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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易中天中华史卷3:奠基者-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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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国,也有一个“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

但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建“王城”,作为西周的东都。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他们这一套,不过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后代的鲁国,殷商遗民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周人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什么是“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古人所认为的天圆地方世界。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再说了,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远古时代的姚明?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12'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事实上,周人最终证明了自己,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样是获得神圣授权的“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14'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殷商靠神权,周就以人为本;



殷商靠刑罚,周就以德治国。



周公制礼作乐,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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