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5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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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圣军保留了生力军，但韩宝也保留了生力军。
但是，辽军投入攻城的兵力远多于拱圣军投入守城的兵力，如此一来，双方能用于骑兵决战的生力军，便已经相差无几。
因此，虽然姚兕已经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根筹着，但是，韩宝却还有耐心等待。
在攻城之上，韩宝输了一招。姚兕的意图如今已经很清楚，他甘冒大险，韩宝用大部分的兵力攻城，他却只用较少的兵力苦守。在最紧要的关头，当韩宝已经派出他的大部分兵力，而他的守城之兵士将到极限之时，他突然抛出那种奇怪的火器，大挫辽军士气，然后，他将自己余下的精锐，猛攻辽军最薄弱最疲惫的那部分……姚兕几乎便将韩宝算进去了。
但是，姚兕也算错了一些地方。
他苦心保留的那支生力精锐骑军，未必便能这么容易击垮西边的部族军。
现在该轮到他韩宝来消耗姚兕了。
韩宝站在望楼上，目不转眼的注视着西城的战局。他在耐心的寻找一个最适当的时机，只要能击垮这只生力军，深州就唾手可得。
北面与东面的辽军，表面上正在喘息，受到突然的打击后，他们需要重整旗鼓，但在他们身后，还有两千骑一直没有参加攻城之役的先锋军，正在等待韩宝的旗令。
忽然，韩宝的瞳孔放大了。
在他的视线之内，发生了一件让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看见，西边部族军的营地之内，突然之间，原有的战旗全部被拔掉了，数以百计的赤红战旗，顷刻之间，便取而代之。
从远处，西边那片树林的后面，旌旗闪动，尘土飞扬，一支大军正朝这里急驰而来！
疑兵？！
韩宝心里刚刚闪过这个念头，便听到城内欢声震天，鼓角之声大作，他看见城内姚兕急骤的调动着军队，一队队宋军骑上战马，向着西城涌去。
中计！韩宝再不敢犹豫，立时转身，对身边的传令官沉声下令：“传令，各军立即北撤！命韩敌猎率军接应西城之军，替大军断后。各军撤军前，必须焚毁所有器械，列队而行，敢自相惊扰者，斩！”
第二十六章 真刚不作绕指柔
第一百二十二节
大名府。
宋右丞相兼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石越与三千“羽林孤儿”，六月一日于汴京出发，日行六十里，于六月六日，抵达此城，至此时，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但是，设置宣抚使司，并不只是任命一个宣抚使这么简单。
虽然六月初宋廷颁布诏旨，任命了诸路宣抚使、宣抚副使、都总管，但是，这些机构要能运转起来，发挥作用，却还需要选拔任命更多的官员。
如石越的宣抚使司，下面还需要任命宣抚判官、提举一行事务、参谋官、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书写机宜文字、勾当公事以及随军转运使等等幕僚与属官。所有这些僚属，都是高级官员，一方面他们多由宣抚使来荐举，一方面也需要朝廷认可除拜，每个人事任命都牵涉宽广。便以宣抚使司参谋官这一职位来说，其官位与诸路提刑使相当，平时参赞军务，协助处理本司事务，若遇主帅病假，甚至可以代行主帅之职，遇到有事，还可以统军作战。因此这宣抚使司下属的官员，每一个都必须仔细斟酌。
因为石越、范纯仁等人此前的犹豫无断，石越出任宣抚大使，只是到最后关头方形成的决定，因此，对一切僚属，石越心中皆无成算。他六月一日离京，六月二日才在路上举荐范翔担任主管机宜文字，而书写机宜文字按宋朝之制，允许主帅任命亲属家人担任，石越遂在六月三日，举荐侍剑任书写机宜文字。侍剑此前按着当时之习俗，已随了石越之姓，至此又将“侍剑”二字，换了单名一个“鉴”字。
在石越到了大名府之后，在范纯仁的荐举下，两府又任命了陈元凤任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按：真实历史上，南宋之宣抚判官有监军之责，位高权重，常以节度使充，可与副使抗礼。但在北宋，宣抚判官位权尚未及此。故小说中，范纯仁能荐陈元凤任此职。）、唐康为参谋官。而石越一直拖到六月十日，才终于大体拟定了其余僚属的人选：
