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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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人的愿望是跟你结婚，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到老，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跟你保持友谊。”
从那天夜里起，他俩飞向伦敦的活动又恢复了。有时，让－克劳德出现在伦敦；有时是曼努埃尔。有时是他俩同时。如果同时出现，二人就下榻在过去一家不大舒适的小旅馆里，靠近米德塞克斯医院福利街的地方。离开丽兹的住处以后，他俩有时去医院附近散步，通常情况下保持沉默，有些失望情绪，因这些同时来访必须表现出同情，还得施展魅力，所以精疲力尽。有好多次，他俩安安静静地伫足在街灯旁边，望着进出医院的救护车。英国病人常常大喊大叫，但喊叫声传到他俩耳中时已经很微弱了。
一天夜里，他俩一面望着医院少见的门庭冷落景象，一面寻思自己都来伦敦了，为什么他俩中没人留在丽兹的房间里呢？二人想，可能是出于礼貌。可他俩谁也不相信这种礼貌啊。他俩还寻思（起初是不情愿，后来是急切地）：为什么不三人同睡呢？那天夜里，一缕病态的绿光从医院各个房门泄露出来，像是浴池的浅绿色；一个男护工站在人行道中央吸烟；在停泊的轿车群里，有一盏车灯亮着，发出黄色光线，像一个巢穴，但不是随便什么巢穴，而是核战争后的巢穴，那里已经没了人们的自信，只有寒冷、沮丧和懈怠。
一天夜里，不知是让－克劳德从巴黎呢，还是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给丽兹，提出了上面这个话题。令人惊喜的是，丽兹说，她老早就提出了实施的可能性。
电话里那位说：“我不相信我们永远不向你提出这事。”
丽兹说道：“我知道，你俩害怕。你俩等着我迈出第一步。”
那人说：“不清楚。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有一两次，他俩又见到了普里查德。这个瘦高个子年轻人没像上次那样气哼哼的，虽说相遇是偶然的，没时间骂人动粗。一次是曼努埃尔上楼，瘦子下楼。一次是让－克劳德在楼梯上与瘦子擦肩而过。这一次擦肩虽然短暂，但有意义。让－克劳德向普里查德打招呼，后者也向法国人问候。但二人擦肩过去、背对背的时候，普里查德转过身来，用嘘声叫住让－克劳德。
“听不听劝告？”他问法国人。让－克劳德警觉地看看他。“老兄，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多加小心吧！”普里查德这样说道。
“小心什么？”让－克劳德追问道。
“美杜莎［50］！”普里查德说，“防备美杜莎报复！”
接着，在继续下楼之前，瘦子又加了一句：“等你把她弄到手了，她也就把你给炸死了。”
片刻间，让－克劳德站着没动，倾听着普里查德走下楼梯的脚步声以及后来开关大门的声音。只因为楼梯上安静得要命，他才继续上楼，一面想着这是什么意思。
他跟普里查德发生的事，没有告诉丽兹。但是，他刚一回到巴黎，便急忙打电话给曼努埃尔，讲述了这次神秘的相遇。
西班牙人说：“奇怪。像是通知，可也像威胁。”
让－克劳德说：“美杜莎是海神福耳库斯和刻托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她们被称为戈耳工，是三个海上魔鬼。根据赫西奥德的说法，另外那两个女儿，丝西娜和尤瑞艾莉是不朽之身，美杜莎可是会死的。”
曼努埃尔问：“你在看希腊神话？”
“这是我刚进家门做的第一件事。”让－克劳德说，“你听听这个：宙斯之子珀耳修斯砍掉了美杜莎的脑袋，从她肚子里爬出来克律萨俄耳、魔鬼之父革律翁，还有飞马珀伽索斯。”
曼努埃尔问：“飞马珀伽索斯是从美杜莎身体里出来的？嘿，真他妈的！”
“对，就是飞马珀伽索斯，对我来说，它代表爱情。”
曼努埃尔问：“对你来说，它代表爱情？”
“是的。”
“真新鲜！”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解释：“是法国中学教的玩意儿。”
“你认为普里查德知道这些玩意儿？”
“不可能。”让－克劳德说，“谁知道呢！不过，我认为不可能。”
“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那就是普里查德提醒我，提醒咱俩，防备咱俩没看见的危险。或者是普里查德想告诉我，只有等丽兹死后，咱俩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
“丽兹死后？”曼努埃尔问。
“当然，这你还看不明白吗？普里查德自认为是宙斯之子珀耳修斯，就是杀死美杜莎的凶手。”
