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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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间，我想到了基督的手。这手应该被描画。接着，我问他：咱们怎么办啊？村长说：把犹太人退回原处。他鼻子上挂着一线浠水。我指指他鼻子。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擤擤鼻涕！他说：啊，对不起。说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很大，不太干净。

我说：“怎么退回去？我手里有列车吗？就算有车皮，难道不应该装一些更有生产能力的东西吗？”

村长患的是鼻膜炎，他耸耸肩。

他说：“让他们干活吧。”

“可谁给他们饭吃呢？谁来管理呢？不行，村长先生，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委托别的部门代管。”

村长说：“要是咱们临时借给本地区每户农民两个犹太人，是不是好主意啊？至少在想出别的办法之前，总是可以的吧。”

我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您知道，这可是犯法的啊。”

他说：“对，我知道。您也知道。可是咱们的处境不好啊。来点帮助也不错嘛。我想农民是不会抗议的。”

我说：“不行。想都别想！”

可是，我想了。这些想法把我给沉到了一口黑乎乎的深井里。借助不知从哪里来的火花，我看见了我儿子时而活着时而死去的面孔。

村长牙齿打战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问他：不舒服吗？他想开口，可是没办到，接着就昏迷过去了。我从酒吧里给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派汽车过来。有个秘书告诉我，跟柏林希腊事务局联系上了。这个部门根本不管犹太人的事。汽车来了。我和酒吧老板，加上一位农民，把村长先生塞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先送村长回家，然后再回车站来。与此同时，我到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玩起赌色子。一个从爱沙尼亚移民过来的农民盘盘皆赢。他三个儿子在前线。每赢一次，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就算不神秘，也很奇怪。他说：运气和死神是盟友。他那眼神像砍了头的绵羊，好像我们必须对他深表同情。

我想此人在村子里一定很有名气，尤其是在波兰妇女中间；她们肯定不会担心一个有三个儿子在前线的老光棍、一个据我所知相当俗气，但绝对不吝啬的老农，会时不时地给女人们送吃的、穿的，来换取她们去他家过上一夜。整个就是浪荡汉。赌了这一局之后，我告别了在场的人们，回办公室去了。

我再次呼叫海乌姆诺。但电话不通。有个秘书告诉我，柏林希腊事务局建议他给总部的党卫军司令部打电话。这是个相当愚蠢的建议，因为尽管我们这村庄和地区（包括村庄和农场）距离总部不远，但实际上，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属于日耳曼行政区。那怎么办啊？我想那天我为这事已经花去太多时间了，要集中精力办别的事情了。

回家前，有人从火车站打来电话。那趟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说：再耐心等等吧。可我心里想的是，那趟车永远也回不去了。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去村里俱乐部吃早点。餐桌都是空的。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秘书衣冠楚楚，梳洗得干干净净地出现了。他俩告诉我：那一夜，又有两个犹太人死了。我问：怎么死的？他俩不知道。就知道是病死的。这一回，不是老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大约八个月大的儿子。

我感到垂头丧气，有好几秒的工夫，我注视着咖啡黑色、平静的表面。我说，也许是冻死的吧。那天夜里下了雪。秘书们说：有这可能性。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天旋地转。

我说：“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吧！”

秘书们吃惊地问道：“什么住处？”

“犹太人的住处。”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向门口走去。

不出我所料，老皮革厂的状况糟糕之极。连站岗的警察都在抱怨。我的秘书说，晚上很冷，轮班的人也不守时。我对秘书说，轮班的事找警察局长商量，给警察毯子。当然，也要给犹太人。秘书悄悄说，很难找到那么多毯子给大家。我说，你试试吧。至少有一半犹太人能有毯子也好。

秘书问：“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他们要是讲互助，那就两个人合用一条毯子。成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我说。

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村里的街道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到了晚上从华沙犹太人事务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单位。一个有着明显少年口音的人问我是不是手里掌握着五百名希腊犹太人。我说，是的；又说，不知怎么处理他们才好，因为此前没有人通知我他们要来这里。

那人说：“看来出了错。”

“好像是这样。”我说。接着，就沉默起来。

沉默的时间很长。

那人说：“那趟列车应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卸车。我想是这样的。不大清楚。请等一下。”

话筒贴在我耳朵上有十分钟之久。其间，我的女秘书拿着一些文件来了，让我签字。有个秘书送来一份备忘录，是关于本地牛奶产量下降的。另外一个秘书刚要说话，我让他闭嘴。他于是在一张纸上写下要说的话：“种土豆的人把准备送莱比锡的土豆给偷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土豆是这些人在德国人的农场种植的，他们刚刚在本地定居，都想表现得模范一些。

我就在秘书那张纸上写道：“怎么回事？”秘书在我的问题下面写道：“不知道。可能是伪造了发货单据。”

我想，对呀，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了。但不是我手下的农民。可如果是他们干的呢，我能怎么办？难道把所有的农民都关进监狱吗？那又有什么好处？难道这土地就都不种了？要不然罚款？让他们比现在还穷？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在秘书那句话下面写道：“再查查！”又加了一句：“好好干！”

秘书冲我一笑，举起手来，动动嘴唇，好像在说“希特勒万岁”，然后，踮着脚走了。这时，话筒里那人问道：

“您还听着吗？”

“我听着呢。”我说。

“您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皮去接那些犹太人。从管理上说，他们归上西里西亚。我已经跟上司说了，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您自己把他们处理掉。”

我没吭声。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声音从华沙传过来。

“是的。懂了。”我说。

“那全都清楚了？”

