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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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的家在西城。根据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这个区域犯罪频繁。但是，利百加居住的小区和街道，只是显得穷一些，街道上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影子。他把轿车停靠在姑娘家对面。她家院子里有个微型花园，有三个用竹竿和铁丝搭建的花架，摆满了种植着花草的花盆。利百加要她弟弟留在街上看守轿车。她家的房屋是木头的，走在地板上，发出一阵阵空洞的声音，好像下面有下水道，或者有密室。

出乎曼努埃尔的意料，姑娘的母亲和蔼可亲地迎接他，给他送上冷饮。母亲亲自一一把另外几个孩子介绍给曼努埃尔。利百加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大姐已经结婚，不住在家中。有个妹妹长得跟利百加一模一样，只是年轻一些，名叫克里斯提娜。家里的人都说，克里斯提娜是全家最聪明的人。小心谨慎地待了片刻后，曼努埃尔要求利百加一起去小区转转。二人出门后看见那男孩爬到轿车顶上，正在阅读动漫杂志，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大概是糖果吧。等他和她散步回来，那男孩还在车顶上，只是什么也没看。糖果已经吃完了。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让－克劳德再次捧上了《圣托马斯》。等曼努埃尔坐下，让－克劳德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对曼努埃尔说书中还有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了。曼努埃尔哈哈一笑，不予置评。

“今天我跟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

让－克劳德认为，阿玛尔菲塔诺这位智利教授的精神崩溃了。让－克劳德邀请这位智利教授跟他一起在游泳池里潜泳。教授没带游泳衣，让－克劳德从服务台借了一件给他。看上去一切都好。可是当他入水后，发现阿玛尔菲塔诺教授一动不动，好像见到魔鬼似的，然后就沉入水下了。让－克劳德下潜之前，想起来教授曾经用双手捂住了嘴巴。不管怎样，教授丝毫没努力去游。幸亏，让－克劳德就在旁边，没费劲就潜入水下，把教授重新带回水面。后来，二人喝了一杯威士忌。阿玛尔菲塔诺解释说他好久没游泳了。

让－克劳德说：“我俩谈到了阿琴波尔迪。”

后来，教授穿上自己的衣服，归还了游泳衣就走了。

“你干了什么？”曼努埃尔问道。

“淋浴，穿衣，下楼吃饭，继续看书。”

丽兹在信中说，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突然被舞台灯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流浪女。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准备进入画廊看看。但是，埃德温·约翰的名字像磁铁一样吸引我。我靠近画廊门口，大门是玻璃的，里面有很多人，我看见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缓缓走动，努力保持大托盘的平衡：上面摆满了装有香槟或者红酒的杯子。我决定等一等，便回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渐渐地画廊里的人走光了。我认为可以进去的时候到了，至少看一部分回顾展。

当我跨过玻璃门后，感觉有点奇怪，好像从那一刻起看到或者感到的一切对我的后半辈子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一幅风景画前停住了脚步，是一幅英国萨里郡的风景，属于约翰早期的作品，看了以后我感觉忧伤，同时又温馨、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华丽，仿佛只有英国风景由英国画家画下来才会这样。忽然，我心里说，看看这幅画就足够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侍者，大概是饮食公司来画展上服务的最后一位人员，用托盘只端了一杯葡萄酒来到我身边，是专门为我斟好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仅仅送上一杯酒来。我冲他微微一笑，拿起了杯子。这时，我看见了画展的海报，它在另外一侧。海报上就是那张带有残手的作品，即约翰的代表作，上面用白色的数字标出了约翰的生卒年月。

