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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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顺，让朝廷同意他用兵。”范翔心里的这番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向人说出来——他毕竟还是知道轻重的，在别人面前胡乱议论这些，对薛奕颇为不利，但如范翔这样的人物，心里有与众不同的见识，却要憋在心里，也如同一种折磨。此时能有机会在潘照临这等智谋之士面前一吐为快，他的心情也不由得变好了许多。
“仲麟果然是才智之士。”潘照临再次看了范翔一眼，眼中已略有赞许之意。
“不敢！这等雕虫小技，想必也瞒不过相公。”
“若是相公有时间细想，自然是瞒不过他。”潘照临淡淡说道。
范翔不由愕然：“那先生……”
“南海万里之外，朝廷难免鞭长莫及。有些事情，我说也罢，不说也罢，迟早会发生；相公早知道也罢，晚知道也罢，亦无甚区别。既然如此，便无必要早说。况且这说到底，不过是流言……”
“那……”
“薛奕若果真掉以轻心，他便无资格再呆在南海，享有他今日之地位，纵被朝廷处罚，亦是咎由自取；但薛奕不至于如此不成器，他既然是有意为之，则必有善后之策。此事原本不必操心。然薛奕千算万算，亦料不到朝廷在此时忽然遭逢国丧，更不会算到契丹居然在此时有意南犯！”潘照临哼了一声，又道：“按故事，遣往各路告谕国丧、新帝继位的使者，需在大敛成服（按汉族之丧礼，人死之后，第二日要给死者清洁遗体，换上衣服，称为‘小敛’；第三日则收尸入棺，称为‘大敛’。按礼法，人君入殓的衣服，应当有一百套。大敛的次日，也就是第四日，亲人按着亲疏的不同，穿上不同的丧服，则称为‘成服’。阿越按：有宋一朝，皇帝死后，并不严格遵守此礼。北宋皇帝从死至大敛，最短四日，最长八日。如据《宋史》，赵顼死后八日，方大敛成服。而大敛、成服，有时亦可在同一日。）后才能出发。纵是不顾礼法，立即派出使者，待薛奕知道这些事情，只怕三佛齐亦已经……哼哼！薛奕这番玩火，稍有差池，便会烧到他自己，还要连累家国！”
范翔听得耸然动容，果真北面契丹南下，南海三佛齐与注辇国倡乱的话，以大宋今日之国势，断难两面应敌。到时候要保哪里弃哪里，自是不言自明的。
“朝廷经营南海十余年，方有今日之基业，岂能毁于一旦？！”潘照临忽然勒马停住，眯成一条缝隙的双眼中，露出摄人的光芒，“休说南海，今日国家之势，亦非与契丹交兵之时。故相公问我何人可以出使辽国之时，我以为满朝文武，除章子厚外，便非仲麟莫属。然章子厚官位太高，做告哀使必引人注目，更令辽人生轻我之心……”
“原来……”范翔连忙跟着勒马，他这时总算知道，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何人。
“承平之时，要讲礼义诗书，否则出使难免辱国；但有事之时，却不能用书呆子出使。不过，我方才有意试探，仲麟终还是沉不住，亦算不上上佳之选……”潘照临毫不顾忌范翔的自尊心，他言下之意，分明是说范翔亦不过是勉强凑合。范翔听得又是羞愧，又是哭笑不得，却见潘照临挥鞭指了指远处的一座亭子，道：“我给仲麟引荐一个人。你此行之使命，便是要设法将此人不动声色的引荐给辽主或他身边的重臣。”说罢，策马朝亭子那边跑去。
范翔连忙吩咐了一下使团，驱马跟上。
在亭子里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和两个僮仆，男子的衣饰很平常，但范翔早就留意到亭子外面的三匹高头大马——无论是在松漠庄，还是在雍王的马厩，如此高大的白马，都是很少见的。
“在下柴远，见过范大人。”那男子见着范翔，连忙抱拳行礼。
“柴远？”范翔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但此时亦不及细想，便见潘照临挥手斥退那两个僮仆，道：“仲麟需记住一事，柴远并非朝廷使节，与大宋并无半点关系。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商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才设法接近辽国君臣。是以，此事若令朝廷知道，连仲麟亦难免要受责难。”
这种要求，未免强人所难。但范翔听得出来，潘照临并非是想针得他的同意，“但在下是首次使辽，要不辱使命，没有大苏协助……”