参谋官：正奉大夫、太仆寺卿仁多保忠，入内押班李祥；参议官：游击将军、讲武学堂大祭酒折可适，朝奉郎、大名府通判游师雄，昭武校尉何畏之，昭武副尉、雄武一军副都指挥使和诜；勾当公事：朝奉郎、鸿胪寺丞吴从龙，振威校尉、天武二军副都指挥使高世亮，给事郎、着作佐郎黄裳，承务郎、讲武学堂教授何去非。
石越并不是总能选择最优秀或者最合他心意之选。他宣抚使司的僚属，除了个人的才干，以及要以亲信故旧为主外，距离的远近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到如今，他也只可能尽量选择身在汴京或者大名府的官员。
但即便如此，从上表奏请，到高太后同意，到这些僚属赴任，又花费了十天的时间。因此，虽然大名府距深州只有四百七十宋里，军情急报一天半便可以传至。但当六月十日，深州解围的消息传至大名府时，石越可以商议的僚属，不过陈元凤、唐康、游师雄、和诜以及孙路等数人而已。
而这些人中，石越并不信任陈元凤，也不相信和诜。对于陈元凤，除了更加复杂的恩怨之外，石越的确也不相信陈元凤有任何军事上的才华，尽管这极可能是一种偏见。而对于和诜，石越之所以重用此人，不过是因为和家是河朔禁军中传统的世代将门之一，和诜虽然在军中颇有令名，亦受到枢密院的认可，但是石越实际上对他全无了解。相反，石越对于河朔禁军的不信任感，较之他对陈元凤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
于是，虽然游师雄当日极谏，请求石越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深州，迫使韩宝撤军，但石越却同意了唐康与孙路的意见，认为韩宝既然稳定了战局，那么拱圣军如能继续扼守深州，对于宋军来说利大于弊。毕竟，将辽军引至大名府防线前决战只是迫于无奈的一种办法，没有人会真的愿意让敌军自己的国土内如此深入，拱圣军的深州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包括石越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大感振奋，石越实际上是默认了唐康与孙路主张的将辽军阻挡于深州以北的战略。
若时间永远停留在六月十日，那么石越的确是可以对战局抱有乐观态度的。
姚兕展现出了一个老辣的将领所能拥有的一切。他早已知道定州知州段子介所部的活动范围已深入到深州一带，于是利用在深州城南与辽军的战斗，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主管情报的参军带着一个指挥的兵力出了城，而辽军毫无察觉。然后，他的这名参军与段子介部取得了联系，又让部下假扮樵夫，将这个消息带回了深州。于是，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段子介的牙队指挥使、北平寨主李浑，已经率领着三百精锐敢战士与一千余名段子介在定州招募的勇壮，悄悄从深州西边而来，但原本两军是约定在十日晚子时同时夹击辽军在深州西面的大营，不料辽军却在九日就猛攻深州。李浑遂当机立即，待辽军倾巢而出之时，率三百精锐轻骑直入，夺了辽军营寨，插上宋军军旗，又令拱圣军的那名参军与千余勇壮在后面大布疑兵，辽军瞬间军心大乱，连韩宝亦以为是宋军援军大至，仓皇撤兵。姚兕遂与李浑合兵一处，纵兵追击，与辽军断后之军鏊战竟日，大胜而归。
拱圣军这九天之内，伤亡总计超过两千余人，折损战马一千余匹，但是却成功击退了韩宝，深州战报辽军死伤两万余人，自然是不足为信，但是斩首五百级、俘虏三百余人，却是不易造假的数字。因此，石越相信韩宝的伤亡应当在四五千左右。
如此大捷，足以让石越不再去追究姚兕不听调遣之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石越以文臣领军，素来重视给将领相当的自主权——这是他自在陕西领兵以来便坚持的原则。战争之法，便是以胜败论英雄，姚兕若然失败，自然其罪难逃，但若得胜，既往不咎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宣抚使司建牙第一事，便是准了拱圣军的议功之请，石越特别以宣抚使司的名义，上报宋廷，重赏深州之战的有功将领，尤其以李浑、姚古、刘延庆、田宗铠、荆离数人，论功最大。
李浑自不待言，姚兕不仅推他首功，而且还流露出欲将他留在拱圣军之意。而姚古亦是深州之战的大功臣，若非是他果断决定将霹雳投弹改装成火药桶，九日之时，工匠们还在将晒干未久的火药重新填装呢……至于刘、田、荆三人，皆以作战勇敢而得赏，其中犹以刘延庆最为英勇无畏，战事最急时，曾坠城而战，战后论功，西城不失，刘延庆为首功。