丽兹在信中说，此前我不知道约翰已经逝世；一直以为约翰住在瑞士，生活在一家舒适的疯人院里，整天嘲笑自己，尤其是嘲笑我们。我记得那杯葡萄酒从我手中滑落到了地上。我记得一对男女很高很瘦，本来在看画，这时非常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仿佛我是画家从前的情人，或者是刚刚获悉画家去世的一幅活人画作（而且尚未完成）。我知道离开画廊时没有回头看；知道自己走了好长时间，直到发觉我并没有哭泣，但是下雨了，浑身都湿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每天早晨，曼努埃尔都去利百加家。他把轿车停在她家对面，去喝咖啡，然后二话不说，把地毯放到后排座位上，拿出抹布开始擦车。假如他从前学过汽车修理，那肯定要打开车前盖，看看马达；可他一点也不懂机械；再说，这辆轿车的马达运转得很好啊。等到姑娘和她弟弟走出家门以后，曼努埃尔就为他俩拉开前门，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多年来一贯如此；然后，他从驾驶员的门上车，把抹布放进杂物箱，开车向手工艺品市场驶去。到目的地后，他帮助姐弟搭建摊位；完工后，他去附近一家餐厅买两杯咖啡和一瓶可口可乐回来。三人站在摊位旁边喝饮料，一面欣赏着别的摊位和四周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它们虽然矮小，但有气派。有时候，曼努埃尔也训斥姑娘的弟弟，告诉他上午喝可乐是坏习惯。可是那孩子（名叫爱乌罗西奥）笑一笑，不理睬他，因为他知道曼努埃尔的生气百分之九十是假装的。上午其余的时间，曼努埃尔消磨在一处花坛里，不走出那个小区，除去利百加居住的小区，那里是他在圣特莱莎惟一喜欢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地方报纸，喝咖啡，抽烟。有时，他去卫生间，照照镜子，心里想他的样子变了，像个贵族先生。有时心里说，我更年轻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曼努埃尔一回到旅馆总是看见让－克劳德在花坛里，或者游泳池边，或者躺在客厅的扶手椅上，重读《圣托马斯》或者《女盲人》或者《忘川女》，看来这些是让－克劳德带到墨西哥惟一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准备以这三部作品为基础写文章或论文。让－克劳德的回答模棱两可。起初，他说想写；后来又说，不写，因为只有这三本就只好看这三本。曼努埃尔想把自己的书留几本给他，可是忽然发觉糟糕！他把藏在行李箱的阿琴波尔迪给忘记了。

丽兹在信中说，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心血来潮想给莫里尼打电话。可是，天太晚了，打搅他没礼貌，不慎重，荒唐地影响人家生活。但是，还是打了。我记得，拨完电话号码之后，我熄了灯，好像我在暗处，莫里尼就看不见我的面孔。我的电话肯定吓他一跳，他立刻拿起了话筒。

我说：“莫里尼，是我，丽兹啊。你听说没有？埃德温·约翰死了！”

莫里尼的声音从意大利都灵传过来了：“听说了。死了两个月了。”

我说：“可我今天晚上刚刚知道。”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莫里尼说道。

我问：“怎么死的啊？”

莫里尼说：“意外事故。他出门散步，打算画一幅疗养院附近的瀑布。他登上一块岩石，脚一滑，摔了下去。在五十米下方的峡谷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说：“这不可能啊！”

“这完全可能。”莫里尼说。

“他独自出门散步吗？没人看护？”

莫里尼说：“他不是独自出门。有个女护士和疗养院一个结实的小伙子陪着他。那些小伙子能在一秒钟内制服一个发狂的疯子。”

听了这“发狂的疯子”说法，我第一次笑了。莫里尼在电话那一头也笑了，仅仅笑了一下，是跟我一起笑的。

我对莫里尼说：“那些体操运动员式的棒小伙，实际上叫做护工。”

他说：“那就是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护工陪着他。约翰登上一块岩石，那小伙子也从后面上去了。女护士按照约翰的指示，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假装看书。于是，约翰开始用左手画画，此前他的左手已经练习得十分灵巧。画中的风景包括瀑布、群山、怪石、树林以及那位一心读书的女护士。就在那个时候，事故发生了。约翰从岩石上站起来，脚下一滑，尽管那小伙子努力去抓，约翰还是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丽兹在信中说，我俩长时间一句话没说，直到后来莫里尼打破沉默，问我在墨西哥过得怎么样。

“不好。”我说。

他没再多问。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是平缓的；他也听见了我的呼吸声，正在迅速平静下来。

“我明天再打给你吧。”

