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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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文达非常清楚，杨明山之所以积极为他办事，说到底就是看准了他所掌握的苏一玮的那点私生活，想获取后报他的一箭之仇，置苏一玮于死地而后快。同时，他也知道等价交换的原则，仅凭他现在掌握的那点秘密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要想用它换取一个副局长的位子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进一步掌握到更多的东西，否则，就有可能在这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为了搜集更有利的证据，做到等价交换，王文达不得不找了一趟他的弟弟王文忠，详谈了他与杨明山的交易。末了让王文忠多注意点对门的情况，能拍照的话就偷偷拍上几张照片，最好是他们俩人的照片，到时候也好给杨明山交代。王文忠一口答应说没问题，我把门上的猫眼换成电子眼，把他的来来往往都录下来，不愁抓不到他的证据。王文达听完，深为弟弟的聪明而折服，就叮嘱弟弟一定要注意安全与保密，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了。
王文达的好运就在他美好的期盼和等待中一步步地来临了。先是书记办公会上确定了他为文化局副局长，然后是组织部来人到单位考察他。他十分清楚，只要书记办公会通过了，就等于钉子钉在木板上了，其他的都是形式而已，只是履行一下程序，等到常委会一通过，红头文件一下，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副局长了。
就在组织部考察完他的那天晚上，杨明山又约见了他。当杨明山问到与苏一玮交往的那个女人是谁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钟晶晶的名字。因为他清楚，如果他还含糊不清，还不想告诉杨明山的话，也许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就有可能会永远失去机会了。他们既然能让组织部门考察你，也能让组织部门否定你。所以，他没有理由不抓住这样的好机会，没有理由不告诉杨明山。他不仅说了钟晶晶的名字，而且还讲出了他是怎么看到苏一玮从钟晶晶所住的楼上下来的情景。
杨明山听完了他所说的这点把柄，显然有些失望。杨明山说：“老弟，这能说明什么？这只是你的一种怀疑，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我可在卫书记那里说你多么多么能干，多么多么可靠，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呀。”言下之意，你想用这点信息换取一个副处级的职务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面对杨明山的疑问，他不免有点发虚，只好全盘端出了他与弟弟的计划。
杨明山听了，这才高兴地说：“好！好！好！就这么办。我也把话说到明处，你的事包在了我的身上，证据的事就包在了你的身上，到时候可别让我失望呀。”
他频频点头说：“请杨总放心，我一定要把证据拿到手。”
话是这样说了，究竟有多少把握，他实在没底儿。他的心里不免产生了一种压力。他只能等待了，等待捕捉苏一玮和钟晶晶的约会机会，也等待着他自己的好消息。
王文达的好消息始终接连不断，组织部考察时，同事们都给他说了好话，又给他投了推荐副局长的票。票一投完，就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叫他王局长了，叫得他眉开眼笑，心里暖融融的好不受用，甚至还有人要让他请客。当然，客是不能随便请的，不是不想请，只是时候没到，他只好向他们做了承诺，等什么时候下文了再请。
这几天，他的办公室很热闹，同事们有事没事儿就爱往他的办公室里凑。过去几个关系不太好的科员也主动来向他表白，夸他是文化局的人才，是众望所归的副局长人选，他们积极向组织做了推荐，还主动给他投了一票。他笑一笑，嘴上表示十分感谢，心里却想，我现在还没有正式被任命，他们就这样讨好我，要是我真的成了副局长，还不知他们会怎么巴结我？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人，由于职务的变化，昨天还受人歧视，今日却引人注目，在这个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人的价值似乎不是来自人本身，更多是来于自身之外的权力光环，那是男人们为之一生的追求，也是挂在男人胸前的一个标签。
凑热闹的人群里也有王文达为之动心的钟晶晶。钟晶晶看似不经意实则非常经意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听着大家说笑，她也就跟了说笑。王文达对别人的说笑不太在意，唯独对钟晶晶的说笑非常在意。大家说：“王局长，你得请客，我们可是给你投了票的呀。”王文达说：“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等什么时候下文了再请。”其实大家都明白，说请客，只是对他当副局长的一种认可，并非真的让他请。他也清楚，这是大家向他表示亲近的一种方式，并非非要吃他的一顿饭。钟晶晶只是笑笑，并不多言，偶尔也说一句：“科长，真的恭喜你了。”王文达心里却想，美人儿，要不是你，哪有我的今天呀，你不恭喜也行，只要不恨我就好了。大家告辞走了，钟晶晶最后一个出门时，又站在门口回首说：“张姐知不知道你提拔的事？要是知道了，她也一定为你高兴。”王文达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说：“现在这事儿八字还没有一撇，她肯定不知道啦。”说到张丽娜，王文达的心又一次疼痛地抽搐了一下。他真希望她能知道，她知道了，肯定会后悔她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错误，她的目光是多么短浅。自己本来就是一只绩优股，她应该牢牢地攥住，等待着升值，等待着秋天的收获。没想到还没有等到升值，她就早早地抛了，除了说明她有眼无珠，还能说明什么？女人，永远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将来；只看到树木，看不到森林。
王文达一回神，钟晶晶已经转身离去了。看着钟晶晶优雅的背影，那杨柳般摇曳的小身子，他的心里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美人儿，对不起了，真的对不起了。不是我王文达有意跟你过不去，有意要抓你的把柄，是因为政治斗争需要你做牺牲品，我才不得不为之。其实我也很喜欢你，更不想伤害你，但是，没有办法，我要是不伤害你，社会就要伤害我。你怪不得别人，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离婚的男人一大把，你为什么偏偏要跟一个苏一玮？为什么偏偏去当他的牺牲品？但是，话说回来，要是你与苏一玮没有那点事儿，又哪有我的今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还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创造了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让我平步青云。并且，还希望你给我创造更好的机会，让我完成任务。
