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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6章

新宋-第3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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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官制后,御史台下辖三个主要机构,其中殿院掌监察京朝百官,乃是御史台中最有实权的机构。这个“王殿院”叫王谷,表字世用,与蔡京是同榜进士,曾放过两任通判,皆以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做殿中侍御史不过一年时间,便接连弹劾数名权贵,京师已是人人皆知有个刚直的“王御史”了。

“快有一刻钟了。”蔡喜躬着腰,在前面引路,一面又低声说道:“今日午时,小的去蕃坊买家生(家生,即家具。),听到有人在议论,说是陕西出了大事。只是究竟是何事,却也没个准,有人说是西贼卷土重来,有人说是盗贼,还有人说是兵变。只是……”

“只是什么?”蔡京脚下未停,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只是有好几个人都说,有人在西京看见石府的二公子,虽是坐的马车,却穿着素白的袍子,好似押解的犯人一样……有人说唐大人是在陕西犯了事……”

蔡京猛地停下脚步,冷冷地道:“这些事,你不要乱传。”

蔡喜闻言,连忙回道:“是,小的不敢。”

蔡京点点头,看了他一眼,方继续向书阁走去,脚下的步子却是迈得更急了。陕西兵变,唐康擅调禁军平叛,蔡京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换一个时间,这将是震撼朝野的大事,但现在,这一切,却都不能成其为重点。蔡京清楚地看到政事堂内吕惠卿的位置摇摇欲坠,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大宋朝正危机四伏——但是,吕惠卿倒不倒台不重要,大宋朝倒不倒霉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吕惠卿的倒台,大宋朝的危机,必须能给他蔡京带来利益!保住自己,从危机中获取对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被中枢的争权夺利压成齑粉,这才是蔡京目前最需要关心的。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他把宅子买在熙宁蕃坊,他也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因为,他就是石越手中的棋子,而石越,已经将他这颗棋下出去了。他必须完成棋手的任务,也必须巧妙地保护自己,只要稍有不慎,无论是哪方面的力量,都能轻易地让他化为齑粉,并且,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包括石越的!

快到书阁的时候,蔡京刻意放缓了脚步,把自己的神态变得从容。他走进书阁之时,王谷已经站了起来,他手边的书几上,放着一把团扇和一卷书册,蔡京眼尖,已留意到青笺纸的扇面上,有司马光的题字。

他笑呵呵地抢上前两步,揖道:“世用兄久候了。”

王谷笑着回了一礼,道:“你我故交,不必论这些虚文。”

“还是世用兄洒脱通达。”蔡京笑着又请王谷坐了,令人换了茶水点心,方笑道:“那我也将那些浮俗权且抛开。此番劳驾兄台移趾,一是受舍弟之托,我家七哥与君家玉女的婚事,草帖前已卜吉,又蒙兄台不弃,两家亦已换过定贴。恰逢兄蒙恩旨入选兰台,将这事耽搁下来。数日前,舍弟寄来家书,托我打探兄台之意,若兄台应允,则可觅一吉日,他便令七哥入京,由我主持,行过定聘之礼,也好将此事早些定下来。”

王谷不料蔡京巴巴将自己请来,竟是先说他女儿与蔡京族侄的婚事,因笑道:“便依令弟之意,明日我便令人去找玉霄观李道长,请他卜个吉日。”

“如此多谢世用兄成全。”蔡京笑着抱拳一礼,又开玩笑道:“我家七哥在西湖学院,也算是个魁首,将来少不得还给世用兄一个状元女婿。”

“罢了,罢了。”王谷摇着手,笑道:“汴京三岁童子都知道西湖学院连中了三个传胪了,一甲却是一个也不曾中得。他若在白水潭,或还有几分指望。邵伯温都说了,西湖学院无一甲之命。”说罢,又看着蔡京,笑道:“元长找我来,断不会只为这些媒妁之事吧?”

