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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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毫不夸张地说，着实让三位阿琴波尔迪的研究者大吃一惊。三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如果说司机的谩骂是在杰拉尔丁街，那他们到了圣乔治路才开口。三人能说出来的只是：“停车！我们下去！”或者，“停下你这辆破车！我们宁可走路！”巴基斯坦人立即照办，刹车的同时，启动计价器，告诉三位乘客车费多少。这个完成的动作或曰最后场景或曰最后的招呼，丽兹和让－克劳德也许因为被骂得目瞪口呆，不认为反常；但是，却让曼努埃尔越来越按捺不住，他一面下车，一面打开出租车的前门，粗暴地把司机拉到车外。司机没料到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会如此粗暴。更让司机没有料到的是一阵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落到了他身上；开始时只有曼努埃尔揍他，后来西班牙人累了，法国人上手，他俩根本不管丽兹的喊叫。她极力劝阻，说用暴力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打完以后，这个巴基斯坦人会更加仇恨英国人。这话显然没有引起让－克劳德注意，因为他不是英国人，曼努埃尔更是不予理睬。这俩人一面踢巴基斯坦人的身体，一面用英语骂他，全然不管他已经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这里一脚，那里一脚，踢他屁股，对，就踢屁股；这一脚给萨尔曼·拉什迪［51］出气，虽然他俩不喜欢拉什迪，可是应该提提这个作家。这一脚是给巴黎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在大喊：快住手吧！）这一脚是给纽约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大叫：你们会把他杀死的！）这一脚是为了瓦莱丽·索拉纳斯［52］的在天之灵；婊子养的，打啊，打，一直把司机打得昏迷不醒，满脸出血，只有眼睛除外。
殴打一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就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让－克劳德的感觉像是射了精一样。曼努埃尔的感觉也差不多，小有区别。丽兹在黑暗中一直注视他俩，但是看不清楚，似乎也经历了几次性高潮。从圣乔治路驶过去几辆汽车，可是看不见这个钟点路过的任何人。天空上，一颗星星也没有。但夜空是亮的，因为三人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是小东西的边缘，仿佛有个天使突然之间给三人戴上了夜视镜。他们感觉皮肤摸上去光润柔嫩，虽说实际上在出汗。在一瞬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杀死了那巴基斯坦人。丽兹脑海里也闪过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她弯下腰，去找司机的脉搏。动一动，弯弯腰，让她感到疼痛，仿佛双腿的骨骼移位了。
一群人唱着歌从花园路出来。他们边唱边笑。三男两女。三人没动，转头望着那个方向，等着。那五人开始向这三人的地方走来。
让－克劳德说：“出租车，他们是来找出租车的。”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三人才发现车内的灯还亮着。
曼努埃尔说：“咱们走。”
让－克劳德搀起丽兹的肩膀，帮助她站起来。曼努埃尔已经钻进车内，坐到了方向盘后面，催促他俩快点。让－克劳德用力一推，把丽兹塞进了车内后排座上，随后也坐了进来。从花园路出来的那五人一直向出租车司机躺着的角落走过去了。
丽兹说：“他还活着，有呼吸。”
曼努埃尔开动车子，三人离开了那里。到了泰晤士河对岸，靠近旧马里雷伯大街的小巷里扔下出租车，走了一段路。两位男士想跟丽兹说话，打算解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可她根本不让二人同行。
第二天，他俩一面吃着旅馆丰盛的早餐一面在报纸上寻找关于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消息。但任何一版都没有提及。早饭后，他俩上街去找那种耸人听闻的小报。仍然毫无所获。