“仲麟若不怕回国后被问罪，尽管去找大苏，他身边有多少职方馆的官员，想必毋须我多说。何不干脆向朝廷拜表直接一点？”潘照临不待范翔说完，便毫不留情的讥讽道。
但范翔此时却已顾不得潘照临的讥讽，急道：“然……”
他才说得一个字，又被潘照临打断，“去找朴彦成。”
“朴彦成？”范翔奇道。
“便是朴彦成。”潘照临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望了范翔一眼，仿佛很不愿意与智力如此低下的人多说什么，“朴彦成一家，原是高丽顺王的人，王运做了高丽国王后，顺王一些旧党，逃到了辽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人在高丽国内，亦并非全无势力。朝廷为万全计，令朴彦成出使辽国，目的便是暗中接近这些人，并设法分化他们，操纵他们。若要将柴远荐给辽国君臣，上策便是通过这些高丽人。”
范翔这才放下心来，他没有再问朴彦成身边为何没有职方馆的人监视——毫无疑问，朴彦成一定在职方馆也有份薪俸。但他心里面又冒出一个疑问来……“你到了辽国，要谨防辽国通事局。”潘照临没有容他再多问，回头瞥了柴远一眼，便出了亭子，上马离去。范翔看了看柴远，又看了看潘照临的背影，终于忍不住，苦笑出来。
将柴远介绍给范翔之后，潘照临便策马往陈桥门回城。此时，陈桥门前，依然是一片肃穆之色。把守城门的兵吏都戴着孝，数量却比平日多了一倍还不止，对出入城门的人，盘查亦十分严格。潘照临不由得摇了摇头，轻轻叹了气。在往年这个时候，因为是灯节，便是各外城门上，也会张灯结彩，但今年的灯节，却早已名不副实了。
先皇帝赵顼升遐，举国同哀，开封府在天子脚下，自然更不能马虎，汴京城昨日便已经满城戴孝——这些对汴京百姓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二十余年间，算上赵顼，许多百姓已经经历了三个皇帝的去世。真正令得整个汴京如临大敌，百姓惶恐不安的，是八日晚上的石得一之乱。
当晚的变乱，前后不过两个时辰就被平定，对坊市也未造成很大的损害，事变之时，除了内城与新城城北的一些居民有所察觉，大部分市民都一无所知。然而，在叛乱平定后，它波及的范围，却让汴京城数以千户的人家都忐忑难安。石得一等主谋，的确皆已死于平乱之中，但涉及叛乱的却包括整个皇城司和部分班直。这些人，尤其是皇城司兵吏，多数都是开封本地人！
陈桥门前的兵吏，便是在搜捕参与叛乱的漏网之鱼。
便是昨日，亦即九日清晨，首相司马光在福宁殿灵前宣读先帝遗制，太子继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朱妃为皇太妃。紧接着，便又下令，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以仁多保忠、杨士芳、田烈武守宿福宁殿外，另又分遣武臣增兵防守军器库，以及宫城、内城、外城诸门，并暂时令李向安等内侍，接管皇城司事务。
自大宋立国以来，新帝即位，增兵宿卫，这是“祖宗故事”。但特意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却是不同寻常——因为按照礼仪，臣子前往福宁殿，宰臣和百官是走垂拱门，而亲王宗室则是走内东门！
潘照临知道这燕达亦算是熙宁朝名将，他西军出身，在熙宁初年与西夏、西蕃的战争，曾经屡立奇勋，但因为赵顼认为他忠实可信，从军制改革起，便将他调任三衙，从此便一直在京师，他没能赶上伐夏之役，自熙宁中后期起，于战功上反而并不显赫了，但此公仕途上却一帆风顺，竟一直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乃是大行皇帝的亲信，在军中又素有威信，令他宿卫内东门之外，其意自是在于警告诸亲王宗室。
而在皇宫之外，韩忠彦则在按图索骥，分头搜捕参与叛乱的兵吏，命令各军巡铺盯紧他们的家属——连大赦天下也救不了他们，潘照临已经看到了今日上午颁布的大赦天下的德音，这道德音上明明白白写着：除谋逆罪外！
想到这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雍王赵颢。