“毕竟瞒不过世用兄。”蔡京笑道,却微微沉吟不语,只是一双眸子定定地望着王谷。王谷也只是含笑望着蔡京,并不说话。半晌,蔡京忽然一笑,缓缓道:“我听说兰台令出缺,君实相公荐范纯仁为御史中丞……”

王谷笑道:“元长来京不过两月,消息倒是灵通。”

蔡京微微笑道:“一年以来,司马君实接连荐举了十余名清流名士,其中既有邵伯温这样的白衣隐士,亦有杨时这样的中了进士后却不出仕的名士,还有世用兄这样的两任通判,在地方政声极佳的官员……一年之内,这些人几乎遍布御史台、给事中……”

王谷听到这里,忽淡淡插道:“但君实相公举荐贤材并无私心。司马公休才识过人,至今不过是秘书省校书郎而已。况且,君实相公举荐之士,固然有所谓‘旧党’者,然亦有李敦敏这样的所谓‘石党’,还有我这种东不投西不靠的——否则,以皇上之英明,也容不得他来安插党羽。”

“诚如兄台所言,君实相公的确没有私心。”蔡京抿着嘴,望着王谷,道:“我胡乱猜测一句罢——君实相公其实是操劳过度,疾病缠身,他是怕万一有不讳之事,所以才遍召群贤,只不过是希望他死后朝中能有贤臣弼士匡正而已。因户部尚书无除官之权,不得已他才寄望于台谏。本朝制度,能制衡两府者,亦只有台谏而已。”

王谷依然从容淡定地听着,但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隐不见了。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唯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的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柱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

自熙宁十四年西南夷大乱,宋廷派兵进剿,三年之内,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盗贼猖獗,宋廷不得不向益州逐年增兵,一路之内,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到了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禁军、厢军、乡兵、番兵,总数已达十二万余众,这庞大的部队,要分兵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又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更远甚于陕西……益州局势,早已成为压在司马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比谁都更加清楚,益州征战用度,十之七八都要自本路征调,但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却也不过八十六万余户。即是说,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而先帝英宗治平年间,大宋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近殚竭!相比之下,益州虽称富庶,但百姓之困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此时司马康向他禀报的,却似乎比他所了解的更加耸人听闻。

“……蜀中其实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自孟氏(指后蜀国。)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称,可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口袋。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于是和籴反是中下户来承担。”

“除此以外,用兵不免要征粮征夫,可愈是征调百姓愈是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于是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治安愈乱,而需兵愈多……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但朝廷便算知道,亦无良策。”司马光平静的语气,连他自己都似乎感到有点难以理解。

司马康一怔,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朝廷就那点家底。自仁宗以来,汴京积蓄之粮草,多则七年,少则五年。然从熙宁七年大灾开始,国家大大小小水旱灾害,便也没稍停;紧接着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后是西南,亦未曾停过。官家是仁君,爱惜民力,救灾用兵的粮草,多半都是存粮。汴京的存粮,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存粮只够一岁之用,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到处都挤满了漕船。去年两淮、两浙是大熟,两湖两江亦是丰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为防谷贱伤农,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一是补足京师存粮,二是保证边郡军粮。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却连连灾害欠收,元气刚刚恢复过来,军粮供应,还是要仰赖东南。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如今已是到了极限,凭谁也没有本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师、河北、西北、益州来——若非石越当年倡议,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司马康,苦笑道:“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可漕运运粮,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需费三十七万缗钱——这还没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成本。若让粮食走陆路,从东南运到汴京,便是天价。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要运进益州,费用更是不敢想象。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亦不愿看到蜀中局面败坏!”

“其实去年冬我便已经感觉到益州不对了,亦略做了些准备。”听到这里,司马康在心里默算了一下,那正是司马光给皇帝的三封奏章都被留中之后的事情,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司马光的奏折里写的是什么。他心中一凛,又听他父亲充满无奈地说道:“然我终亦是束手无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纵使不顾两北塞防,不计费用,将增运之粮菽全部运给益州,陆路困于蜀道,水路困于三峡,能运进去的粮菽不过是杯水车薪。倘若把运费加上,又足以让西南之支出翻倍。何况两北塞防关系国家之根本,亦不得不顾。除非有两三年的时间——但看现在之局势……”自做了这个户部尚书以来,司马光为了改善国家之财政而锱铢必较,每日休息不过两个时辰,累得几度吐血,这般劳心劳力,归根到底,其实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他却再也料不到,眼见着大败西夏,收复灵夏故土,在刚刚看到这个国家将要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之时,却冷不防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中。身为同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明白,现在益州路的局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司马光喃喃自语,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遵循自己以前的想法,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还是应当肯定他这些年来的选择,尽心竭力地匡扶朝政,为有所为而不惜与小人共事?

他所能预见到的局面,让他不自禁地怀疑起自己这几年的努力,但是,回想他这些年来所付出的心血,司马光又觉得并非一文不值。这几个月来,一个念头不断在他心间萦绕——为有所作为而妥协也许不是错误,但是妥协不应当意味着放弃斗争。君子不当消极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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