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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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委托良霄前往新郑北部的黄崖（地名）慰劳鲁襄公。
但是，良霄的傲慢态度引起了鲁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叔孙豹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不受到惩罚，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用来维系民心的，他却丢弃了它，还能用什么来继承保有祖宗的积业？如果郑国人不讨伐他，也必定会因他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孙豹也是预言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裨灶的预测再一次得到验证。鲁襄公走到汉水的时候，听到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但是陪同鲁襄公出访的大夫叔仲带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国，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还是继续走吧！”
孟椒对此不以为然：“君子考虑长远，小人却只顾眼前。但是如果饥寒都顾不上解决的话，谁还会有工夫去顾及后果？不如姑且回去。”
叔仲带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楚国，不是因为楚国的仁义，而是因为它有（。文。）盟主的名分，而且害怕（。人。）它的武力。如果（。书。）是为了它的仁义（。屋。）而来，当然应该庆贺它的喜乐，哀悼它的悲伤；因为畏惧而来，就更应该这样做啦！我们在国内听到楚国有丧事还要前往吊丧，现在途中接到讣告反而回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轻侮楚国么？到时候楚国人如果以此为借口讨伐我国，你们有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有，那现在回去也罢；如果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向前走吧！”
两种意见碰撞，叔仲带占了上风。叔孙豹评价道：“叔仲带可以考虑让他独当一面了，孟椒还要多多学习才能任用。”大夫荣成伯也说：“忠诚的人多半目光较为长远。”在这种情况下，鲁襄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继续前进，并于当年年底抵达了郢都。
公元前544年的春节，鲁襄公是在郢都度过的。南方的春寒料峭，比北方更多了一层湿冷，让长期生活在曲阜的鲁襄公感到很不适应。更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楚国人提出，要他亲自为楚康王致摇�
所谓“致摇保褪俏勒叽┮拢谴呵锸逼谥詈钍钩疾渭铀詈畹纳ダ癖匦械睦褚恰比唬勒叩囊路缇陀汕兹烁┖昧耍乱‘也就简化成为向死者赠送衣服，并置于灵柩的东面这样一种形式，并非真的要为死者穿衣。
值得一提的是，致摇怯墒钩纪瓿傻模庸胖两瘢挥兄詈钋鬃灾乱‘的先例。楚国人要鲁襄公亲自为楚康王致摇蘼鄱月诚骞救嘶故嵌月彻此担抟啥际羌蟮奈耆琛�
他把叔仲带找来臭骂了一通：“都是你的馊主意，早点回国的话，怎么会有今日的羞辱？”叔仲带无言以对。
他又向叔孙豹抱怨：“你看人家向戌多聪明，听到楚王的死讯，立马劝宋公打道回府，咱们还傻乎乎跑到郢都来自取其辱。”——宋公就是宋平公，向戌陪同宋平公访楚，听到楚康王去世的消息，对宋平公说：“我们就是冲着这个人来的，不是冲着楚国来的。国内的饥荒尚且顾不上，哪里还有工夫去安抚楚国的悲伤。姑且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着楚国人再立新君之后前来回罪好了。”宋平公听从了向戌的意见，就返回商丘去了。
叔孙豹到底比叔仲带底气足，等到鲁襄公发完牢骚，才不紧不慢地说：“事已至此，咱们还是想办法面对吧！”
“如何面对？”鲁襄公余怒未消。
叔孙豹对他说了八个字：“祓殡而摇虿急乙病！狈氤上执模合壬ǔ撞纳系牟幌橹缓笤僦乱‘，这就好比朝觐时陈列钱币，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可行吗？”鲁襄公有点犹豫。
“当然。”叔孙豹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到了致摇翘欤逅锉参词孪戎岢耍才帕艘桓雎彻资Γ掷锬米盘夷景艉腕灾悖谥心钅钣写剩谱懦低醯牧殍炎艘蝗Γ皿灾阍诹殍焉献隽思父龃蛏ǖ亩鳌Ｊ路⑼蝗唬嘶估床患胺从Γ资σ丫瓿闪饲耙鞘健Ｂ诚骞獠排踝乓路换挪幻Φ刈叩搅殍岩远路肫氲匕诜旁诩茏由稀�
楚国人一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后来有心细的人翻遍周朝的典籍，找出了这么一句：“君王参加臣下的丧礼，先派巫师以桃木棒和笤帚在灵柩上扫除不祥……”这才恍然大悟：敢情鲁国人这是反客为主，占了我们的便宜啊！
自古弱国无外交。对于鲁襄公来说，便宜是短暂的，屈辱是长久的。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古礼，楚康王的葬礼拖到公元前544年四月才举行。根据楚国人的要求，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一直乖乖地呆在郢都等候，度过了一个极其乏味的春天，为的就是参加葬礼，给楚康王送葬。
《左传》记载，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为楚康王送葬，送到了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卿大夫则彻彻底底当了一回孝子，一直送到了墓地。
葬礼之后，楚康王的儿子熊麇（jūn）即位。此时屈建已经去世，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当上了令尹。鲁襄公和各国诸侯又参加了熊麇的即位仪式。正是在这次仪式上，王子围的专横和熊麇的懦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国的公孙挥就评论说：“这就是所谓的不配套吧！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松柏意指王子围，小草意指熊麇，强大的帝国总是在政权交替的时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但是，鲁襄公显然没有心情去幸灾乐祸。自去年十一月离开曲阜以来，他已经在国外足足呆了六个月。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六个月足以让一个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他想念曲阜了。不只是他，叔孙豹、叔仲带、孟椒等一干随员也都变得恹恹不乐，成天掰着指头计算回家的日子。
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
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
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
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
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
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
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
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
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
“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
“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
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
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
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
【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令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感到欣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一些国家采用着这种制度。比如说，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金正日又传位于金正恩，这就是“父死子替”；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位于劳尔·卡斯特罗，这就是“兄终弟及”；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正在茁壮成长，时刻准备着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
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从逻辑上讲，父死子替和兄终弟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还是兄弟？
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他所在的年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的寿命也很短。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儿子，或许儿子还很小，不足以担当大任，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以保持家族的延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开始增长，私心也变得狭窄，男人们越来越愿意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而不是兄弟。久而久之，父死子替成为常规，兄终弟及的事情则越来越罕见了。
前面说过，早在周朝建立之前，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周太王的嫡长子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