人就是怪，当王文达最初怀疑钟晶晶与苏一玮有那种事儿后，他的心里感到十分的不平衡，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妒忌与愤恨。尽管他知道，他与苏一玮根本无法比，也根本就没有资格吃他的醋，但是，作为一个深深爱着钟晶晶的男人，他又无法摆脱对同类的仇视。现在，当事物发展变成了利益交换的时候，他又恨不得他们多发生点事儿。他就好比一个猎人，设好圈套，专门等着猎物上钩。然而，猎物却不再来了，这使他感到很失望，难道他们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还是苏一玮有所觉察？
苏一玮的确与钟晶晶好久没有见过面了。没有见面不是苏一玮察觉到有人算计他，也不是苏一玮不想钟晶晶，而是临下决心见面时又改变了主意。他总觉得在这个关系到他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出麻烦事，这样一叮嘱，也就克制住了。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外，还与叶瑶的闯入不无关联。这个疯丫头，这个小妖精，她总是不按规则出牌，而且每次出现都让他感到新鲜刺激，这不能不说分散了他的精力。
这天下午，苏一玮来到办公室，刚签署了几个批文，就听到楼道里传来了一阵吵吵闹闹的喧哗声。他听到李家昌说：“苏市长早上有会议，你有啥事到我的办公室去说。”另一个人却说：“我就找苏市长，他是我们沙县的人，别人不了解我们沙县的情况，他总了解吧。”苏一玮一听那说话的口气，就知道是沙县老家来人找他反映问题，也知道李家昌出于好心，为他解难。如果他悄悄待在办公室里不出声，李家昌自然会把上访的群众打发走，把矛盾移交别处，可是，苏一玮偏偏不是那种躲事的人。在过去当县里领导的时候，他有过与农民群众长期打交道的经验，知道农民的秉性，你要故意回避他们，不解开绾在他们心里的疙瘩，他们还会找上门来。这样想着，苏一玮就打开门，迎了出去，为了不使李家昌在上访群众面前没有面子，就故意说：“李秘书长，我的会议取消了，正好有空，让大家到我办公室来谈吧。”
一共有三四个人，苏一玮一一把他们让进了办公室，李家昌又为他们每人倒了一杯开水，苏一玮这才问他们：“你们是沙县来的？”
其中一个岁数大一点的说：“苏市长，我们是沙县曹六沟乡的农民，我叫曹栓柱。我们沙县县里那伙领导不是个东西，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派了一帮子人来，悄悄把我们的井给封了，我们上县政府去讨个说法，一连去了几天，县里领导都避开了，连个影子都找不着。没有办法，我们大家一起凑了车钱，让我们几个人代表村民来找你。你是沙县出来的大领导，又是市长，我们只能找你来了，我们的井不能白白地让他们给我们封了，你得给我们做主。”
另一个农民接了说：“苏市长，那些井是我们向银行贷款打的，每一口井花了十多万元，那是我们的血汗呀，政府说封就封，一分钱也不给我们补偿，你说合理不合理？县里还有一个领导说，你们过不下去就移民，我们已经在新疆给你们联系好了地方，你们可以移到新疆去。要我们当移民也行，起码也得给我们安排得差不多，可是上面只把我们拉到新疆，每人发240元的安家费，其他什么都不管。”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好多，对于沙县的情况，苏一玮比较清楚。沙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就像一把楔子，楔在了巴丹吉林大沙漠与腾格里大沙漠的之间，阻挡着这两大沙漠的会合。上世纪90年代，由于过度的开荒造田，打井取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再加上气候变暖等影响，沙县的环境日益恶化，北部的沙窝每年以10～20米的速度向县城逼近。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沙县一旦失守，两大沙漠会合，后果不堪设想，整个河西走廊就会被拦腰切断，亚欧大陆桥将会中断。沙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非同寻常的使命。省里和市里对沙县的问题特别重视，也曾组织专家到沙县会诊，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提出了关井压田的解决措施，只有扼制地下水的采伐，缩小耕种面积，适当移民，才能缓解沙化状况，减轻土地的压力。市里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市里拿一点资金，县里自筹一点资金，用于移民和善后工作。县委县政府迫于上面的压力，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采取了有力措施，组织人力，强行关井。这一关井不要紧，因为善后工作没有做好，比如打井所花费的十多万元钱谁来负担？压了田农民怎么解决生活问题？结果导致了大批群众上访，几次围攻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两头不落好，上头说他们没有把工作做扎实，群众说他们只会讨好上级，不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与死活。
对于这个问题，苏一玮一开始就觉得市里和县里有些操之过急。生态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一阵风一阵雨。前几年，政府为了让一部人先富起来，鼓励农民打井抗旱，支持银行给农民贷款。现在回头一看走过头了，又说农民的盲目开发有错，要关井压田。这是谁之错？难道我们的各级领导没有责任？认为是政绩的时候，谁都去争，并且把它当成了升迁的垫脚石，升的升了，调的调了，所有的恶果，所有的损失，却统统留给了农民，让他们来承担，这公平吗？合理吗？再说了，就是要关井压田，生态移民，也得解决了农民的切身问题再实施，不能因为生态告急了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政府早干啥去了？为什么农民贷款打井的时候不去制止？为什么不等做好了善后工作再关井？难道各级政府就没有责任？
然而，有些事，明明是政府决策的失误，但是，你还不能直说，要是直说了，就要得罪上上下下一大批人，下面的倒好说，尤其上面的，你要得罪了，就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前途命运。一些想整倒你的人，抓到你的话柄，再夸大其词地反映上去，没有事儿也会给你弄出一点事儿。所以，面对这几个家乡来的上访群众，苏一玮实在太为难了，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势必会加剧矛盾，给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