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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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见苏轼问难，笑道：“五伦之中，闻有君臣之义，却不当有官民之别。三代之时，天子置百官，本是用来帮助百姓，使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因为世有恶人，才不得不假百官以威仪，故此官民之间，民重于官。后世则谓士大夫高高在上，离古之圣人之意远矣。至于武则天之法，未足称上古之遗意。一则武氏得天下不正，以女主临朝，使百姓告发长官勿问，不过是为了钳制士大夫之口，其本意如此，岂可因此而有大治？再则三代之时，民少官少，政简事易，后人若欲复先王良法，当先求其意，而不当拘泥其形。上古之时，王不过百里之地，今则天子括有四海，岂可一概而论？”
“却要如何法先王之意？”桑充国迫不及待地问道。苏轼则微笑不语，石越这个论调虽然高明，却和王安石相距不远，王安石也是打着“法先王之意”的旗帜变法的，因此苏轼便耐心地等待石越的下文。
石越朝桑充国微一颔首，注视苏轼，缓缓说道：“在下虽有良法，但愚意以为，今世欲求大治，须缓缓图之。病重者不可用急药，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句话正中苏轼心坎，苏轼击掌笑道：“本当如此。”
石越笑道：“若从长远来看，想达到三代之治的境界，就应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为人贤愚不肖，而不受县官刑责。其有建议之处，则可以请县官依法施行，县官若有失职处，亦可随时弹劾，请朝廷另委贤能。士绅乡老于县中利弊深知，则县官不敢任意妄为。如此，一县可得大治。再依此法，由县之议会推举名士组成州之议会，监察各州施政得失，又由州之议会荐人于各路，监察一路政治之得失，由各路之议会荐人于朝廷，监察一国之政治好坏——皇上自可以垂拱而得三代之治！在这个制度之下，皇上耳目遍及于天下，奸人断然不能久居于位，更不用说犯上作乱——在议会层层监督之下，纵有才智过人之辈，亦无法瞒尽天下人耳目……”
石越话未说完，众人都已耸然动容。苏轼学问再渊博，也不曾听说过议会制度，连连叹道：“奇才！奇才！”
“不敢。”石越略一欠身，继续说道，“议会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让制度更张太大。各县置办议会，只需朝廷一纸诏书，保证士绅乡老议论之权力。更不需要增加半个官员，也无需发给士绅们月俸，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士绅们也可以借此维护乡里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样士绅与皇上联为一体，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
饶是苏轼聪明过人，此时也已完全被石越的主张所震撼，半晌，才问道：“石公子说，这是长远之法？”
“正是。”
“为何说是长远之法？”
石越笑道：“此法虽然好，但是如果天下人不明白它的本意，执行起来，必然走样。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所虑甚是，所虑甚是。”苏轼猛然发觉，眼前这个年轻人虽然想法新奇，较之王安石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对于政见的谨慎，却非常的合自己脾胃。
“那要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它？”桑充国也是头一次听到石越谈起议会制度。
“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种制度的好处与坏处，要有更多的读书人，要百姓更加富庶，要有谨慎的推行措施……”
“这似乎不难。”桑充国张口说道。
唐棣横了他一眼，取笑道：“怎么会不难？每一样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苏轼却没有注意这些，他笑意盈盈地望着石越，问道：“石公子方才说，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种制度的好处与坏处？”
“正是！任何一种制度，有好处必有坏处，只有清醒地知道这种制度存在的坏处，才能真正执行好这种制度。”
苏轼点点头，忽然端起酒来，笑道：“石公子，为这句话，苏某当敬你一杯！”说罢一饮而尽。石越连忙端起酒来，口称不敢，却也是一口干了。二人望着手中的空酒杯，相顾大笑。
