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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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装订结实，足以抵抗风吹雨打。拉法埃尔·迭斯特的老朋友们选择了优质材料给他做告别纪念品，这个告别稍稍有些提前了，是一群有学问的老人（或者戴着真才识学的光环）告别另外一位有学问的老者。阿玛尔菲塔诺想，墨西哥西北的大自然，在他这个破花园里，是微不足道的。一天上午，他在等候公交车把他送到大学里去的时候，打定主意要栽花种草，以及在花木店里买一棵已经成长起来的小树，以及在花园两侧种花。又一天上午，他想，无论对花园如何加工、使之令人愉悦，结果都可能没用，因为他不打算在圣特莱莎逗留很长时间。他想，应该回老家了。可是回哪里去呢？接着，他又想：是什么把我推到这里来的呢？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这座该死的城市里来呢？难道因为这里是我应该了解的天下少有的黑洞之一吗？是因为我骨子里想死吗？然后，他看看那本挂在绳子上一动不动的迭斯特的《几何学遗嘱》，他真想打开那两个夹子，掸掸书上这里、那里粘上的黄褐色尘土，但是没敢动手。
有时，阿玛尔菲塔诺走出圣特莱莎大学，或者坐在家中走廊里，或者阅读学生的论文时，会想起父亲来：父亲喜欢拳击。父亲认为，所有的智利男人都是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十岁的时候对父亲说：爸爸，可我觉得意大利人更是二尾子。您想想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吧。儿子说这番话的时候，父亲非常严肃地看着儿子。爷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总是感觉自己更多的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智利人。他总是喜欢谈拳击，更确切地说，喜欢谈从专业杂志上看来的拳击比赛，或者是体育专栏里的比赛记事。用这种方式，他可以谈谈罗阿伊萨兄弟、马里奥和鲁本（塔尼的两个外甥），谈谈戈弗雷·斯蒂文斯，一个不会拳击的贵族二尾子，谈谈温贝托·罗阿伊萨（也是塔尼的外甥），很会拳击，但比赛不多，谈谈阿尔图罗·戈多伊，善于骗人，长期有病，谈谈路易斯·维森提尼，一个居住在智利奇廉地区的意大利人，仪表堂堂，可是不幸出生在智利而毁了他的前程，谈谈埃斯塔尼斯劳·罗阿伊萨，就是塔尼，他在美国比赛时被人用最可笑的方法偷走了世界拳王的称号：裁判在第一轮里踩了塔尼的脚丫子，造成塔尼踝骨骨折。阿玛尔菲塔诺的父亲问他：你能想像得到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像不出来。父亲说：你过来，站在我身边，我来踩踩你的脚丫子。阿玛尔菲塔诺说：还是不踩为好。父亲说：嗨，相信我好了！不会出事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改天吧！父亲说：就得是现在！于是，阿玛尔菲塔诺靠近父亲，在父亲周围非常灵活地动来动去，时不时地用左手来个直拳，用右手来个勾拳。突然，父亲向前迈了一小步，踩住了他脚丫子，于是就全完蛋了：阿玛尔菲塔诺动弹不得，打算钳住对手，或者避让，但无论怎样，踝骨受了伤。父亲说：我认为裁判是故意的。不可能用脚一踩，踝骨就伤。后来，各种抨击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智利的拳击手个个都是二尾子，这个臭狗屎的国家，人人都是二尾子，人人都是，毫无例外，个个准备上当受骗，准备让人收买，如果有人让他们摘下手表，他们也乐意脱下裤子。那时，阿玛尔菲塔诺十岁，还没看过体育杂志，而是看历史杂志，尤其是军事史杂志，于是，他这样回答父亲的话：这个位子应该是为意大利人准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父亲听了以后，沉默下来，用坦率的赞美和自豪的眼神看看儿子，心里好像在问这鬼小子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接着，又长时间没说话。最后，仿佛要说什么秘密似的悄悄对儿子说：单个的意大利人都是勇士！他承认，如果抱团，就会出丑。他概括道：这恰恰是希望之所在。
