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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9章

新宋-第3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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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帘。

“凤?陈元凤?!”赵顼愣住了,“母后如何知道陈元凤的?”他不觉喃喃自语出来。

赵顼身旁一个内侍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似乎是想说话,但又似是顾忌到什么,又收了回去。但他的表情却全部收入了赵顼眼中。赵顼心中动了一下,不动声色的踏上舆驾,离开了保慈宫。

“道长,这一局棋,却是小王侥幸!”距玉津园不远的一座道观内,赵颢笑吟吟地向李昌济说道。二人面前,摆着一副黑白相错的棋局。

李昌济将手中的黑子丢进小棋篓中,笑道:“是贫道输了。”

“听说石越的夫人已经启程进京了。”赵颢似不经意地说道。

“哦?朝中争议未定,倒先将他家眷召入京师。今上毕竟是舍不得不用石越的。”李昌济一粒一粒的捡着棋子,一面笑道。

赵颢笑了笑,道:“道长的主意,孤已依言向太后进言。且已向太后说了,孤不过是忧心国事,不欲因此博虚名而使兄弟生嫌,故要请太后辗转白于皇兄。”

“如此便是妥当。”李昌济淡淡地说道。

“道长说皇兄果然会知道是孤所言么?”赵颢虽然想掩饰自己的关切,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他对“虚名”,绝非是不在意的。

“自然会知道。”李昌济似笑非笑地望了赵颢一眼,缓缓说道:“陈元凤不过一大名府通判,九重之内,如何知道此人?又如何知道此人与吕惠卿交好,素与石越有心结?今上是极聪明颖悟的人,这一层如何能瞒得过他?”

他暗暗摇了摇头,赵官家三兄弟,赵颢毕竟不如乃兄。赵顼想到这一节后,必然会询问宫中的内侍,这一段时间太后召见过什么人,那是一问可知的事情。

“不仅皇上会知道,用不多久,事情便会传开来,汴京城是最爱传播这些流言的地方,几个月后,便是官民皆知昌王献策定计了。”

“哎!”赵颢不胜唏嘘地叹了口气,道:“兄弟相隔,竟至于此。”

“贫然依然是那个主意。”李昌济将最后一粒棋子放入篓中,道:“大王现在既要韬晦,亦要收名誉。求田问舍者,难济大事。大王只须事事秉着为国家社稷之心行事,凡有建明之处,皆尽量归功于人,远避浮名。只需如此这般,大王虽不欲求虚名,而盛名可致。皇上开始或有猜忌,久之,必不相疑。至于其余的事情,自有贫道替大王周全。”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凝望赵颢一眼,悠悠道:“若天命在大王,则如此经营,必见其效。若天命不在大王,亦可全身保家,留令名于史册。”

已近黄昏的崇政殿显得有几分阴郁。

此时殿中只有紧绷着脸的赵顼与跪在他面前的一个内侍,愈发的显得森然。

“昌王?!”赵顼的脸色如同千年寒冰。

“奴才不敢欺瞒皇上。”内侍战战兢兢地说道:“奴才与保慈宫的宋来要好,他亲眼所见昨日太后召见昌王,还屏开内侍宫女们说了一阵话。后来陈衍又特意吩咐他不许乱传。”

陈衍是高太后的亲信宦官,赵顼是知道的。以面前这个内侍的身份地位,若没有证据,借给他一个胆子,也绝不敢胡乱攀诬陈衍这样的人物。因此,赵顼心里已信了八九分。“怪不得母后竟然知道一个区区大名府通判!陈元凤是吕惠卿举荐的人,母后一向看不惯吕惠卿,此番竟然举荐起陈元凤,且与范纯仁相提并论,若说没有昌王进言,绝不可能……”赵顼在心里计议着,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他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谋略了?

赵颢是他所深知的,说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恪守祖宗的法度,颂扬道德之士,这些方面的确可以称为“贤王”,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事务,无论是人事还是政务,又有哪一样是这个昌王能理得清的?

他什么时候竟然便长进了?!

这个建议若是太后所倡,还见不到它的妙处。若是赵颢所建明,则其中的妙处又岂止于此?他推荐的几个人选,竟然是照顾到了几乎朝中所有势力的利益!甚至连向皇后一家都没有漏过!

