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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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会想，这样吃，营养够吗？学校怕小朋友营养太差，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许多鱼肝油，第二节下课，就要小朋友去吃鱼肝油，一人发一个米做的、白色而且浅浅的杯子，领到一小杯鱼肝油，腥腥的，小朋友只得捏着鼻子喝下去，然后把那个杯子也吃掉。还要喝脱脂奶粉冲的牛奶，一点都不香。
有的零嘴到今天也许还看得到，如西瓜糖。但是真的跟牛皮一样难咬难化的牛皮糖就不容易见到了，是咖啡色的，盘成小长方形的一条，硬得跟鞋底一样。还有麦芽糖，小贩把一个大白铁盒绑在脚踏车后头，打开盒子，里面是绕了许多圈的麦芽糖，像一大捆白绳子也似，埋在白粉里，有小拇指粗细，一毛钱可以买一寸，卖糖的用一把宽宽的小刀，咔嗒一声切了下来。也可以抽，一毛抽一次，同样的，卖糖的欧吉桑把一个木片轮子使劲地打个转，小朋友就用那枝木柄尖针死命地一剁，看看扎在哪里？结果多半是“一寸”，那是又大又宽的三角形，闭着眼也掷得到的空间。要是想得到一尺，就要掷中比鱼肠还要细的小小空隙，隔出许多大小三角地带的铁丝，却尽可能的粗，让你就是中了，也多半扎在铁丝上弹下来，只得重新再剁。真扎出一尺两尺，就可以绕在手腕上两圈三圈，嘴里甜个一上午。今天中药里的甘草片，当年也是零嘴之一种，可见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大多没有零花钱买零嘴吃，吃的常常是树上摘下来的果子，有芭乐、连雾、龙眼、芒果、番茄等等，当然没有今天买来的甜，却也吃得津津有味。酸酸的酢浆草、微甜的花心，也都可吃。田路的边上，就常常采集得到野果，各种各样，也说不出名字，好像也没有毒，小朋友就送到嘴里吃吃看。
那个时候小朋友有蛔虫的很多，我们都有过，有蛔虫的小孩一眼便认得出，脸上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白斑。学校就会发打虫药给我们，吃下去灵得很，第二天大号就拉出虫来，白白的一条条，也有从嘴里咳出来的，习惯了，也不觉得可怕。还有一种蛲虫，细细小小的在肛门处蠕动，奇痒难耐，也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有此虫的小朋友常常抓屁股。女生留长发，还可能会有头虱，依然用学校发的药粉扑在头发上，再用一块大白布包起来，头虱就会死掉。在还没有这种粉的时候，有人用煤油擦头，据说很痛。有的女生被她们的父母干脆剃光了头发，跟男生一样，同学们笑她们两天也就没事了。多年后有女生把剃光头当做一种正式的“发型”，这是当年的我们死也想不到的。
穷孩子常常光着脚来上学，还真不少。有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双鞋，却舍不得穿，依然光着脚，把鞋子提到了校门口才穿，也有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穿鞋？他们也许世世代代都没有穿过鞋。那样的鞋自然不会是皮鞋，是幼狮牌跟回力牌的球鞋为多，里面的橡胶很容易在温度升高时软化，于是一脱鞋就臭不可闻，脚丫里也黑黑的。我们家后来变得很穷，但是依然勉强有双鞋穿，可是没法子常常有新鞋，旧鞋穿到不行，家里连姑妈家的孩子一共六个，姑妈没法什么都照应得到。我的鞋破了，就得自己补，补了又补补了又补，最后咬合不住，都成了拖鞋。我只好也把鞋子提在手中，光脚上学，到了学校门口再穿上。
有一年运动会前，学校宣布要大家穿白鞋，我仅有的鞋是黑的，一双幼狮牌，我们家无法给我买一双白鞋，姑妈穷则变变则通，她把我的黑鞋用粉笔涂成白色。
运动会开始，头一个节目是大阅兵，每班的小朋友都排得整整齐齐，列队从司令台前经过，是不是好像叫做分列式？我以为是分“裂”式。当然步伐要整齐，步步都跺得很重，没想到我的鞋子一路跺啊跺的，白粉便一路地掉，跺到了司令台前，又恢复了原来的黑色，放眼全场，万白丛中一点黑，我害怕得要命，担心当场让老师给抓了出来。
好在没被发现，也许是老师不忍抓吧？
但是也养成了我一生都好光脚的习惯，穿上了拖鞋，总是会忘掉，常常光着脚转来转去整间屋子找拖鞋，穷根之深也如此。
