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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3章

新宋-第4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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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分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才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掣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着;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像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分分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借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水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他单刀直入地这么一问,薛向的眼皮不由得猛地一跳。“吕吉甫这是有求于我!”只在一瞬间,薛向脑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但薛向却绝不敢向吕惠卿讨价还价,他并没有昏了头。吕惠卿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薛向想的东西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这时候和吕惠卿讨价还价,不过是自取其辱。

想要什么,要靠自己!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只要有皇上在,相公夫复何忧?如今这么多伪君子身陷陈世儒案,连司马十二亦未能幸免,相公又有何惧?”薛向眯着眼睛笑道。

吕惠卿却冷不丁地沉默下来,冷冰冰地望着薛向。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但薛向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但他也不揭破,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菩萨保佑。其实依我之见,有些事情,相公原是应当略忍一忍的。这回那些‘君子’们丑态毕露,但舒亶也太大胆了些,不免有些连累到相公。”

吕惠卿逼视着薛问,冷笑道:“师正一向是快言快语的,今晚如何却吞吞吐吐?”

“相公岂能不明白——陈世儒案牵连这许多公卿,依法穷追,原无可指摘。但是那些犯官狗急跳墙,亦难免会胡乱攀污。舒亶办案似嫌轻率了些,这种大案,还是当诸事请旨的好。象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这些人,总要稍留些体面。似他这般办案,全不给自己留退步,苛刻过甚,朝议汹汹,倒似是他在借机党争一般,还连累了相公。”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的反问道。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作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师正亦以为我差使得动舒亶么?”吕惠卿半真半假地苦笑道,“师正素知我与司马十二不和,若说我看不惯他假仁假义,想将他逐出朝廷——在师正面前,我亦不说假话,我确有此心。但我又何苦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朝廷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当年介甫是不得已——我这又是何苦?”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这句话却是正中要害。

吕惠卿是想借陈世儒案打击旧党,借此难得的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但他的目标原本只是吕公着与苏颂,一面杀鸡骇猴,一面清算一些旧党台谏,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但谁料舒亶意欲扬名,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牵出了司马康。吕惠卿见有机可乘,才在暗地里纵容——他哪知道还有一个雍王唆使石得一在舒亶那里推波助澜,倒以为只是舒亶在迎合自己。更不曾想,舒亶自知得罪旧党,已无退路,为了自己的前途,越发肆无忌惮,竟又逮捕吴安持、蔡渭,牵连越来越广,搞得朝中人人自危。这些吕惠卿事先并不知情,但木已成舟,他虽然怨怪舒亶鲁莽,却也无法可想——他不是不知道,舒亶既然连司马光都得罪了,便不怕把事情再闹大些,事情闹大了才能逼着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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