我说：“对。但我更希望得到一份书面命令。”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唱歌般的笑声。我想，我儿子的笑声也可能是这样的；这笑声让我回想起乡下的午后时光、鱼儿成群的蓝色河流、花香和双手拔出来的牧草。

“您别天真了！”那声音没有半点狂妄的意思。“这种命令从来不见诸文字。”

当天夜里，我无法成眠。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求我自己动手又冒着风险去消灭那些希腊犹太人。次日早晨，我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村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和老兵协会会长，约他们在村里俱乐部开会。消防队长说不能参加聚会，因为有匹马要下崽。我说，不是聚会赌钱，是急事。他想知道什么事。我说，等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到俱乐部的时候，人都到齐了，正围着桌子听一个老服务员讲笑话。桌子上有刚出炉的热面包、黄油和果酱。老服务员一看见我就不吭声了。他岁数不小了，矮个子，很瘦。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对服务员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等咖啡来了以后，我请他离开了。随后，我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说明了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

消防队长说，应该立即打电话给可以接收犹太人的俘虏营。我说，已经给海乌姆诺某人谈了此事。消防队长打断我的话，说道，应该跟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联系。于是，讨论就此展开。人人都有朋友的朋友，等等。我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安安静静地喝咖啡，把面包一分为二，抹上黄油，吃了。再把果酱抹到另外一半上，吃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不像战前咖啡的味道，但是好喝。吃完，喝完，我说，各种方案早就一一考虑过了；消灭希腊犹太人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我问大家：问题是如何消灭？各位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都在吃喝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冷场局面，我问村长他的感冒怎么样了。他说，他想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大家都笑了，以为村长是在开玩笑呢。可他说话是认真的。后来，我们说起了土地的事情，是两个农场之间的地界问题，事情是一条小溪引起的，一夜之间，不明不白地溪流就改道了，这样一来给两个相邻的农场土地所有权造成了十多米的纠纷（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边界线就是这条可爱的小溪。我还询问了失踪土豆的装车问题。我没拿它当回事。我说，土豆会露面的。

上午过了一半，我回到了办公室。那群波兰孩子已经喝醉了，正在玩足球。

我又拖延了两天，没作决定。一个犹太人也没死。除了五支清洁队，有个秘书把犹太人又组成三支绿化队。每支队伍由十个犹太人组成；他们除去打扫村里广场之外，还清扫村里到公路之间的地块；这些地块波兰人从来没耕种过；我们德国人由于没时间和缺少劳力，也没耕种。据我回忆，我没做什么事情。

一股厌烦情绪逐渐占据了我心头。通常晚上，一回到家中，我一人吃完饭，冻得浑身发冷，目光盯着白墙壁上某个不确定的斑点。我连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都不思念，也不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消息，或者听听轻音乐。上午，常常去火车站的酒吧赌钱，似懂非懂地听听聚在那里消磨时光的农民说些下流笑话。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两天，好像做梦一样。我决定再这样拖延两天。

可是，工作堆成了山啊。一天早晨，我明白了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我把几个秘书都叫了来。打电话给警察局长，问他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调遣的武装人员有多少。他说，这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到时候，他可以安排八个人。

有个秘书问我：“然后，拿他们怎么办？”

我说：“咱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让警察局长走了，但是要求他必须随时跟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随后，我带着几个秘书上了大街，大家都上了我的汽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了村外。我们用了一小时的时间在国道和马车走的土路上转悠。有些地方还残存着积雪。我走进两个样子差不多的农场转转，跟农场主谈了谈；但是，他们都找借口表示反对。

我心里说：过去我对这种人太好了，现在是该厉害的时候了。可厉害的做法与我的性格冲突。有个秘书告诉我，距离村子十五公里的地方有片洼地。我们去看了看。地方不错。偏僻，到处是松树，黑土地。洼地底部长满了大叶灌木。据那个秘书说，春天有人来这里打兔子。这地方距离公路很近。在回去的路上，我已经对应该做的事情下了决心。

第二天，我亲自去警察局长家里找他。在我对面的人行道上，已经集合了八名警察，再加上四个我的人（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和两个管理员）；此外，还有两个自愿参加的农场主。我要求他们办事要干净利落，干完后回我办公室汇报情况。他们出发时，太阳还没出来。

下午五点，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回来了。看上去很累。他俩说，一切按照原计划办好了。他们去了老皮革厂，带着两队扫地的人出了村子。步行了十五公里。离开公路后，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那片洼地走去。接着就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我问他俩：有乱子吗？乱不乱？乱得厉害？他俩不高兴地说：有点乱。不想多谈这件事情了。

第二天，再次重复昨天的行动，只不过换了几个人：志愿者不是两个，而是五个；用三个没参加昨天行动的警察换掉了原来的三个。我的手下也有变化：换了一个秘书，不派管理员了；司机照旧。

下午过了一半，另外两队扫地的犹太人消失了。晚上，我派遣那个没去过洼地的秘书加上消防队长去组织四队希腊犹太人扫地。夜幕降临前，我去洼地转了一圈。我们乘坐的汽车出了事故或者几乎出了事故。车子偏离了公路。我很快发现司机比平时紧张得多。我问他怎么回事。我要他实话实说。

他回答说：“不知道，阁下。我也觉得奇怪。大概是缺觉吧。”

我问他：“是睡不着觉吗？”

“很费劲，阁下，很费劲。上帝知道我使劲想睡啊。可是费劲。”

我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后来，我们把车子又推回公路，继续前进。到洼地后，我拿起一个手电筒，钻进了那条鬼路。动物们好像突然就从洼地周围撤退了。我估计从此以后洼地会成为昆虫的王国。我的司机不大情愿地走在我身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