孩子跟动物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依然开开心心地活着。玩具是没有的事，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玩具是什么。有一盒积木就非常了不得了，可能还是人家的孩子长大不玩了，送的。但是孩子照样有得玩，男孩玩骑马打仗，两个男孩四只手彼此搭着，就是马跟马鞍了，让一个身体较轻的男孩跨坐上去，常常那个马上英雄便是我，然后找另一组对冲厮杀，直到把对方拉下马来为止。总是不分彼此地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罢，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谁受了伤。即使受了伤，也无所谓，男孩这里肿肿那里破破，平平常常。
我们会用竹片跟橡皮筋做成枪，一扣机簧，橡皮筋就射出去，要打谁就打得着谁。橡皮筋是好东西，用处多得很。很多的橡皮筋串在一起，可做成为弹弓，最好配上芭乐树枝的弹弓架子，跟英雄有了趁手的武器一样的得意。女生把橡皮筋连成长长的线，下了课就跳橡皮筋玩，一边跳一边唱着口诀：“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二十一……”便是用小小的纸片，也能折出许多可以用橡皮筋打出去的子弹，子弹有许多种折法，有的让人打中了痛到不行。还可以在桌上弹橡皮筋，谁把谁的那一根压住，就赢了，这是赌橡皮筋。
一块木头，只要有一把小刀，就可以削成一个陀螺，磨得细细圆圆的，尾尖打入一根铁钉，找根细绳上下缠绕得满满的，使劲地往外一扔一带，陀螺就在地面上转个不停。别人可以用他的陀螺砸你的，砸碎了就是他赢。因此我们也学会了找木瘤子做陀螺，又滑又硬，很难砸碎。
光着脚丫，只以脚跟在泥土地上旋一个圆圆的坑，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弹珠了。怎么打，怎么样可以算赢，怎么是输，怎么又要回到出发点重来，都有一定的规则，小孩子可以打上整天，讲究的功夫是，把人家的弹珠清脆叭的一声打得离洞老远，自己的却只在原地飞快地旋转，帅极了。
还有“打野弹”，站着扔出玻璃珠，要有好眼力，瞄准了别人的弹珠使劲掷出去，务必把人家的打成两半，打碎了人家的弹珠，就有权保有那两三个碎片，装在袋子里，随时拿出来炫耀：“你看这是阿毛的弹子，我打的！”谁都会多看上两眼，分析分析，赞叹一番。
我们只要用一块石子儿，在地上划上许多方块，然后扔出一片扁平的小石子儿，踢啊踢的，那就是跳房子。单脚双脚，交叉来回，也都有一定的规则，这样的游戏，男女皆宜。
谁家里没有养几只鸡啊？把公鸡抓来，不用经过它的同意，拔掉几根尾巴上的毛，斑斓夺目，用来做毽子，再好不过了。毽子有许多种踢法，边跳边配合着口诀：“……七拐八拐飘洋过海……”巧巧妙妙，这个运动也曾发展成全校的活动，连老师都迷上了，下课的时候，老有许多老师不回办公室，就在走廊上踢毽子，小朋友看得兴奋不已，北师附小还举行过踢毽子比赛，还有老师组。我姐姐毽子踢得好，能踢出许多花样，配合口诀动作，运动之美跟体操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后来这种运动就没了？
大晴天而无处可去的话，只要趴在土地上，拔一根草心，轻轻轻轻地，插在随地可以见到的小洞里。静静地趴着，专心地看着，世界变得好小，却很怪异而真实。小草有没有动静，要靠经验，只要见出苗头，迅疾一抽，草根上便带出一只小虫，它在大惊之下，蜷缩着成一粒小球，比绿豆还小。
便只这样，也能得到许多快乐。此后，要是到了河边，见到了更大的洞，就轻易地能钓上螃蟹了。
穷于财货，决不等于穷于生命的情趣，便是在地狱里，也应该能够找到点儿乐子，我相信。
打断桎梏
至今想不出原因，也没耐性多想，怎么功课到了中学便一落千丈？是不是进入了少年的青春期，对什么事情都有反叛的意识？也许在学校里学习情绪松弛，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远非小学可比，父亲似乎也开始忙于他自己的研究，见面的机会很少。逃学更方便，上学好像可以凭自由意志，这倒是从前没有享受过的感觉。初中三年，我读了五年，分别是附中跟建中，说起来也是名校了，却没有读出一点名堂，还是用同等学力报考了高中。