此时苏轼对石越已是惺惺相惜，二人交杯畅饮，无所不谈。李敦敏等人又说起《论语正义》的事情，更让苏轼咋舌不已。几个时辰之后，苏轼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竟与石越称兄道弟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桑充国就将睡眼蒙胧的石越给闹了起来。
“子明，给我们说说议会吧！”石越勉强睁开双眼，迷迷糊糊见到眼前有几个人影，头一歪，又睡着了。
桑充国等人哭笑不得。昨日苏轼与石越对饮，二人仗着酒量好，说话投机，竟然旁若无人，喝得酩酊大醉，今日却无论如何也爬不起床来。偏偏桑充国对所谓的“议会”非常好奇，昨晚已是心痒难耐，想了一个晚上，今天却是非要石越解说一遍不可。
桑充国正一筹莫展时，唐棣已经吩咐书童端了一盆冷水过来。他摆摆手让桑充国让开，自己掬起一捧水来，猛地洒在石越脸上。此时尚是冬天，冰冷无比的水落在石越脸上，便见石越“啊”的一声大叫，一个激灵，反射似的弹了起来。
众人哈哈大笑，书童连忙递过毛巾，给石越擦了脸，桑充国便一面问起议会的各种问题，石越只得无可奈何的一一解释着。不料众人知道得越多，疑问反而越多。
桑充国首先问道：“子明，以我看来，议会虽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如果议会成员全部是地方乡绅，他们未必便不会和官府一起上下其手，鱼肉乡里。”
李敦敏也忍不住插嘴道：“我也觉得议会虽然看起来有种种好处，但要靠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心中总觉得有很大的漏洞。”
“不错，士绅和官府狼狈为奸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若有议会，他们反倒可以用民意的借口来对抗官长了。”唐棣也有疑虑的地方。
石越的头立时又疼了起来了——这次却不是因为酒醉。
他自觉从三代之治发挥到民主议会制度，堪称天才的构想，心里自有几分洋洋得意，却不料连这些最好的朋友也无法说服。将醒未醒之间，不由随口说道：“你们的疑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用三级会议的形式嘛……况且，还有报纸的舆论监督呢。”
“三级会议？那是什么？”
“什么是报纸？”
石越顿时冒出了冷汗，整个人也清醒过来。瞧瞧自己说了些什么呀？此时只得小心翼翼地说道：“三级会议，就是议会组成由普通的农户、地方士绅名流、各行业代表等等，各按一定的比例组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劣绅和官府一手遮天了。”
“三级会议也难称尽善尽美。农民虽是国家之本，但是大字不识，在议会上肯定说不过读过书的乡绅，而且乡绅大部分是族长族老，谁又敢和族长冲撞？”柴贵谊的见识又让石越吃了一惊。让一个农民和他的族长族老在议会上对立，那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正待回答，却听李敦敏说道：“景中兄是尽往坏的一面去想了。我们在《论语正义》中说过，孔子所谓的礼，其要义便是一个‘和’字。依我看，议会的要义，也是一个‘和’字，如子明所说，议会的作用，是监督地方官横行不法，欺下瞒上，督促地方官在政绩上有所作为，防止庸碌之辈窃居高位——这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御史台。就算仅仅是士绅组成议会，只要能保证议会不被打击报复，还怕一县之士绅，个个良心丧尽吗？即便某处坏人居多，好人也可以向上一级议会和官府申诉……”
众人细细思忖，无不点头称是——在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最受重视的时代，人们是不可能相信一个县中的士绅都是坏蛋的。石越虽然不以为然，却也不愿意继续“布道”下去了。毕竟民主议会制度不是单独的东西，不是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可以行得通的。
他微微笑道：“修文说得不错。何况还有报纸，只要报纸敢说真话，便没有谁能一手遮天。”于是细细的把报纸的作用说了一遍，众人无不拍手称赞。桑充国兴趣尤大，笑道：“我倒觉得这报纸比议会更有用处。如此看来，子明买下这印书坊，竟是另有深意的。”
石越很快就忘记了关于议会的讨论，春节尚未过完，木活字印刷技术的研发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让他有点意外的是，桑充国竟然会主动来帮他的忙。
