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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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气，好像巴塞罗那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劳拉和她女朋友站起来了。阿玛尔菲塔诺赶忙上前两步，拉开电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因为突然感到口渴。开电冰箱前，他不得不把因玛的背囊挪到一边去。背囊很轻，好像里面只有两件衬衫、一条黑色长裤。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轻得像胎儿。然后把背囊挪到旁边去了。后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就和女友走了。
一星期后，阿玛尔菲塔诺收到劳拉从潘普洛纳［1］邮寄的信。信中说，旅途中充满了高兴和不高兴的经验。高兴的多一些。不高兴的事的确让人不愉快，但算不上经验。劳拉说，今后只要我们放松警惕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因玛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劳拉说，这两天我们在莱里达干活，地点是一家公路旁边的餐厅，老板有一片苹果园。果园很大，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苹果。再过几天，摘苹果的季节就要开始了。老板请她俩留下来帮忙。因玛和老板说这事的时候，劳拉正在阅读蒙德拉贡那位诗人的作品（背囊里装着诗人发表的全部作品），身边是她俩睡觉的加拿大野营帐篷，搭建在四周果园中惟一一棵杨树下，旁边是一处废弃的车库。片刻后，因玛出现了，可她不想讲餐厅老板提出的交易。第二天，她俩重新上路，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到了公路上，她俩拦车搭乘。到了萨拉戈萨，她俩在因玛的大学同学家过夜。劳拉非常疲倦，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在睡梦中，她听见有笑声，接着是大声喊叫和互相责骂声，几乎全部发自因玛，也有她老同学的声音。二人在谈往事，谈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谈萨拉戈萨的女子监狱。二人说起一个土坑，一个深洞，从里面可以挖出石油或者煤炭来；说起一个地洞，里面是妇女敢死队指挥部。接下来，劳拉的信换了话题。她说，我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干吗要对你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的时候，拿你当孩子。她说，同性恋是一种蒙人的说法，是针对我们少女时期的粗暴行为。这事因玛知道，完全知道，非常清楚，她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做不了什么，帮帮忙而已。因玛是同性恋，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母牛被牺牲，每天有成群的食草动物，或者几群食草动物一起穿过峡谷，从北到南，慢慢吞吞，那速度让我恶心，现在，现在，现在，奥斯卡［2］，你明白这意思吗？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我不明白，无法理解。他一面看信，双手捧信的样子好像那张纸是一个草编的救生圈，一面用脚有节奏地摇晃着女儿的小躺椅。
后来，劳拉再次回忆起她跟诗人做爱的那天晚上，诗人在蒙德拉贡疯人院威严而半神秘地躺在床上。诗人此前还是自由的，没进过任何精神病研究中心。那时，他住在巴塞罗那，一个同性恋哲学家家里；二人每周举办一次聚会，或者每十五天聚会一次。劳拉想，奥斯卡，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西班牙，或者仍旧待在意大利或者法国，或者拉丁美洲某个黑洞里。这位同性恋哲学家的聚会在巴塞罗那享有盛誉。大家说，诗人和哲学家是同性恋人，但实际上不像。一位有房产、思想和金钱；另外一位有文学奖章、诗歌和追求者的热情，那是像狗对主人一样的热情、丧家犬般的忠诚，或者像西班牙雨季中年轻人的热情，他们终于在那潮湿的季节找到了藏身之处，哪怕那个地方是一桶臭水，但有些家庭气氛。一天，幸运之神冲我笑了。我有幸参加了那样的聚会。如果说我自己认识了哲学家，那是夸张。我看见了哲学家。他正在客厅一角跟另外一位诗人和另外一位哲学家聊天。我感觉他正在传授什么。那时的一切都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客人们在恭候那位诗人大驾光临。他们希望诗人能拿在场的什么人出气。