附中校长是黄澄先生，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巷子里，总是坐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我见到他照例一鞠躬，他在车上一定欠身还礼，温温和和。他不多话，那个时候，朝会是要全校点名的，老师学生站得整整齐齐，由一位上童军课的、也是我们的班导沈老师做总执行官，总点名后，要向校长报告到会的人数，黄校长总是不声不响地受礼，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在操场上训过话。看来他也不会有什么话跟老师说。
有意思的是，他却单独召见了我一次。那次召见，也并不光彩。
我在班上担任的是学艺股长，这倒是从小常常顶在头上的名义，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让人家选上，也就算了。然而当时，有这个名义的学生却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收各科的作业，登记好了一定的表格，再让教务处的某负责人把作业交给老师。
多年之后想起此事，方才明白，这个制度，是针对老师而设计，这么大的一个学校，要使得老师不偷懒，愿意给学生作业做，学生也就无从偷懒了。存心与作为，都很好。
只是，我这个学艺股长把作业搬到了教务处，交给一位专人点收，然后，他总是要我们自己把作业拿到老师的桌上去。
这就给了我搞鬼的空间。
我不用做作业了！反正点收的时候，只管作业本的数目跟表格上所填是否相符合。我用一本空白的本子先凑数，在把全班的本子拿到任课老师桌上的途中，再抽回来。我也觉得奇怪，从来没有老师发现我没有交过作业。整整一年，我一次作业也没有交过，就这么简单，不用做作业，习惯成自然，日子过得好到不行。
有的课程很能引起兴趣，比如自然科学，老师能用几枝不同颜色的粉笔，画出细胞分裂的过程，又快又好看。我很惊讶地发现，原来鸡蛋鸭蛋所有的蛋包括立得上一个人的鸵鸟蛋，都只是“一个”细胞。从此打开一个鸡蛋，总是会呆呆地看上一阵。我可以很清楚地从外表便分辨出有孕的蛋跟无孕的蛋，煮熟了也看得出，至今依然有此本事。老师把一片叶子的解剖图也用各色粉笔画出，薄薄的叶子，居然隐藏了那么多的奥妙，光合作用就是在里面一步步这么样完成的，大自然是如此神奇，真想去当一个自然科学家，这是说将来。花是怎么产生的，又怎么变成了果子？为什么秋天叶子会红？春天会冒芽？好像所有的生命，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最初的形态都那么相像，以后又那么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要是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而且我也能够省下一点中午的吃饭钱买得起的话，我就买来读。只是，作业却依然一次也没有交。
从学校的教科书里，读到了在家自己曾经读过的文章，如《世说新语》的片段，《史记》的片段，《论语》的片段，我就很开心，对我一点都不困难，只是依然少了些。从图书馆里，居然借到了一部《曾文正公家书》，铜版线装二十册，里面他什么都谈，文章、思想、生活、战事、理财、待人接物，无不说得情深义重，我觉得他跟孔子没有两样，我们的教科书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然后就是“国父”，后来居然是“蒋总统”，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是曾国藩呢？我想。教科书上没有曾文正公家书，初中有郑板桥的《道情》数首，非常好，然而也没有郑板桥的家书，也都是极好的文章，我一定从这些书里学到了些东西吧？
我的数学经常吃零蛋，跟这一门功课老师的缘分当然都很差。我也许很重视合理与否，数学没有把为什么的道理说给我听，就无法接受。
有一回，“教育部”次长高化臣先生莅临我们家，便忍不住当面请教了这位乡长，为什么老是把数学题目出得古古怪怪？多长的路边种了多少棵树？棵棵距离要那么讲究干嘛？多两棵少两棵打什么紧？工程算，又是出门忘了带伞或是忘了带便当回去再回来拿，这样又耽误了多少工程该扣多少工钱？一丁点儿的事情，有那么好计较的吗？最是让我不同意的，莫过于非要把乌龟跟鸡或是鸡跟兔子关在一起，然后又自找麻烦地搞出许多难题。为什么X加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