幸好他还懂得不要来卖这个好!赵顼在心里冷冷地说道。

跪在皇帝脚下的小内侍,突然间打了个寒战。

文彦博自崇政殿出来后,眼见着天色已晚,便径直出了皇城,打马回自家府第。从崇政殿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来看,文彦博猜测皇帝实际上对石越为帅之事已经基本上有了宸断。但是“将从中御”的传统在皇帝身上却始终根深蒂固的存在,虽然其表现有了一定程度的克制。由枢密会议推荐各路兵马的主帅,这倒是无可非议的。但文彦博却认为,在兵力配置、进兵路线、各路兵马的战略目标上,应当多听取陕西将帅的意见。朝廷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石越这个主帅要来何用?况且战局是变化莫测的,主帅若没有相当的决断之权,极容易贻误军机。但是当今这位皇帝,有时候却似乎是恨不得自己能率兵亲征才好。

但愿石越能有一点独断专行的魄力。文彦博几乎是有点矛盾的想着。身为大宋枢密使,全国军队的最高长官,文彦博认为自己有责任给予前方的主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要说服皇帝克服他对战争指手画脚的习惯,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某一段时间,皇帝也许突然觉悟了——但过不了多久,他又会旧病复发。有人认为“将从中御”是大宋的祖宗家法,但文彦博却认为这不过是皇帝的性格使然。太宗皇帝与当今的这位皇帝,大不敬的说,都不免有点志大才疏,便格外喜欢“将从中御”,但太祖皇帝与仁宗皇帝,甚至是真宗皇帝,都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在位时间不长的英宗皇帝,也看不出来有这样的倾向。

但即便如此,与皇帝的坏习惯作斗争,亦是一件相当让人困扰的事情。

“相公,兵部尚书吴大人求见。”文彦博刚刚下马,便有家人前来禀报。“吴大人在客厅已候了小半个时辰了。”

“知道了。”文彦博略有点奇怪,但却不动声色地吩咐道:“快带路。告诉夫人一声,留吴大人在府上用晚饭。”

“是。”家人此着文彦博向客厅走去。未多时,便已到客厅,只见吴充正在那里正襟危坐,但双眉紧蹙,显得有点心不在焉。连文彦博走近都没有发现。

“冲卿。久候了。”文彦博一面走进客厅,一面向吴充抱拳笑道。

吴充回过神来,忙站起来,回了一礼,如释重负地说道:“文公可回来了。”不待文彦博说话,吴充又说道:“下官亦不敢说那些虚文,实是有要事,要向文公讨教。”

“是何要事?”文彦博亦极少见到吴充如此着急的神态。“莫非哪里闹兵变了?”说完,他自失地一哂,果真闹起兵变,吴充就会先找皇帝了。

果然,便听吴充叹了口气,苦笑道:“比些许小兵变还要严重几分。职方司加紧文书,长安府职方司有两个不成器的小武官,私自刺杀仁多澣的使者。”

“这是何等大事?”文彦博不以为然地笑道,“石越这点事都处分不了?”

“这两个小武官,一个是种家的,一个是姚家的。被刺杀的使者,是文焕。”吴充只是不住地苦笑。

“文焕?”文彦博愕然。

“正是。文焕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吴充道,“兵部闹出这样的事来,下官亦无脸面继续做这个兵部尚书。职方司郎中至相关主官,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这都不用说了。只是如何处分两个犯官,却甚是棘手。在这节骨眼上,闹出这种事来!”

“大宋自有律令!冲卿你怎的闹起糊涂来了?”文彦博一掌击在桌子上,厉声喝道。

吴充怔了一下。

“种家、姚家又如何?他们敢造反不成?!”文彦博沉着脸说道,“此事不诛,国家法度何存?若是姑息,祸乱更甚于藩镇。冲卿只管回府,等着诸种诸姚的谢罪表章,看看谁敢替自家子侄求情?!石越与卫尉寺亦自会有奏章递上。大宋不是晚唐,容不得武人胡作非为!”

“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唯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第八十四节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着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着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心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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