或者希望他在客厅中央出恭，就在那块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土耳其破地毯上大便，那是一块被拍打过的地毯，曾经有镜子一样的本事，映照出每个人脸朝下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了裁定我们震动程度的镜子。那是神经化学打击的震动。可是，那位诗人真的出现时，却什么也没发生。起初，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看看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随后，每人继续做刚才的事情。诗人跟一些朋友、作家打招呼，加入到那个同性恋哲学家的谈话圈子里去了。我独自跳舞，继续独自跳舞。凌晨五点钟，我迈进一个卧室。是诗人牵着我的手进去的。我没脱衣服就跟诗人开始做爱。我一面感觉诗人在我脖子旁边的急促呼吸，一面来了三次性高潮。他要慢得多。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我分辨出角落里有三个影子。一人在吸烟。第二人不停地低语。第三人是哲学家。我明白这张床就是哲学家的床，这个房间就是嚼舌头的人们所说的他跟诗人做爱的床。但现在做爱的人是我，诗人对我非常温柔；我惟一不懂的是那三人瞧什么，虽说这对我无关紧要；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一切都无关紧要。等到诗人终于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他大叫一声，回头看看他的三位朋友。我感到遗憾的是，那期间我不在排卵期，因为我很想怀上诗人的孩子。后来，诗人起身，到三个影子那里去了。一个影子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一个影子递给他什么东西。我也站起来，不看他们，去卫生间了。客厅里留下一些聚会的“受难者”。卫生间里，我看到浴缸里睡着一个女孩。洗脸，洗手，梳头后，我回到客厅时，看见诗人正在驱逐尚能行走的人们。看不出他有醉酒和吸毒的样子。而是充满朝气，好像刚刚起床，刚刚喝下一大杯橘汁的神情。我跟两位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走了。那个钟点，营业的只有步行街上24小时服务的咖啡饮食店。我们仨没交换意见，就朝咖啡店走去了。在咖啡店里，我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女孩；她在《白蒜》杂志当记者，虽说她非常讨厌在那里工作。她跟我谈起去马德里的可能性。她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换换城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我告诉她：所有的城市都相似。实际上，我脑海里正在想着诗人，想着我跟他夜里刚刚干的事情。人人都说诗人是同性恋者，可我知道并非如此。接着，我想到了感觉方面的混乱，我都明白。我知道诗人已经堕落，是个迷途的孩子，我可以拯救他。此前他给予我很多，现在我可以给他少许。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哲学家门前守望，期盼着某一天能看见他并且恳求他再次跟我做爱。一天夜里，我看到了哲学家，但没有诗人陪伴。我发现哲学家脸上挂了“幌子”。等到他走近我身边时（他没认出我），我能看到他一只眼青紫，脸上有好几块淤肿。关于诗人，毫无踪迹。我有时通过灯火试着猜测那个单元在哪一层！有时，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人影，有时看见有人开窗户，有时是个上年纪的妇女，有时是一个系领带的男子，有时是个长脸少年开窗欣赏巴塞罗那的晚景。一天夜里，我发现守望着诗人出现的并非我一人。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在人行道对面静悄悄地守候着。他没有发现我，显然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小伙子。他坐在一个酒吧的露天茶座上，只要一听罐装可口可乐，一面慢慢喝着，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东西，或者阅读一些我立刻认出来的书籍。一天晚上，在他要离开茶座、匆忙走开之前，我到他身边坐下。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我：你是谁？我笑一笑，告诉他跟他一样，普通人。他看看我，好像望着疯子。我说：你别搞错了，我不是疯子，我是个精神状态很好的女人。他笑了，说道：就算你不疯，可是看上去跟疯子一样啊。说着，他要埋单，准备离开，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正在找诗人。他立刻重新坐下，好像我拿手枪顶着他太阳穴一样。我要了一杯菊花茶，讲了我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希望诗人能看看他的诗作。用不着问他，就可以猜出他也是个同性恋者，而且非常孤独。我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诗！