家中，明白了他们要做爱，不要战争。

下午，他俩说着一些抽象的知心话，不可能说些越界的机密，只能说些一般性的私房话而已；他俩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机场；在候机厅里谈到了爱情，爱情的必要性。让－克劳德先登机走了。曼努埃尔还要再等半小时；他开始想丽兹·诺顿和应该爱上她的可能性。他想像她的模样，想像自己，二人在马德里共住一套单元房，俩人一起去超市，都在德语教研室工作。他想像着自己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二人只有一墙之隔，夜晚她在马德里他身边，一道与好友在高档饭店共进晚餐，二人回家，洗鸳鸯浴，上大大的床。

但让－克劳德捷足先登了。在与布比斯夫人会晤过后三天，他没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伦敦。给丽兹讲完新闻后，他邀请她在哈默史密斯区一家餐馆吃晚饭。这是大学俄语教研室一位同事推荐给他的。二人吃了匈牙利红烩牛肉、豆酱炒甜菜丁、柠檬酸奶浇鱼块；进餐期间有烛光，有小提琴演奏，有地道的俄罗斯人，有化装成俄罗斯人的爱尔兰人；从整个放肆的角度说，从美食的角度说，这家是比较寒酸和令人生疑的。进餐时，二人喝了伏特加和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这使得让－克劳德出了“血”，但是花得值得，因为饭后丽兹邀请他去家里坐坐，正式谈谈阿琴波尔迪，谈谈布比斯夫人披露出来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几件事，当然没有忘记评论家施利曼切尔写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第一部作品的刻薄话。随后，他和她笑起来了。接着，让－克劳德亲吻了丽兹的嘴唇，很有分寸；丽兹更加热情地回吻了让－克劳德，可能是晚餐、伏特加和红葡萄酒闹的。二人随后上床，性交了一个小时，直到丽兹入睡为止。

那天夜里，在丽兹睡觉的同时，让－克劳德回忆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和曼努埃尔在一家德国饭店的房间里看一部恐怖片的情形。

那是一部日本电影。影片一开始出现了两个姑娘。一个给另一个讲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个小孩在神户度假，他想出去找小朋友玩耍，可正在这个时候电视就要放映他喜欢的节目了。于是，小孩安放了一盘录像带，准备录制节目，然后就上街去了。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东京人；在东京，他喜欢的这个节目在34频道，可在同一时间神户的34频道是空闲的，也就是说，频道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黑屏。

可是等孩子从街上回来时，在电视机前一坐，打开录像带，里面没有他喜欢的节目，却看见一个女人，脸色苍白，说他要死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孩子接了，听见还是那女人在问他是不是以为那是玩笑。一周后，有人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所有这一切都由那个姑娘说给另外一个姑娘听。她讲出来的每句话好像都笑得要死。而听故事的姑娘吓得要死。但讲故事的姑娘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随时都会笑得在地上打滚。

于是，让－克劳德记得曼努埃尔说，讲故事的是个二流心理医生，听故事的是个白痴；曼努埃尔说，假如听故事的别哭丧着脸、做出要死要活的样子，而是命令讲故事的住嘴，影片也许算是好的。命令的时候别文质彬彬，而是端出女强人的架势：“住嘴！婊子养的！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