因此，除了遍赏有功将士外，此五人，李浑由御武校尉晋两级为宣节校尉，姚古加勋一转，刘、田、荆三人各晋一级，分别为宣节副尉、仁勇副尉。
除此之外，在六月十日前后，其余各地传至北京的，也都是好消息。
东线，虽然辽军攻破了沧州两处城砦，但六月初，虎翼三军就有数十艘三百料的战船，已经奇迹般的进入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协助防守——原来枢密院命令下达之时，虎翼三军的几十艘战船，恰巧正在沧州以东的海面进行一次演习，虎翼三军接到命令后，除了千料级以上大战船不敢冒险进河道外，所有的小船，立即转向，西入沧州。而且天时也在宋朝一边，黄河与北方各大河流皆进入汛期，在发觉沧州出现宋朝水军之后，深入沧州的辽军也开始撤退。
自古以来，诸如所谓“黄河之险”之类的北方河流，便是仅靠水军守不住的，除去自然条件所限，如冬季河面结冰，春夏又常有大汛，水军无法常年维持外，北方这些河流许多地方的河面太窄，亦是重要原因。倘若船行河中，而岸边弓弩可以直接射至船中，那所谓的“水军”，便毫无优势可言。更糟糕的是，这些战船将无法依靠风帆，否则风帆将成为敌军火箭最好的攻击对象，而若大量依靠人力驱动，却又会减少船只作战水军的人数，从而进一步削弱战船的威力。
因此，虎翼三军西入沧州，原本并不能形成对辽军的绝对优势，但却会对深入的辽军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当宋朝水军出现在沧州之后，孤军深入的辽军，就不能不害怕他们与北面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全部切断，不知道各处战局的变化，完全丧失补给的可能，士兵们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此风险，是任何一位将领都不敢冒的。
东线辽军的重点，转而成为攻打清州乾宁镇——夺下此镇，方能确保辽军在沧州与霸州之间的联系不被宋朝水军切断。如此一来，沧州的压力聚然减轻，更南面的京东路，自然就更加安全了——至少是暂时如此。
而西线镇、定的形势也出人意料的好。如今段子介俘虏萧继忠之事，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事。他又在定州附近招兵买马，仅仅一个多月，所募之兵，已经超过一万，号称“定州兵”。并和诸州忠义社合作，与萧阿鲁带几次交锋，虽然互有胜败，但他声势既盛，反而牵制了萧阿鲁带不能轻易南下。
而除此之外，殿前司诸军的骁胜军、神射军，西军中的环州义勇，逐次抵达大名府，北京军容渐盛，更让石越感觉安心，进而对战局变得乐观。
原本，自到了大名府后，石越便发觉许多情况，并不如公文报告中说的那么乐观。尤其是难民的人数——仅仅在大名府，便聚集了不下十万的难民。北京都总管府的解释是，这是六月以来陆续增加的逃难百姓。这十万难民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听指挥，尽管有官吏宣导，试图让他们离开大名府，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轻易离开。大名府屯集的重兵，还有坚固的城墙，给了他们安全感；而在唐康与陈元凤的主持下，赈济之事也做得有条不紊，虽然仍有不少逃难百姓饿肚子，粥厂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喝上粥，甚至每天总有人饿死，但既便如此，这些逃难百姓也不相信还有更好的去处，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好官”并不是到处都有的，能够碰上，便是运气，就算是饥一顿饱一顿，他们也愿意忍受，而不肯再冒险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而事实上，他们所想的也未必没有道理。
即使是在宋廷事先准备的安置难民的地方，也绝不可能保证没有人饿死，不可能保证不受人欺侮，甚至不可能保证人人都有地方睡觉……石越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如此大规模的赈济行动，远远超出了宋朝的组织能力。
所以，尽善尽美之事，原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唐康和陈元凤，在宋朝的官吏中，已经是相当有“吏材”的了。宋廷不断的调运各地的粮食至大名府，两人便想方设法从中挪出粮食来，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