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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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说：“我不会法语。可我知道这是个倒霉的aide…mémoire。”

“我也知道什么是倒霉的aide…mémoire。”主任说，“我还知道merci［9］、au　revoir［10］以及faire　l〃　amour［11］。同样，我还知道coucher　avec　moi［12］，你记得那首歌吗？‘voulez…vous　coucher　avec　moi；　ce　soir？’［13］我想你这个黑人愿意coucher　avec　moi，可是首先要说voulez…vous（您愿意吗？），这是首要条件。明白吗？你必须先说voulez…vous，否则要倒霉啦。”

法特说：“这里有可以做大文章的材料啊。”

主任问：“有多少倒霉的兄弟卷进这件事了？”

法特问：“你说的什么臭事啊？”

主任问：“有多少倒霉的黑人处境危险呢？”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重要的报道。”法特说，“而不是黑人区里的骚乱。”

“就是说，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倒霉的黑人兄弟。”主任说。

“没有任何黑人兄弟，但是有二百多被杀的墨西哥妇女，婊子养的！”法特说。

主任问：“孔特·皮凯特的胜算有多少？”

法特说：“让孔特操你那倒霉的黑屁股眼儿吧！”

主任问：“你见到孔特的对手了吗？”

“让孔特操你那倒霉的阴阳人屁眼儿吧！”法特说，“你去求孔特替你盯着那对手吧！因为只要我回纽约就会踢爆你的屁股！”

主任说：“黑鬼，完成你的活计，别拿出差费作弊啊！”

法特把电话给挂了。

一个身穿牛仔裤和粗皮夹克的女子站在他身边微笑。她戴着墨镜，肩挎优质提包和一架照相机。样子像游客。

她问：“您对圣特莱莎杀人案感兴趣？”

法特看了她一眼，很久才明白她刚才听见了他的电话内容。

“我叫瓜达卢佩·龙卡尔。”她说着伸出手来。

法特握了握，手很柔嫩。

“我是记者。”瓜达卢佩·龙卡尔等法特一松开手就说道，“我不是来报道拳击赛的。这种打来打去的玩意儿，我不感兴趣，虽说有很多女人觉得拳击很性感。说实话，我觉得拳击低级、庸俗、没意思。您不这么认为吗？莫非您喜欢看两个男人互相殴打？”

法特无所谓地耸耸肩。

“您不回答我的问题？好吧，我无权评判您的体育爱好。实际上，任何体育活动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拳击，理由我刚才说过了，也不喜欢足球，也不喜欢篮球，也不喜欢田径。也许您会问，在这么一个住满了体育记者的旅馆里，我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不住在另外一个比较安静的旅馆？那样每当我下楼去酒吧或者餐厅，不就可以不听那些老早以前悲惨的大赛故事了吗？如果您陪我去我预订的餐桌，咱俩喝上一杯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原因。”

法特跟在她身后走着，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想法：这会不会是陪着一个女疯子或者也许是个妓女，可瓜达卢佩·龙卡尔一点不像疯子和妓女，虽说实际上法特根本不知道疯子或者墨西哥妓女究竟什么样。可她也不像记者。二人在旅馆的露天茶座坐下，从那里可以看到一座正在建筑的十层楼房。龙卡尔冷漠地告诉法特：那楼房也是旅馆。有几个工人靠在钢梁上，或者坐在砖堆上，也在望着他俩，但这是法特的猜想，因为他没办法证实，因为那些工人在盖了一半的楼上活动的身影实在太小了。

龙卡尔说：“我刚才说了，我是记者。我在首都一家大报社工作，住在这家旅馆是因为害怕。”

法特问：“怕什么？”

“什么都怕。一旦您做与圣特莱莎妇女被害案有关系的工作，那最终会感到害怕，什么都怕。害怕有人揍你。害怕绑架。害怕折磨拷打。当然有了经验以后，害怕的程度会减轻。可是，现在我没经验啊。缺乏经验。我的毛病就是没经验。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份是秘密记者。能有这种说法吗？现在妇女被杀案的全部情况我都了解了。可说实在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外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星期前这还不是我的选题呢。那时不知道情况，一个字也没写过杀害女人的事。突然之间，在我完全没料到，也不想知道的情况下，报社在我案头放下了一堆被杀妇女的卷宗，把案子给了我。您想知道为什么交给我吗？”