二人给丽兹打电话。她已经不像昨天夜里那样生气了。二人声称，下午赶快见面。有要事相告。丽兹回答说，她也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二人为了消磨时光，上街在居民区里遛弯。他俩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观赏救护车进进出出米德塞克斯医院，想像着每个进医院的患者是不是巴基斯坦人，有没有巴基斯坦人的特征，因为他俩把人家打了个半死。最后他们觉得烦了，于是去散步，良心上平静了许多，从查令十字街走到斯特兰德。很自然地二人互相说了知心话，敞开了心扉。他俩最担心的是警察在搜捕，最后会被抓住。
曼努埃尔坦率地说：“下车前，我用手帕擦掉了手印。”
让－克劳德说：“我知道。我看见你了，我也擦掉了我和丽兹的手印。”
他俩越来越不装腔作势，概括了导致最后殴打出租车司机的种种事件。毫无疑问，首先是普里查德。接下来是美杜莎，无辜的美杜莎，青春早逝、与姐妹分开的美杜莎。还有潜在和不十分潜在的威胁。还有神经紧张。还有那个无知浑蛋的辱骂。他俩想到需要一台收音机，听听新闻。二人说起打人时的感觉。像是梦和性欲的混合。是想操那个倒霉的司机吗？有一定成分。更像是自己操自己。好像在自己身上挖掘什么。用空手和长长的指甲去挖什么。既然有了长指甲，那就不能说是空手啊？但是，他俩在那种梦境里挖呀，挖呀，挖破皮肤组织，破坏了血管，伤害了内脏。找什么呢？不知道。到了这份上，也没兴趣知道。
下午，二人见到了丽兹，把他俩对普里查德的了解和担心说了出来。还有美杜莎、美杜莎之死。那个要爆炸的女人。她让他俩把话说完。接着，安慰他俩。她说，普里查德连只苍蝇都杀不了。他俩于是想起了安东尼·博金斯［53］，他声称不能打死苍蝇，可还是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可他俩宁可不争论，心里虽然不服气，但接受了她的说法。随后，丽兹坐下来，说她不明白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二人似乎要逃避罪责，问她知不知道巴基斯坦人的情况。她说知道。在地方电视新闻中有一条消息。一群朋友，大概就是三人看见的从花园路过来的五人发现了巴基斯坦人，报了警。出租车司机有四根肋骨折断，脑震荡，鼻子撕裂，上牙全部被打飞。现在住院治疗。
曼努埃尔说：“全都是我的错。他一骂人我就失去理智了。”
丽兹说：“咱们最好暂时不见面。我需要认真想想这事。”
让－克劳德表示同意。可曼努埃尔还在自责：丽兹不再见他是对的，可为什么不见让－克劳德呢？没道理。
“够了，别说蠢话啦！”让－克劳德低声劝他。曼努埃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在说蠢话。
当天夜里，三人各自打道回府去了。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闹了一次小小的精神危机。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悄悄哭了起来，用一只手捂住眼睛。但出租车司机察觉到他在哭泣，便问他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曼努埃尔说：“没事。有点紧张。”
“您是本地人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回答道：“是的，我是马德里人。”
有一阵工夫，他和司机都没说话。后来，司机再度发难，问他喜欢不喜欢足球。曼努埃尔说不喜欢，从来不喜欢体育。接着，好像是为了不中断谈话，又补充一句：昨天夜里我差点杀了人。
“真的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说：“真的，就差一点。”
司机：“为什么呀？”
曼努埃尔：“一时冲动。”
司机：“是在国外？”
曼努埃尔第一次笑了：“对。算啦！算啦！另外，那家伙有个奇怪的职业病。”
相反地，让－克劳德既没有闹什么精神危机，也没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就回到了家中。淋浴，煮意大利通心粉，拌橄榄油和奶酪。然后，检查电子邮件，回复一些信件，带一本法国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没什么意思但语言有趣，再拿上一本文学研究杂志，上床。片刻后，他睡着了，接着做了一个奇怪之极的梦：他已经跟丽兹结婚，住在一处宽敞的大宅院里，旁边是峭壁，可以看到沙滩上挤满了穿泳装的人们，他们在晒太阳，或者在海边游泳。