从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技术困难并不大。在石越的指导下，能够大大提高排版效率的转轮排字架也很快设计了出来。全部仅仅用了二十天左右，石越所设想的木活字印刷机全套设备都已制成样品。桑充国第一次参与到一件新技术的发明之中，显得非常的热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印书坊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少东家能干、和气，这些设备能够这么快制造出来，和桑充国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也是分不开的。
但在石越看来，木活字印刷仍然是一种简陋的技术。
既然技术上暂时无法有飞跃式的提高，那就应当通过更先进的管理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石越设想了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大型印书坊，有些人专门制造活字，有些人专门排版，有些人专门较字，有些人专门印刷，有些人专门装订成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资，完全按流水线作业——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二十万字的书二十天内就可以印刷出品。考虑到当时的书籍市场并未完全开发，许多人出书都是自己出钱雕版印刷，这样一座印书坊的利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按照石越的建议，桑氏印书坊制定了木活字标准尺寸，然后送到其他的雕版印书坊，向他们订货，每家各订木活字若干，桑氏印书坊则只需要请几个师傅以备不虞。由此不仅制造木活字的问题迎刃而解，整个印书坊的成本也大幅下降——这种方法很快就被印书坊行会所普遍接受，仅仅一年之后，活字标准尺寸就不再由桑家制定，而是由行会统一制定。
……
“这么说来，石越的《论语正义》，便是由木活字印刷的？”王安石望着手中印刷装帧精美的《论语正义》，惊讶地问道。
曾布摇摇头，笑道：“相公，据我打听到的石越的情况来看，他竟是一个全才。但让木活字印刷得如雕版一样精美，他却还没有这个本事。”他一面说，一面从怀中掏出一本《论语正义》，笑道：“相公请看，这本才是木活字印刷的。相公手中的，是第一版，却是雕版印刷。”
王安石接过书来，比照半晌，叹道：“也相差不太远了。”感叹一阵，沉吟道：“这部《论语正义》署名是六人合著，据我看来，这石越出现之前，桑充国默默无名，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不过一举子，岂能有这般见识学问？必是石越一人所着无疑。”
“听说苏轼与石越相交甚厚，或者他知道端详。”
“苏轼？”王安石皱起了眉头。他因为苏轼老爱跟他唱反调，故意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做推官，想用琐碎的公务困住他，不料苏轼处理公务精干明了，反而声名更盛，惹得王安石甚是不快。
“爹爹，区区一个石越，何必如此费心？依我看，也是浪得虚名之辈。”曾布不用看也知道说话的，必是王安石的爱子王雱。
王安石勃然作色，怒道：“浪得虚名之辈？限你两天之内读完这本《论语正义》，再说人家是不是浪得虚名！”
王雱嘴角微翘，冷笑道：“我早已看完，‘莫问湘江桥下水，此生羞作无情死’，石九变也不过尔尔。”他引的却是石越流传坊间的词句。
曾布早知王安石此子，从小聪明过人，号称“神童”，十三岁上听陕西士卒谈起洮河一带形势，便说：“此地大宋不抚而有之，若沦于敌手，则敌强不可制矣。”还未行成人礼，就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策论——甚至王安石变法，也多是他从中策划。这样的人，年轻气盛，又怎肯轻易服人？
“天下讲《论语》的，无人能出其右，你敢说‘不过尔尔’！你二叔生平未尝赞许别人，独独夸赞这个石越，你便敢说‘不过尔尔’？欧阳修、司马光、孙觉、程颢、苏轼赞不绝口，你竟敢说‘不过尔尔’？”王安石瞪着王雱，怒斥不已，“且去将《论语正义》抄三遍，看你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王雱从未见王安石和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立时不再说话，只是叉手静侍一旁。
一直默不作声的吕惠卿却知道，王安石这顿脾气并非专为王雱而发。自从推行新法以来，可以说事事难以尽如人意。朝野中反对之声浪潮汹涌。起先反对的，还只是吕诲这样顽固不化的老头，自均输法【均输法，北宋初年，在东南江、浙、荆、淮六路置发运使，总管采购物资运往开封事宜。王安石变法，责成发运使必须周知六路物价与汴京需要，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