“行。”他说。但我俩都没敢立刻挂上电话。

那天夜里，我想到了埃德温·约翰，想到了他那只现在可能摆在回顾展上的手，那只疗养院护工没能抓住的手，因此没能阻止他落下悬崖，虽说坠崖一事就发生在眼前，好像一个根本与约翰真面目不沾边的谎言。而更为真实的是那幅瑞士风景画，那幅画你们见过，可我不知道，那上面有山脉、森林、彩石、瀑布、危险的峡谷和看书的女护士。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带利百加出去跳舞。他俩到了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歌舞厅。利百加从来没去过，但是女友们经常说这家歌厅的好话。二人喝着自由古巴，利百加告诉曼努埃尔，有两个姑娘一走出这家歌厅就被人绑架，不久就遇害了。她俩的尸体被扔到了沙漠里。

曼努埃尔觉得姑娘说杀手经常光顾歌厅可不是好兆头。送姑娘到她家门口的时候，他亲吻了她的嘴唇。利百加嘴里有酒味，面颊很冷。他问她是不是愿意做爱。她连连点头，但一言不发。二人从轿车的前排座位转移到后排，性交。速战速决。但做爱后，姑娘靠在他胸前，什么也没说。他长时间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夜风传来一阵阵化工制品的气味。曼努埃尔以为附近一定有造纸厂。他问了这个问题。可利百加说附近只有居民自己搭建的房屋和空地。

无论曼努埃尔什么钟点回到旅馆，总是看到让－克劳德在读书，在等着他回来。他想，让－克劳德在用这一姿态巩固二人的友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位法国朋友睡不着觉，失眠迫使他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读书到黎明。

有时，让－克劳德在游泳池边，身穿毛衫，或者披着浴巾，品着威士忌。有时，曼努埃尔发现让－克劳德待在一个有巨幅风景画的大厅里，画面上是边境风光，从画上立刻猜出画家没有来过边境，因为画风的灵活与和谐反映出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餐厅的侍者，包括夜班人员，很满意让－克劳德给的小费，极力为他服务周到。只要他一进门，侍者总要跟他嘘寒问暖。

有时，曼努埃尔去旅馆大厅寻找让－克劳德之前，会先去查查自己的电子邮箱，希望看到来自欧洲的信件，荷尔菲德的或是博希迈尔的，希望他们指明阿琴波尔迪的下落。随后，他去找让－克劳德；最后，二人静悄悄地上楼回到各自房间。

丽兹在信中写道，第二天，我开始打扫房间，整理案头纸张。我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就干完了清洁工作。下午，我一头钻进电影院；散场后，虽然心情平和了许多，但已经不记得影片的情节，也不记得里面的演员了。那天夜里，我和一位女朋友共进晚餐，然后早早上了床，可是直到十二点还没有入睡。上午一醒来，没有预先订票，我就去了机场，买了一张第一班飞往意大利的机票。我从伦敦飞到米兰，从米兰乘坐火车前往都灵。莫里尼为我开门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要留在都灵，请他决定我是去旅馆呢还是住在他家。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挪动轮椅，请我入内。我去卫生间洗脸。走出卫生间的时候，莫里尼已经烧好了茶，在一个蓝色盘子上放了三块糕点，送上来的时候赞不绝口。我尝了一块，味道好极了。像是希腊甜点，里面有蜜饯开心果和无花果。很快，我就吃光了三块糕点，喝了两杯热茶。与此同时，莫里尼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转身听我说话，时不时地提几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

我和莫里尼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俩谈到了意大利的右翼势力，谈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谈到移民问题，谈到恐怖分子，谈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一边谈话，我的感觉越来越好。这很奇怪，因为这些话题比较压抑，直到我感觉累了，就又要了一块，就只一块神奇的糕点。这时，莫里尼看看手表，说饿了是很正常的，有比开心果更好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在都灵一家饭店预订了座位；他要带我去那里吃晚饭。

饭店位于花园中央，那里有长凳和石像。我记得我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他为我讲解石像的故事。有些石像来自神话故事，有些就是迷失在夜幕下的淳朴农民。花园里还有别的男女在散步；有时，我俩与他们擦肩而过；有时，仅仅看见他们的身影。吃饭的时候，莫里尼向我打听你俩。我说把阿琴波尔迪定位在墨西哥的线索是假的，有可能阿琴波尔迪根本就没去过墨西哥。我给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