白天很短。他站在窗前不停地看着日出、日落。有时，丽兹过来说句什么，可从来不跨过门槛。沙滩上的人们总是待在那里。有时，他觉得那些人夜里没回家，或者排成长队走了，不等天亮又回来了，大家总是在一起。有时，他闭上眼睛就能像海鸥一样飞翔在沙滩上空，可以看到那些穿游泳衣的人们。各色人等都有，成年人为主，三十、四十、五十岁的人都有；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都在聚精会神地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往身上抹油，吃三明治，礼貌多于兴趣地倾听朋友的谈话或者亲戚或者裹着浴巾的邻居的谈话。但有时，穿泳装的人们虽然谨慎，也起身欣赏（只不过一两秒钟）地平线、万里无云的地平线、湛蓝天空下的地平线。
让－克劳德睁开眼睛后，思考着那些穿泳装人们的态度。显然，他们在等待什么，可也不能说，他们在等待中度日。简单地说，他们每时每刻都有更为专注的姿态，眼睛用一两秒的时间望望地平线，然后再重新加入到海滩上的时间流动中来，看不出半点中断或者犹豫。让－克劳德由于聚精会神地观察穿泳装的人们，把丽兹给忘记了，或许因为相信她就在家中，来自室内的动静证明了她的存在；那些房间没有窗户，或者窗户面对田野或者山峦，而不是大海，不是挤满人群的沙滩。当他睡着进入梦境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睡觉，坐在椅子上，旁边是工作台和窗户。他肯定睡了没几个小时，甚至太阳下山时，他还尽可能保持清醒状态，目光注视着海滩，现在海滩成了一块黑色画布，或者成了一口深井的底部，假如有亮光的话，那就是一幅灯画，就是篝火的火苗。他没了时间概念。他依稀记得一个混乱的场景让他既羞愧又激动。他桌子上堆的是阿琴波尔迪的手稿，或者说是作为手稿买来的，虽然检查时发现上面的文字是法语而不是德语。身边有一部电话机，可从来没响过。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有一天快到中午时，他看见游泳的人们停止活动，人人同时观赏起地平线。没发生任何事啊。但游泳的人们却转身离开了海滩。一些人从两山间的一条土路走下去；一些人抓住草丛和岩石登山。少数几个人在通向峭壁的方向迷了路。让－克劳德看不见他们。但是知道他们在慢慢攀登。海滩上只剩下一个轮廓不清的物体、一个从黄色沙坑里凸现的黑斑。刹那间，让－克劳德在掂量下海滩去尽量小心掩埋那些沙坑的利弊。但是，一想到要走那么远的路才能到海滩，就开始出汗了，而且越来越多，好像水龙头一打开就关不住似的。
然后，他观察到海上有震动，仿佛海水也在出汗，就是说海水沸腾起来了。那沸腾的样子几乎难以察觉，逐渐以波浪状扩散开来，最后形成巨浪扑向海滩。于是，让－克劳德感觉头晕，蜜蜂样的嗡嗡声传到耳中。等到嗡嗡声停止时，屋内和周边死一般的寂静。让－克劳德喊叫着丽兹，可是没人回应，好像寂静吞噬了他求救的喊声。于是，让－克劳德哭起来，他看见镀上金属油漆般的海底下冒出一个塑像的残余。是一块难看的石头，体积很大，被时光和海水磨损得厉害，但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一只手，是手腕子，是前臂。它浮出海面，屹立在沙滩上，样子可怕，同时又很漂亮。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几天里各自为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事情悔恨；这件事像幽灵或者发电机一样在他俩不安的心里盘旋。
曼努埃尔在想，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反映出一个粗暴、排外的右翼分子面目呢？让－克劳德则相反，让他感到内疚的是，那巴基斯坦人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他还去踢，这完全是违反体育道德啊。他问自己：有必要这么做吗？出租车司机已经受到惩罚了，没必要暴力再加暴力了。
一天夜里，他俩通了长时间电话。双方表述了各自的担忧。互相安慰一番。但几分钟后，他俩再次为打人一事深表遗憾，尽管在内心深处坚信：真正的右翼分子、讨厌女人的家伙是那个巴基斯坦人，粗暴的人是巴基斯坦人，心胸狭窄、没有教养的人是巴基斯坦人，找麻烦的人是巴基斯坦人，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假如那个巴基斯坦人露面的话，说实话，他俩能把他给宰了。
他俩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忘记了周末的伦敦之行。忘记了普里查德和美杜莎。忘记了阿琴波尔迪——他的威望与日俱增。忘记了他俩的著作——一直按部就班、乏味地写着，与其说是他俩写作，不如说是学生和助教在为他俩工作，这些人都是被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事业所吸引、被许以含糊的固定合同或是更好的工资待遇而被各自的教研室招募来的。
在一次会议期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