法特点点头。

“因为我是女人，我们女人不能回绝委托的事情。当然，此前，我已经知道出差的去向和我前任的下场。报社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案子老早就出了名。也许您知道案情。”法特摇摇头。“我的前任被杀了。因为他卷入得太深，就被害了。不是在这里圣特莱莎，而是在首都啊。警方说，涉及另外一起结局很惨的盗窃案。您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吗？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开到一个街角后停下来了。上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用了一阵工夫兜圈子，绕着不同的自动取款机行驶，把我前任信用卡的钱全部取出，然后开到郊外，把他乱刀捅死了。他不是第一个因为写的东西而被害的记者。在他留下的文件里，我发现了另外两个被杀记者的材料。一个是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在首都被绑架；另外一个是为亚利桑那一家名叫《种族》的报纸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他失踪了。这两位都在调查圣特莱莎妇女被杀事件。我是在新闻系里认识女播音员的。我俩不是朋友。可能一辈子就说过两句话。但我认为我认识她。在杀害她之前，她被强奸和毒打过。”

法特问：“就在这里？圣特莱莎吗？”

“嗨，不是，就在首都啊！凶手们的胳膊很长、很长。”龙卡尔说道，声音像做梦。“从前我在地方新闻部工作。我从来不在自己写的简讯上署名。对外，我绝对是个陌生人。我的前任被害后，报社里两个大头目来看我。他俩请我吃饭。那时我以为什么事情办坏了呢。以为他俩之中有人打算跟我睡觉。他俩我一个也不认识。知道他俩是什么人，不过从来没跟他俩说过话。饭菜令人愉快。他俩规规矩矩，很有教养；我呢，心明眼亮，冷静观察。本来以为他俩会给我留下坏印象。后来，我们回到了报社，他俩让我跟着，说是有要紧事谈谈。我们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俩开门见山就问我希望不希望涨工资。那时，我已经觉出事情有些奇怪，本想说不希望。可我还是说了希望。于是，他俩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一个数字，正是我当地方新闻记者的工资数额；然后，他俩看看我，说出另外一个数字，相当于给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我险些乐得跳起来。后来，他们把我前任收集的卷宗送到我案头，告诉我从今以后我惟一的工作就是管圣特莱莎妇女被杀案。我意识到如果我后退，那一切就都丢了。我轻声问他俩为什么要我干这个。一个头头说因为没人认识你嘛。”

龙卡尔发出一声长叹。法特冲她理解地笑笑。二人又要了威士忌和啤酒。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已经不见了。龙卡尔说：我喝得太多了。

龙卡尔说：“自从我看了我前任的卷宗后，就总是猛喝威士忌，比从前喝得多，还喝伏特加和龙舌兰，如今又发现了索诺拉龙舌兰，我也上了瘾。我一天比一天害怕。有时，我紧张得难以控制。当然，您可能听说过我们墨西哥人从来不害怕什么。”她笑了。“撒谎。我们害怕的事很多，但是很会掩饰。比如，我来到圣特莱莎以后，简直怕死了。从埃莫西约飞到这里的空中，我甚至不在乎飞机爆炸，因为人们说了，那样死得快。幸亏一个首都的同事给了我这家旅馆的地址。他说他要来胜地旅馆报道拳击赛；还说，如果我混在这么多体育记者堆里，谁也不敢碰我。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了。问题是，比赛一结束我不能跟记者一起走，还得在圣特莱莎逗留几天。”

法特问：“为什么呢？”

“我得采访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他是您的同胞。”

法特说：“我不知道这事。”

龙卡尔问他：“要是您不知道这事，那怎么想写这杀人案的文章呢？”

“我本打算搜集信息的。在刚刚您听见的电话内容里，我要求的就是多留下一段时间。”

“我的前任对这事知道很多。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总体想法。生活让人伤心得简直没法忍受，您说是不是？”

龙卡尔用两个食指揉揉太阳穴，好像忽然间头疼起来了。她嘟囔了一句什么，法特没听清楚；然后，她要招唤服务员。可是，他和她是在露天茶座上。她发现周围没人时，打了个冷战。