说着，我一把抢过来他手中的练习本。他写得不坏，惟一的问题就是写得跟诗人一模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经历过，你太年轻，不可能吃这么多苦。他打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爱信不信，反正都一样。他说：要紧的是必须写得好。我说：不对，这不重要。我说，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激情！最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叫霍尔迪。今天有可能在大学上课，或者在《先锋报》或者《日报》写评论。
阿玛尔菲塔诺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从圣塞瓦斯蒂安邮寄的。劳拉在信中告诉他她已经跟因玛去了蒙德拉贡疯人院，打算去看望那位过着没有节制和下意识生活的诗人；她说，那里的保安和化装成神甫的保安不让她俩进门。在圣塞瓦斯蒂安，她俩本想住在因玛一个女友家中。那女友名叫爱杜尼，曾经是埃塔武装小分队成员，实行民主之后，她放弃了武装斗争。爱杜尼只想留她俩住一宿，理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她丈夫不喜欢不速之客。她丈夫叫乔尼，两位客人的确让他紧张。劳拉后来证实了乔尼的状态。他浑身颤抖，脸色发红，像烧热的陶罐；尽管他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他全身出汗，双手发抖，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分钟。爱杜尼则相反，是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她有个很小的儿子（她俩没能看见，因为乔尼总是找借口不让劳拉和因玛进他儿子的房间）；她几乎整天工作，是街道上的教育工作者，给有吸毒者的家庭提供帮助，帮助坐在圣塞瓦斯蒂安大教堂石头台阶上的乞丐寻找食物；据爱杜尼说，乞丐不愿意别人打搅，希望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她是笑着说的，仿佛刚刚讲了一个只有因玛听懂的笑话，因为劳拉和乔尼都没笑。那天夜里，四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劳拉和因玛就走了。她俩找到了一个爱杜尼介绍的小客栈，住了一夜后又上路了。她俩再次拦车搭乘，一直坐到蒙德拉贡。她俩又一次不能进入疯人院的大门，只好无奈地从外面进行观察，记住她俩看见的碎石道路、灰色的高大墙壁、院内起伏的地形、她俩从外面看到的疯子和职员散步的情景、随意隔断的树墙，或者是她俩不理解的树墙结构，以及她俩以为看到了苍蝇成群的灌木丛，为此她俩推测黄昏或者夜幕降临后，那是疯子或者工作人员撒尿的地方。后来，她俩坐到公路边上，吃从圣塞瓦斯蒂安带来的奶酪三明治，一言不发，或者是在思考为什么蒙德拉贡疯人院在她俩周围投下破碎的阴影。
劳拉和因玛为了进行第三次尝试，通过电话敲定了见面的时间。因玛装成巴塞罗那一家文学杂志的记者，劳拉假装成女诗人。这一次，她俩见到了疯子诗人。劳拉觉得他显老：眼窝深陷，头发脱落了许多。一开始，有个大夫或是教士陪着她俩，三人穿过没完没了的走廊，两侧的墙壁涂抹成蓝白色，最后走进一个毫无特点的房间。诗人在里面等候着她俩。劳拉的印象是疯人院的人们为有诗人这样的患者而自豪。无论诗人去花园还是去拿每天吃的镇静剂，人人都认识他，纷纷跟他说话。等到劳拉与诗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念他。她说，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守望在哲学家在新区的住宅，虽然她坚持不懈，却一直无法见到诗人。她说：不能赖我，我尽力而为了。诗人注视着她的眼睛，向她要香烟。这时，因玛站在劳拉和诗人坐的长凳旁边，二话没说，给了诗人一支香烟。诗人说声“谢谢”，又说了一句“坚持不懈”。劳拉说“我是坚持不懈的”、“坚持不懈的”，一面不住地望着诗人，同时，也斜着眼看因玛点烟之后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样子像一位有无限耐心的亚马逊女战士；那打火机时不时地从捧书的手中露出来。接着，劳拉开始说起她俩已经走过的旅途。她提到国道和省道，与有大男子主义的卡车司机闹的纠纷，城市和乡村，她俩曾经决定在帐篷里过夜的无名树林，河流和曾经洗澡的加油站的卫生间。与此同时，诗人从嘴巴和鼻孔里喷吐着完美的烟圈、蓝色的光环、灰色的烟团，花园的风破坏它们，或者把它们带到分界线去，线外有茂密的森林，从小山落下的光线给树枝抹上银白。劳拉似乎是为了喘口气，说起前两次访问疯人院的经过，毫无结果，但是有趣。接着，她对诗人说了她真正想要说的话：她知道他不是同性恋，她知道他是被囚禁在这里的，渴望逃走；她知道被损坏和伤残的爱情总会留下一线希望，而希望就是她的计划（或者计划就是她的希望），落实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