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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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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早早把门扣上,那把挂锁也锁好,照理讲从里面是锁不到外面的锁的,但是那片门实在差,锁上了还是有一条很大的缝,这下子可好,我们可以拉出个缝,锁住了,关好门,一把锁就挂在外面,跟外出未归一模一样。警察就在一片木门外,试着拉门,我们便紧贴门板站立,屏息无声,直等到他离开,如是者有两次。到那位贼叔叔判刑确定,我们也没事了。

《学生周刊》的钱不好赚,天气却冷了下来,我们就拿了不少周刊回来,当然是卖不出去的,装在被胎里御寒,除了转身有些叽叽呱呱的杂音,还真保暖。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好友,中兴大学教授吴英荃伯父,忽然无预警地出现在梯子口,还是穿了长衫爬上来的。他身子坐在铺了草席的地面上,两脚放在梯子上,背对着我,要我马上收拾收拾就跟他走,一刻也不留。林良国那时不在家,我只能留个信给他,就这样结束了我十分戏剧性的逃亡生涯。

后来我上了“国立艺专”影剧科,林良国去考空军士官学校,想要当飞行员,他居然考取了。我从学校寄了一封信给他,力劝不可去读,因为飞官的死亡率太高。待遇当然好,但那样的荣华富贵我说不可要。那封信写了有二三十页,磅礴淋漓文情并茂。他读信之后,特地转了好几道车,不辞路远来学校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几欲痛哭。旁边的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然后我知道,他在市场边上开了个杂货店,生意不恶,却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了两个老婆,日子过得当然不安稳。但这也是多年前的消息了。

救星

吴英荃,曾任北大教授、西南联大法学院长、创办了台北大学的公共行政系,早年还担任过“国防部”的政工局少将处长。但这些资历我都不熟悉,我印象中的吴伯伯,十足的寿者之相,一对长长的寿眉,两眼炯炯有神,多半一袭长衫,家中客人来往不断,各种人物都可能是他的座上客,只要他在家,常常应接不暇,但是他总是一介布衣,轻松自在地听人家说,也说与人家听。正在求官的,他便指点迷津,求学的,他解决疑难,求见什么人的,他写介绍信,连求运命的来访,他也为他掐指算算气运如何。

看他做的事情,似乎该有三头六臂,他要教书,还兼行政,他担任过台湾书店跟正中书局总编辑,又另外办了多年的《小学生》杂志,每期的封面文章插图他都要事先看过,为的是落实年轻时的理想,因为他是“国父”的信徒,深信大事业必定要从根本做起。又常常有应酬来往,便是不在家,家里的小小客厅已经有人在等他。但是他总是气定神闲,见人的头一句话便是那临川口音的:“怎么样啊?”似乎事事好好地想想谈谈都可以解决。人家还没开口,焦虑已经放下了一半。在国共战争期间,他被列为第三号战犯,只因他料事如神,计谋层出,林彪视他为大患。友朋之间戏呼他为智多星。但他虽然相貌堂堂胸襟开阔,却未享大年,只得一甲子又五。算算吴伯伯今天在世的话,也过了百岁了。我枉度大约七十寒暑,这样的人物,也只见到这么一位,并且有幸亲受教诲。

吴伯伯是父亲的好友,几位老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重庆南路的世界书局二楼,记得应该是星期五中午,几位老友聚餐,饭菜就请附近的饭馆送来。聚会的老友变动不大,有当时世界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史学家杨家骆教授、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立委”李文斋先生、吴英荃教授与先父,这几位应属基本成员,其他人当然也有,却不是固定的。

吴府人口很少,只夫妻二人跟一位公子吴大成,吴大成是先父台大地质系的学生。另外吴英荃伯伯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小他至少十几岁的吴英蕙,在通讯部队里当一个士官。在那时当然还没有电脑,他却能以电报机当做画笔,当着对面的人,打出他们的画像,快速又准确。有一天“老总统”来视察,他也替他“画”上一幅,而且,他比较得意的是:“‘总统’站着,我坐着。”用他的江西口音说。吴伯伯相识遍天下,却从未为弟弟关说,弟弟就一直当那个士官,但是弟弟常常到家里来,备受关怀。后来他又为弟弟完婚,所有大小事务,都替他想得周到,办得妥帖。