她说：“我得去监狱看他。这个主要嫌疑人、您的同胞，几年前就进了大牢。”

法特问：“他怎么会是主要嫌疑人呢？据我所知，有人在继续杀人。”

龙卡尔说：“这就是墨西哥的神秘之处。您愿意陪陪我吗？愿意陪我一起去采访吗？说真的，要是有个男人陪着我，我可能会放心一些。这想法与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我是赞成女权主义的。您是不是反对女权主义者？在墨西哥，搞女权主义是困难的。如果你有钱，还不太难。如果属于中产阶级，那就困难了。一开始，不太难，当然起初容易，比如在大学里，非常容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困难。您要知道，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女权主义惟一的魅力就在年轻人里。但这里的女人衰老得很快。外界让我们衰老得快啊。幸亏我现在还年轻。”

法特说：“您相当年轻啊。”

“即使这样，我还是害怕。所以需要别人陪着。今天上午，我开车绕圣特莱莎监狱兜了一圈，差点癔病发作。”

“这么可怕吗？”

龙卡尔说：“简直像在梦里。像是一座活监狱。”

“活监狱？”

“不知道怎么给您解释才好。比如说，比一座单元楼房要活。活得多。您别惊讶我要说的话，这就像一个被大卸八块的女人。但是，她还活着。可在她的体内生活着囚犯。”

法特说：“明白。”

“不，我想您什么也不明白。不过，反正都一样。您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我给您提供了解杀人案主要嫌疑人的机会，交换条件是您陪着我，保护我。这是公平合理的交易。成交吗？”

法特说：“行。您太客气了。我还不明白的是您在害怕什么，监狱里没人敢碰您啊。至少从理论上讲，囚犯不会伤害您。他们只会互相伤害。”

“您一定从来没见过那个主要嫌疑人的照片。”

法特说：“没有。”

龙卡尔看看天空，笑了。

她说：“您觉得我像个疯子吧。或者像个风尘女子。但我不是。只是紧张，惟一的原因是喝得太多了。您以为我想拉您上床吗？”

“不，不会。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情况。”

“在我前任留下的文件中，有几张照片。有些是那个主要嫌疑人的。具体说，有三张。都是在监狱里拍的。其中两张，那美国鬼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骂人，可能是坐在一间会客室里，他望着镜头。他头发金黄，眼珠碧蓝，蓝得像盲人。在第三张照片上，侧身站着，望着旁边。他又高又瘦，很瘦，但不虚弱，一点也不。他长了一张幻想家的脸。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他在监狱里，可不像不舒服的样子。我没有这样的印象。也不像平静或者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像是生气。那是一张梦幻般的面孔，但是在快速做梦。他的梦比我们的梦超前。这让我害怕。明白吗？”

法特说：“说真的，不明白。但是，我跟您一起去采访他。”

龙卡尔说：“太好了。后天上午十点我在旅馆门口等您。行吗？”

法特说：“上午十点，我一定到。”

龙卡尔说：“十点整。Okay！”

然后，她握握法特的手，离开了露天茶座。法特注意到她走得摇摇晃晃。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法特跟坎贝尔一起在胜地旅馆的酒吧喝酒度过。二人抱怨体育记者这个职业，说是普利策奖从来不会从这个黑洞里钻出来的，很少有人会认为体育记者除去见证一点偶发事件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价值。后来，他俩开始回忆大学时光，法特是在纽约大学度过的，坎贝尔是在爱荷华州的苏城大学度过。

坎贝尔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棒球和伦理学。”

在一刹那间，法特想像着坎贝尔跪在房间昏暗的角落里，怀抱《圣经》哭泣的样子。但是，后来坎贝尔谈起了女人，谈起史密斯兰镇上的酒吧，那是小苏城河旁边一家高级乡村旅馆；要先到达史密斯兰镇，然后继续向东走上不多几公里，酒吧就在树下，那里的姑娘经常招待农民和从苏城开车来的大学生。

坎贝尔说：“我们经常要干的就是那么几件事：先是跟姑娘性交，然后到院子里玩棒球，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天黑以后，我们一醉方休，在酒吧的拱廊里唱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