因此可以推测嘛，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这样想。他向前门走去，到走廊上停步，手里有一杯威士忌；接着，探身到门外，看到街道上有很多停泊的车辆，几小时前被扔下的，散发着（他感觉如此）破铁和鲜血的气味；他没转身回头去室内，而是出门向花园后面走去：《几何学遗嘱》在寂静和黑暗中等候着他呢；他骨子里，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因为他身上流淌着意大利人的血，此外，他讲究个人利益，又讲究教养。有可能他根本不是胆小鬼。虽说他不喜欢拳击。可那时迭斯特那本书飘在空中，清风用黑色手帕擦干了他前额的汗珠。他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父亲的形象，随便什么形象，但是没有结果。回屋内时，他没走后门，而是进了前门；他探身到窗外，向大街两端望去。有几个晚上，他觉得暗中有人在监视他家。
早晨，阿玛尔菲塔诺按照强制性规定看了迭斯特那本书后，走进厨房，把咖啡杯子放到洗碗池中。这时第一个离开家门的是罗莎。正常情况下，父女是要道别的，偶尔有时，比如阿玛尔菲塔诺先进房间，或者随后再去后花园，那么，父亲就说一声“再见”、“注意安全”，或者亲吻女儿一下。一天早晨，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声“再见”，就一屁股坐到书桌前，通过窗户看看后院的晒衣绳。《几何学遗嘱》轻轻摇晃，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忽然，书不动了。在隔壁花园里唱歌的鸟儿们都沉默了。刹那间万籁俱寂。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好像听见了街门在响和女儿出去的脚步声。接着，他听见汽车马达发动的声音。那天夜里，罗莎看租来的影片。阿玛尔菲塔诺给女老师佩雷斯打电话，坦率地承认他的神经越来越混乱。女老师安慰他说：不用过分担心，采取了措施就行，别变成了妄想狂；还提醒他说，被害的女子都是在城里别的区域被绑架的。阿玛尔菲塔诺听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他说他神经丰富。女老师没明白这笑话的意思。于是，阿玛尔菲塔诺愤怒地想，这个鬼地方，人人都稀里糊涂。接着，女老师试图说服他周末一起外出，他带女儿，她带儿子。阿玛尔菲塔诺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说道：上哪儿去？她说：咱们可以去距离城里二十公里处的一家乡村饮食店吃饭，那里让人特别愉快，有给年轻人准备的游泳池，有座巨大的露天遮阳花台，可以眺望石英山，一座有黑色矿脉的银色山峦。山顶处，有座黑砖古庙。里面很黑，只有从天窗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墙壁上写满了19世纪游客的留言，是那些大胆翻越奇瓦瓦与索诺拉之间山头的人们所为。
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和圣特莱莎大学最初的日子里是可怕的，虽然他仅仅意识到了问题的一部分。他感觉不好，把这归咎于时差，没太在意。系里刚刚毕业的年轻同事，一个埃莫西约的小伙子问他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放弃巴塞罗那大学宁愿来到圣特莱莎大学的。但愿别是气候！青年教师这样加了一句。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这里的气候我觉得很好啊。青年教师说：对，我也这么认为，可我之所以跟您这么说，是因为凡是冲着气候来这里的人都有病，我衷心希望您没病。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是因为气候；我在巴塞罗那的合同结束了，佩雷斯老师说服我来这里工作。此前，我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佩雷斯老师的，后来有两次机会在巴塞罗那见面。正是她负责给我们租下房子和购买家具，后来没等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把租金给了她。房子位于美景小区，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居住区，都是一两层楼，都有花园。人行道由于有两棵大树遮蔽而阴凉、宜人，但路面被树根破坏得厉害；从有些人家的栅栏后面可以看到处于破败之中的房屋，仿佛街坊四邻已经仓皇出逃，来不及卖掉产业；据此推测，在这个小区租房并不困难，这与佩雷斯老师的断言相左。在阿玛尔菲塔诺来到圣特莱莎次日，佩雷斯老师就把语言文学系主任介绍给他。主任给他的第一印象不好。主任名叫奥古斯托·盖拉，皮肤有着胖人的白皙光泽，但实际上消瘦、结实。他显得不自信，尽管极力装出直爽和英武的架势加以掩饰。不太相信哲学的功能，为此，在哲学的教学方面，与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现时与未来奇迹相比，哲学处于明显的退步之中。对于他这番话，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回答说，是否觉得文学的处境也如此呢。