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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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据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到：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他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东藩有语：“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蒙文通语与学生：“学问可以不做，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陈中凡研读古书“审谛九事”：别真伪，识途径，明诂训，辨章句，考故实，通条理，知家法，察史实，知流别。
　　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顾随全集·序言》
　　夏承焘先生还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
　　吴世昌先生说：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高僧大德净空老和尚回忆他当年跟方东美念书时候情景：
　　我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给我讲课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说：“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四、为学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道：“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林纾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达致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