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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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亮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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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亮轩，台湾名作家，本名马国光，祖籍辽宁金县，1942年10月10日生于重庆北碚，五岁到台湾，成长迄今。“国立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毕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广播电视研究所硕士。曾任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及联合报专栏组副主任等，亦曾在世新大学教授语言逻辑、修辞学、美学等。近三十年间，连续于各大报刊撰写时评专栏。
平生善烹调，喜翰墨，嗜读如狂。曾获“中山文艺散文奖”、“吴鲁芹散文推荐奖”，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评论集等二十余部，其文字世界精彩绝伦。
序：哥哥的拼图
章立凡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
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
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
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璇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
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
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
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
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
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孑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2011年5月30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原版自序：嗯？啊！
兴亡
我不懂
离合
我不懂
爱憎
我不懂
亲疏
我不懂
智愚
我不懂
祸福
我不懂
得失
我不懂
贵贱
我不懂
好坏
我不懂
真假
我不懂
成败
我不懂
生死
我不懂
写下来
我懂
简体版自序：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想法，认为自己是百年来最幸运的中国人，这个想法，至今不变。
且看：全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台湾有两千三百万。大约是全中国的七十分之一。在这七十分之一当中，一生都没有经过战乱的，大概地讲，就是我们的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以台湾人口的一半为准吧，也许少点儿，算他们一千万人好了。这是全中国人口的一百四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两代的人不能都一起算作一堆，因为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些不同。上一代，就是我的这一代，早年曾经历经过比较穷困的日子；从一九七○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的经济渐渐提升，在那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一辈，不知道苦日子是怎么过的，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生活，容易把安逸享受视为当然，但是并非幸运。他们的抱怨自然要比我们这一代多些。这是他们那五百万人口主观方面的问题。另外，我们这一代在成长的岁月中，虽然也有其艰难，然而大体上只要努力，多多少少总有收获，彼此之间也许有些差距，落空的倒少见。但是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不同了，很多人闯前程，除了必需的努力，还要靠运气，这在我们当年是不太会想到的事。我们看运气，是好跟不怎么好的差别，而非有或是没有的差别。这是客观环境的问题。
因此，想要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有个小小的位置，大体上也不难，看来这个道理很合理，但是，在百年来的中国，却真是稀罕。在台湾的我的这一代，却遇到了。我们姑且认定这样的人有五百万。那就是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二百八十分之一了。
跟同侪相比，还能找到一些条件，比如说，我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谁都可以对这个说法有其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