吴府其实是一处很小的日本房子,在爱国东路,当时吴大成正在服兵役,一方面准备出国留学。我可说是被吴伯伯抓回来的,据他后来告诉我,几位老友一起吃饭,他听到了我逃家不归的事情,就决定把我先带回他家再说。他到了我居住的地方,一看那么简陋,他也吓了一跳。他当场就要我跟着回去,只有一个原因:怕我又溜掉。其实对于联考,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读的那个东方夜校,逃学太久,路都快要认不得了,一心只想以后当个门童先糊口再说,其他的也没有条件谈。发财的梦还在,但也知道遥不可及。要是吴伯伯真的说明天再来,就可能明天来的时候再也找不到我。

在吴府,没有人逼我读书,但是不读书又要干嘛?我再也无路可走,只得一门门顺着读。吴伯母有气喘病,身体谈不上好,氧气瓶总在身边,时不时地往喉咙里喷喷药,却能让我到时候上桌就有得吃。她生怕我吃不好又吃不饱,口口都盯得紧,忙着用另外的一双筷子为我挟菜,我总是不容易吃到堆着鸡鸭鱼肉下面的白饭,让我想起当小和尚却能有鱼有肉的好日子。

经常只有吴伯母跟我两人在家,她怕打扰我读书,一点声音都不出,连客人来了都要蛮夸张地叮嘱:“马少爷在读书哪!”也是江西口音。

她说过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除了吴大成,就是你了。”情真意切,让我暗自想着好歹考上个学校给他们看看,不要再为难谁了。

很难得看到别的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我见到吴氏父子见面时自然地相拥拍打,开心得要命。吴伯母在下午靠在沙发椅上睡午觉,睡梦中还口口声声念着她孩子的名字。他们夫妻在餐桌上相聚,谈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一句指责,都是得意跟为他的未来着想。原本我以为父母都是只会责备孩子才对,在经验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家里大人的肯定与赞美。年过六十了去纽约看姑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变得又老又丑啊!这些我都视为当然。吴大成也有出息,学业身体都好,在部队里上柔道课,一不小心就把对方的肋骨摔断了一根,他爸爸赶快买礼物去跟人家赔礼。除了这样不寻常的事情,吴大成从不让父母操心。

我的生活习惯不好,吴伯伯从来不批评,也不要求,总是那么笑眯眯地说些民国人物与掌故,有时也品评时事。我总觉得我不仅是他的晚辈,同时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朋友。许多调皮捣蛋的事,跟他说,他从不以为忤逆,反而听得乐呵呵的,跟伯母俩笑到不行,一边还说难怪你把你爸爸气坏了啊。真的是有容乃大。

某日上午,刚吃了早餐,不意之间,看到了吴伯伯在为我折被窝。从那天之后,不仅再也不敢让他老人家费事,还特别天天早起,早早地把床铺整理好。

那一年专科跟大学是分开来考的,考大学时我根本没去考场,白交了报名费。考专科之前还有一点读书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我就拚命读书,但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到了第二天就要上考场了,三民主义一页都还没有读,怎么办?吴伯伯只说不要慌,我给你讲讲好了。

于是,他用了一晚上对我讲了一通三民主义,井井有条,成一系统,每一重点都有例证,每个例证又可旁通其他的纲目,纲目与纲目之间彼此相关呼应,十分易懂又有趣味。以后有好一阵,都想把“国父”的照片挂在墙上,因为再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讲稿之后,已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永远的粉丝。

考试的结果是,我的三民主义得到了我的成绩里的最高分,而我的数学只得一分,据我自己的估算,应是零点六分,阅卷老师奉送了零点四分给我,凑了一分。这一分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任何一门零分,便不录取。我考上了“国立艺专”的影剧科,很不合父亲的口味,也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但是每个周末都回到吴伯伯家,他还给我零花钱。在艺专,我年年可以拿到奖学金,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将就着解决。