有一段时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像是中邪了一样。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作为明确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再度响亮起来了。但他俩无动于衷。他俩在大学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给世界上各个德语文化部门杂志的定期撰稿活动、他俩的课程，甚至参加的会议，都像梦游病人或是像服了毒品的侦探，感觉越来越迟钝。什么都到场，什么都心不在焉。嘴巴说话，脑子想别的事情。他俩真正惟一有兴趣的是普里查德。是那个时时在丽兹身边转悠的普里查德的高大形象。那是一个把丽兹与美杜莎、一个戈耳工女妖等同起来的普里查德；一个他俩（谨慎之极的看客）几乎一无所知的普里查德。
为了增加对普里查德的了解，他俩向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打听此人。一开头，丽兹不愿意开口。后来，她说，普里查德是老师，这点他俩猜到了。但不在大学工作，而是在中学教书。他不是伦敦人，而是伯恩茅斯附近的村镇。他在牛津大学读过一年书；后来，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理解的是，普里查德迁居到了伦敦，在伦敦大学读完了学业。他属于左翼——可能存在的左翼；据丽兹说，有一次他说过准备加入工党的计划，但从来没有落实。他教书的中学是公立的，有大批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他好冲动，讲义气，缺乏想像力，这一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早就确认了。可这并没有让他俩放下心来。
“一个坏蛋可以没有想像力，然后可以在出人意料的时刻干出惟一有想像力的事情来。”曼努埃尔说道。
“英国到处是这种蠢猪。”这是让－克劳德的看法。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到巴黎，他俩毫不惊讶（实际上，一点都不惊讶）地发现二人越来越仇恨普里查德。
在下一次大会（在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市举行的“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的有大批意大利青年阿琴波尔迪迷和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用新结构主义来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上，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决定把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以及关于丽兹和普里查德给他俩造成的担心，统统讲述给莫里尼听。
莫里尼的健康状况比上次见面差（可无论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察觉），他先后在旅馆酒吧、会场附近的点心铺和老城区昂贵的餐厅里耐心倾听他俩的诉说；偶尔他们也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漫步在博洛尼亚的街道上，他俩仍然说个不停。最后，他俩想征求莫里尼的意见，听听他关于他俩卷入的情感纠葛（真实的或者想像的）看法时，他仅仅问了一下：他俩中有谁，或者他俩一起，是否问过丽兹爱不爱普里查德，或者她是否被普里查德吸引。他俩不得不承认没人问过，因为出于谨慎、有分寸、有教养和尊重丽兹，总之，没问过。
“那你俩应该从问清楚开始啊！”莫里尼说道，虽然感觉不舒服，转来转去闹得头晕脑胀，可是没发出一声难受的叹息。
（走到这一步，真可谓“功成名就，高枕无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参加会议，我们不再说对会议有所贡献，对于“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来说，即使开得好，也没价值；即使开得不好，也就是情绪波动一下，好像他俩突然之间精力耗尽或者心不在焉，提前衰老或是处在休克状态，这逃不过一些习惯了他俩精力充沛的与会者，过去在这种会议上有时他俩会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精力；这也逃不过新入伙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的眼睛，他们是刚刚离开大学的姑娘和小伙子，胳膊底下夹着刚刚出炉的博士论文，不顾会议的气氛，试图强行宣读自己