盖拉主任说：不，不，瞧您说哪里去了！文学还是有前途的；文学和历史都有前途。您注意到没有？从前传记文学没有市场，可如今大家只看传记文学。请注意！我说的是传记，而不是自传！人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别人的生活、当代名人的生活，了解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或者了解马上就要成功的人士；人们还想知道那些chincuales的人们过去做了些什么；看看能从中学点什么，虽然不准备经受磨炼。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问：“chincuales”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从前没听说过这是些什么人。盖拉问：真的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发誓，真的！于是，系主任招呼佩雷斯老师：佩老师，您知道“chincuales”在这里是指什么人吗？佩雷斯老师一下子挽住阿玛尔菲塔诺的胳膊，好像二人是新郎和新娘，非常坦诚地说，一点都不清楚，虽说“chincuales”的意思并不陌生。阿玛尔菲塔诺想，哎，真是一群愚钝的人。盖拉说：chincuales是个多义词，就像我们的西班牙语许多词汇一样，它头一个意思是，跳蚤或者臭虫咬的红点。这些红点痒痒，人受不了就会不停地抓挠，这是自然的。然后是第二个词义，指的是不安静的人，扭来扭去，抓挠不止，让旁边观看的人们也神经紧张起来。可以说是欧洲疥疮，在欧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传染的渠道是公共厕所，或者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种可怕的卫生间。从这个词义又推出最后一个意思：“不安分的人”，指的是旅行家、思想上的探索者，就是指心灵上不能安静的人们。阿玛尔菲塔诺说：哦！原来如此！佩雷斯老师说：讲得好！在那次系主任办公室的临时聚会上（阿玛尔菲塔诺认为是欢迎会），还有系里三位教师和系主任的女秘书在场。后者打开一瓶加州生产的香槟，给每人分发了香槟和咸饼干。后来，系主任盖拉的儿子来了，他大约二十五岁左右，戴黑墨镜，穿运动服，皮肤古铜色；他长时间和父亲的女秘书闲聊，也时不时地看看阿玛尔菲塔诺，一副开心的样子。
外出远足的前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第一次听见了那个声音。也许此前他听见过那声音，在大街上，或者在梦中；他以为是别人在谈话，或者是在噩梦里。但是，那天夜里，他听见那声音了，毫无疑问，他觉得那声音是冲着他来的。起初，他以为自己疯了。那声音说：你好，阿玛尔菲塔诺，别害怕！没事。阿玛尔菲塔诺害怕了，起床，飞快地向女儿房间跑去。罗莎睡得很安静。阿玛尔菲塔诺开了灯，检查了窗户的插销。罗莎醒了，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说，不是我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阿玛尔菲塔诺想，我脸色大概很难看。他在椅子上坐下，告诉女儿他太紧张了，以为听见了什么响动；心里后悔不应该把她带到这座肮脏的城市里来。女儿说：别担心！没事的。阿玛尔菲塔诺亲亲女儿面颊，摸摸她头发，关上房门，但没关电灯。片刻后，就在他从客厅窗户向花园外面张望街道和树木的时候，他听见罗莎熄了灯。他悄悄地从后门出了客厅。他本想拿个手电筒，结果没拿，还是出去了。外面空无一人。晒衣场上，《几何学遗嘱》、女儿的袜子和长裤依然还在。他绕着花园兜了一圈，门廊上没人；走到栅栏附近，查看街上动静，但没出院门；他只看见一条狗慢慢悠悠向马德罗大街、公交车站走去。阿玛尔菲塔诺心想：一条狗向公交车站走去。从他站的地方望去，他觉得发现的不是纯种狗，而是野狗。他想，是一条小狗。他暗自笑了。嘿，这些智利土话，是些心灵上的碎片。那是个巨大的冰球场，面积有智利阿塔卡马大区那么大，玩球的人们永远看不到对手，间或可以看见一个本队的球员。他回屋里去了。锁门，关窗，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快刀，放在一本1900—1930年法国—德国哲学史上，随后，重新回到桌前坐下。那个声音说：“你别以为这对我很容易。要是你以为这对我很容易，那可就是百分之百错了。应该说是困难的。百分之九十是困难的。”阿玛尔菲塔诺想：自己要疯了。家里没有镇静剂。起身，去厨房，用双手捧凉水洗脸，用厨房的抹布加袖子擦干净。他努力回忆在精神病院实验的听觉现象的名称。回到自己书房，关好门，再次坐下，低下头，双手放在桌子上。那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