吴英荃先生伉俪,是在我逃离制式教育苦海时,最后临门一脚的恩人。

但是,吴伯伯没多久便病倒了,探病者川流不息,提供各式各样偏方者也不少,在眼看不起之际,他居然把大家说的都详细记下,出版了一本偏方集,详列各种药单,附带说明源由,来人便奉送一本。一个人在此际还有此雅兴与存心,应是另类的风流,我看。

吴伯伯因病住院,此事夫妻二人都瞒着在美国的儿子吴大成,怕影响到他的学业,希望他可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那个年代出一趟国很不容易,也不可能想想就回国来看看父母。记得吴伯伯送儿子出国,刚刚从松山机场回身,就跟身边的人说,恐怕再也看不到儿子了,不知是他为自己算出来的命数,还是他知道已经病入膏肓?进入台大医院之后,过了大概不到半年,吴伯伯便辞世而去。又过了大约三年,吴伯母去世。

但是吴大成却是在父亲过世许久之后,方才得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讯息。

爱子若渴的吴伯伯,在病情尚未恶化至不省人事之前,便跟吴伯母预谋,买了一大叠航空邮简,然后依照时间、年月日、季节,以及可能预想得到的种种身边的事物,写了不知道有多少封的信,从吴伯伯无法亲自再写信开始,便一封封、定时地往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处寄发,生怕儿子承受不了父亲去世的打击。在吴伯伯的告别式上,我只听到吴伯母声声的悲叹:

我的儿子没有了爸爸怎么办啊!

这些预写的信居然在所有的亲友配合隐瞒之下,隐瞒了那么久,但爸爸不在世的事实,最终当然还是让吴大成发现了,其痛可知。

这是我见过最痴的一对父母,推己及人,对我也照应得无微不至。

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不会比目前的人生更让我满意。

吴英荃先生过世之后,每周都会有一位年轻的、他生前的学生来拜访吴伯母,一进门就洗手,然后上香,对着灵位三鞠躬,持续了很久很久,那位年轻的学生,就是后来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还有一位,文工会总干事、江西同乡晚辈刘士臻先生,每周定时前来祭拜,对师母依然执弟子礼。历时数年,直至师母去世,又为师母完成葬礼。

在吴伯母的告别式上,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怀念他们二位的文章,灵前跪读之后,随即火化,是专为他们二位写的,没留草稿,更不想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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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此恨绵绵

引子

在青田街父亲的寓所拍的结婚照。小孩子是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

父亲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去世的,在此之前,在医院里躺了大约三个月。

那时我跟内人都在中广公司工作,台大医院病房里只有他当年的一位“小朋友”洪先生在旁,父亲昏迷了好些日子之后,终于摆脱了他八十年的人世。我们得到消息赶到病房,父亲已经停止了心跳。

就在父亲卧病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母校“国立艺专”的邀请,决定回校教书,势必辞去中广的工作。父亲对我最后的认识,就是一个播音员,他从来也没有听过我主持的节目,而我丝毫也不在意。有一次,父亲到日月潭开会,当地的商店老板听说他是某某节目主持人马国光的爸爸,纷纷出来跟他握握手,多看他两眼,他哈哈大笑,不见得是为了儿子有了点名气而笑,他应该觉得实在好笑。的确如此,父亲的成就不是世俗都能看得清的,做了一个媒体人,仅止于出出风头而已,算什么嘛。

我同时在《中国时报》写方块,但也没有跟父亲说,我心知肚明,那真的不算什么,离他的最低标准远着哪。即便是有点想法,也是一点点而已,决非真知灼见。后来有人跟他说你儿子报上有专栏,我想他也不会特别去找来读,反倒是我岳父觉得有这么个女婿蛮体面的。

1976年,得到中山文艺散文奖,同时得奖的还有同校毕业的美术奖得主赖武雄。母校校长朱尊谊、父亲好友石油公司总地质师孟昭彝先生同来中山堂祝贺。父亲的身体看来已经不如从前,三年后去世。

在中广的那一年,我得了个当时还不算小的文学奖,直到颁奖典礼当天早上,我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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