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好像传教士强行灌输上帝的信仰一样，哪怕为此需要与魔鬼、普通人，比如说，理性主义者——不是哲学意义上，而是字面意思，常常是贬义——签协议；这些姑娘和小伙子无论对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不感兴趣，据他们说，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说，惟一感兴趣的地方是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他们的某些行为方式不像青年人，而是新青年人，只要有富人、新贵、普通人，我们再重复一下，清醒的普通人存在，哪怕他胸无点墨，他们就是新青年；他们这些人尽管察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时而出现在博洛尼亚的会场、时而不在，却不能发现这二人真正的重要性：会议上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切问题，他俩绝对听得厌烦了；他俩面对别人眼神的样子，同样缺乏机灵劲；他俩要面对同类互相残杀的发生，他们这些热情的互相残杀者们总是一副饥饿的样子，看不到他俩为追求成功而三十岁发福的面孔，看不见他俩从厌烦到疯狂的表情，听不见他俩只说一句关键性的低语：“爱我吧！”也许是一句完整的话：“爱我！也让我爱你！”可是，显然没人听懂。）
这样，幽灵般地参加了博洛尼亚会议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随后的伦敦之行时就问丽兹（她没能参加博洛尼亚会议）爱不爱或者喜欢不喜欢普里查德，提问时可以说是呼吸急促的，好像他俩不停地长跑过，或是在梦中或是在现实里一直奔波，但是问题说得并没有断断续续。
丽兹对他们说不爱。后来又说，也许爱；现在很难对此作出结论性回答。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他俩需要答案，就是说，需要明确肯定的答复。丽兹问他俩，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们对普里查德有了兴趣。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说，如果现在不回答，那什么时候回答啊？
丽兹问他俩是不是在吃醋。于是，他俩说，有可能在吃醋，又说，鉴于三人的友情，指责他俩吃醋简直就是骂人。
丽兹说，仅仅提个问题嘛。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不打算回答一个这样带刺或者带陷阱或者居心叵测的吃醋问题。后来，三人去吃晚饭，喝了很多酒，快活得像孩子，一面说着吃醋以及吃醋产生的可怕后果。还谈到了吃醋是不可避免的。还说到了吃醋的必要性，好像在夜晚的环境里，需要吃醋。更别提温柔以及有时某些眼神中流露的伤痛，那都是小儿科啦。出门后，三人上了一辆出租车，继续讨论下去。
出租车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开头几分钟从后视镜里静静地观察他们三个，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他用巴基斯坦话说了句什么，车子经过哈姆斯沃斯公园和帝国战争博物馆，经过布鲁克大道，后来经过南街，后来经过杰拉尔丁街，绕过公园，显然这都是多余的绕弯。等丽兹告诉他他迷路啦，并且给他指出应该纠正方向时，出租车司机再次保持起沉默，不再用他那听不懂的巴基斯坦话低语了；后来，他承认伦敦是个迷宫，让他迷了路。
这让曼努埃尔说起来是出租车司机无意中，嘿，真他妈的，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话，因为博尔赫斯有一次把伦敦比喻成迷宫。对此，丽兹反驳说，早在博尔赫斯之前，狄更斯和斯蒂文森说到伦敦时就使用了这个比喻。显然，这话让出租车司机不答应了，因为他立即说道，他是个巴基斯坦人，可能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博尔赫斯，也可能从来没读过什么狄更斯和斯蒂文森，甚至也许不十分熟悉伦敦的街道，因为这个才把伦敦比喻成迷宫，但是他很清楚什么是正直和尊严，他说，从听到各位说的话来看，这位在场的女士，就是说丽兹，不够正直和尊严，在巴基斯坦有个说法，真巧，跟伦敦一样，管这种女人叫“婊子”，如果用“母狗、狐狸精、母猪”也算正当；他说，这两位在场的先生，从说话的口音看，不是英国人，巴基斯坦也有说法，就是“二流子、下人、粗人、无赖”。
这一番话毫不夸张地说，着实让三位阿琴波尔迪的研究者大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