石得一、石从荣等人，被视为“主谋”，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那些可能只是盲从，或者被胁从的皇城司兵吏，亦被四处搜捕。但如何处置雍王，却变成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擅出王府这一条罪状难以洗脱外，参加叛乱的头领，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搜查这些人的宅第，都是韩忠彦主持，事后汇报，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而与此同时，咸宜坊雍王府的“安全”，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御龙骨朵直负责，为了防止雍王自杀，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几个高太后亲信的内侍，昼夜不离的陪着赵颢……这种种迹象表明，朝中存在着强大的势力，想要保全雍王的性命。
个中原因潘照临都懒得去想，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三五十个来，为皇家的体面也罢，为了朝廷的面子也罢，为了高太后也罢……总之，雍王虽然被禁锢，但明正典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否会赐赵颢自尽，亦不可知，韩忠彦就私下里对石越说过，雍王纵然有过，然使高太后杀子、赵煦杀叔，亦非忠臣所为。
而韩忠彦的这种主张，亦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何况，朝中人人都知雍王是高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今高太后垂帘，即使是明白内情的重臣，也不免各有算计。韩忠彦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他先父又是两朝策立功臣韩琦，才敢不避嫌讳。饶是如此，韩忠彦这几日的举动，已是令得满朝文武刮目相看，连潘照临与石越都感到惊叹。
但旁人便不可能没有顾忌。
想要置赵颢于死地，将来高太后那里肯定不会怎么被待见；但若只顾着讨了高太后的欢心，甚至哪怕纯粹只是一片忠心，若无韩忠彦那等家世、功勋，向皇后与小皇帝现时固然不敢违逆高太后，难道高太后就会长命百岁？待到小皇帝长大亲政，难保不会秋后算账。他现时忍得越久，将来报复起来就会越狠！
潘照临不由得又在心里面算计起来：
赵顼虽死，但两府当中还是有忠于他的宰执。侍中王安石、兵相孙固，二人皆受赵顼知遇之恩，年纪也大了，名位已高，再无所求，亦不惧得罪高太后，故对于赵颢叛乱之事，心怀耿耿，绝不肯善罢甘休。只不过二人并无证据，不能就此发难而已。而除韩忠彦外，范纯仁、御史中丞刘挚，却都有意保全赵颢的性命。
其余诸人，司马光虽态度不明，但潘照临却认定他亦不想对赵颢赶尽杀绝。而且他是首相，按例要担任山陵使，诏令在大敛成服前就会颁布，所以他有足够的借口谋定而后动。
而吏部尚书王珪虽然平叛无功，却因为进宫时被石得一禁锢，受了惊吓，竟然就此一病不起。赵顼选定的六位托孤之臣，眼见着他刚刚升遐，便要少了一位。王珪一生行事，本来就无甚主见，此时更不会强出头。
至于韩维、苏辙、李清臣三人，韩维在理智上纵想饶过赵颢，但他毕竟是赵顼潜邸之臣，对赵颢之愤恨，可想而知；苏辙心里便有想法，但此事既无关他利害，又无情感之羁绊，他回京未久，地位未固，此时惟石越马首是瞻，亦不奇怪；而李清臣虽是后进，然受赵顼之知遇恩，不在韩、孙之下，只是在两府宰执之中，他的地位最不巩固——他虽然支持新法，却与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并无故旧，而是由赵顼一手提拨，赵顼一死，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无援，而偏偏他在太府寺的政绩还受人诟病，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势下，以李清臣的性格，定会加倍谨慎，远避是非。
朝中重臣各怀心思，因此，在此事上，石越的态度犹当谨慎。
石越贵为右相，又是托孤之臣，在朝中本就威信素着，此番平叛，又立大功，他一言一行，都已是举足轻重。更何况此番王、马意见竟然出现分歧！
虽然，在这些事上面，连潘照临也弄不清石越的态度究竟如何……但潘照临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替石越事先谋划好这一切。
但是，当潘照临回到石府之时，石越却正在病榻上接见桑充国与吴从龙、曹友闻。
这吴从龙原亦是陈良的旧识，最精于礼制典章之学，早就投入石越门下。但他自入仕以来，因吏材平庸，又受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